(一)教育为治国之本

王夫之认为，一个国家除了政治外，教育是最重要的。他说:“王者之以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语其先后，则政立而后教也施焉。”^[77]他还具体分析道:“治道自治之亡而晦极矣!非其政之无一当于利病也，谓夫言政而无一及于教也。”^[78]他认为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化日衰”，学校教育“名存实亡”，“其穷也，以教而锢人之子弟，其达也，以势而误人国家”。^[79]由此，他希望“谋国者”能记取这个教训，对百姓除了“宽养”以外，还要施以“教化”。

(二)“习与性成”

王夫之把人性分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两种。“先天之性”“天成之”，“后天之性”“习成之”。他认为，“先天之性”在不断生长，“后天之性”也不断生成。即“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故善来复而无难，未成可成，已成可革”。^[80]他明确提出人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不断的生长变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日生则日成”的。(www.daowen.com)

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知识才能、道德观念是后天形成的，是学习和教育的结果，“学为成人之道”，“人之性随习迁”。教育不是“复性”，而是一个“继善成性”的过程。“继善”是通过力行实践，掌握自然和社会伦理变化之道;“成性”就是利用人性中潜在的“知”、“能”，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在“继善”的日生不息中，逐渐做到“取多用宏”、“取纯用粹”，通过“用”，使“人性”相对固定起来，即成为“性”的新成分而继承下去，丰富起来。

总之，王夫之认为，“性者天道，习者人道”，“性”与“习”是统一的，“天人相为有功”，而形成后天的“习性”，因此，人性的善恶并非天定，“性为最初之生理，而善与不善皆后起之分途也”。^[81]

“人性随习易”，而“习且与性成”。王夫之认为，在人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习”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说:“孟子言性，孔子言习。性者天道，习者人道。《鲁论》二十篇皆言习。故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失之习，而欲求之性，虽见性且不能救其习，况不能见乎!”^[82]又说:“人之皆可为善者，性也;其有必不可使为善者，习也。……故曰:‘习与性成’。成性而严师益友不能劝勉，醲赏重罚不能匡正矣。”^[83]人的知识才能、道德观念“非性之本然”，而是后天教育与学习的结果。“人之性随习迁”，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