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70]又说:“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71]他认为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朱熹把人性分成“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两种。

朱熹认为，“天命之性”人人皆同，“气质之性”因人而异。他说:“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72]他认为，人之善恶既与先天素质有关系，也与后天习染有关系。“人之生而有血气之身，则不能无气质之偏以拘之于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于后，是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于乱伦理而陷于邪僻也。”^[73]但在这两因素中，后天习染相差巨大，即环境与教育在人的道德品性形成中起着决定作用。“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74](www.daowen.com)

因此，朱熹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发挥“气质之性”中所具有的“善性”，去蔽明善，就好比下功夫把浊水中的明珠揩拭干净，恢复宝珠原有的光泽一样。他说《大学》中的“明明德”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明明德”，就必须“复尽天理，革尽人欲”。总之，朱熹从他的理学观点出发，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