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是治国之本

董仲舒认为教育是治国之本，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52]“天之任德不任刑也”。^[53]

他说:“尔(指统治者)好谊(义)，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54]这是指统治者进德修身、节制贪欲，才可能清明政治，实现所谓仁政德治的理想。因此，他曾向汉武帝进言，要让未来的统治者“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55]建议加强治术人才的培养教育，使这些人懂治术、善教化、德刑并用。他强调了教育对培养统治人才的重要作用。

董仲舒告诫统治者，要防范百姓“犯上作乱”，就必须建造牢固的“堤防”。他认为这种“堤防”就是社会教化，其作用远非刑罚所可比。他说:“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56]他还告诫统治者，要“南面而治天下”必须“以教化为大务”，^[57]强调了加强社会教化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极端重要性。所谓“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58]进一步说明加强社会教化是长治久安之策。(www.daowen.com)

(二)“化名成性”

董仲舒还根据其“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的人性说提出“凡人之性，莫不善义”，^[59]认为人有善端和善质，就具有了接受王道教化而至于善德的基础，否则“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60]他认为教化致善是人性的继续和发展，将教化视为人的发展。他还认为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主要指道德认识能力，是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董仲舒否定人性可以“不教而善”，强调人性并非就是善，得出“善，教诲之所然”^[61]及“性非教化不成”^[62]的结论。

董仲舒说:“性如茧如卵，卵待复而为雏，茧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63]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他把教育看成国之“大务”，曰:“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64]由于历史和阶级之限，董仲舒又把处于被统治地位的“民”看成是“萌而无识”，有待于君主的教化，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