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所以论及其特点，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确多有论述。我们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很多，其最显著的个性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底蕴深厚、生命力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说，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中外历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化因为异族入侵而中断，如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曾经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这都是由于它们根基不深，站脚不稳。中国传统文化却大不相同，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的相继南下，乃至蒙古、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延续性，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又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近年来，千百万华侨都来关心中国的振兴，正是这种文化凝聚力在起作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海外广大同胞的爱国心，争取他们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正是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

(二)以人为本，重视道德

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在处理人事与天道的关系时，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主张要先尽人事，然后再考虑天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伦道德。儒家文化主张“从政以德”，强调道德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董仲舒改造了原始儒学的思想，把“三纲五常”作为新儒学的核心。宋明理学更是强调道德与自我修养的作用。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要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弟悌，朋友之间要讲义讲信，为人臣、人妻要守节，与一般人交往也要讲忠恕之道，要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合力、朋友同心。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君主专制，强调臣民要忠君，但同时也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贵君轻，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论断。因此，尊君重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三)强调人格，舍生取义

孔子认为，人生在世一定要有独立的人格。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苟且偷生。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又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9]政治清明，符合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可以出来做官;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就应该退隐，而不应贪图宝贵荣华。孟子认为，生命与道义都是可贵的，假如两者不能兼得，就应该舍生以取义。他认为，作为一个大丈夫，应该具备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苏武、杨业、岳飞、文天祥等无数忠君爱国的英雄。这种思想，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屈原“书楚语、用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以自己的赤诚之心和一生的血泪写下了《离骚》《国殇》《九歌》等爱国主义诗篇，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自然应该肯定。西汉的苏武誓不投降匈奴，在北海牧羊十九年，持汉节不失，忠心不变;杨业宁死不降;岳飞精忠报国;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拒绝当元朝的宰相，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走向刑场;明朝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抗倭名将戚继光写下了“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著名诗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一腔正气，无私无畏。所有这些，无一不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强调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精神教育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传统之一。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永远值得继承和发扬!

(四)崇尚中庸，追求和谐

“和”作为哲学范畴，是指对立面的统一。“和实生物”，只有“和”，万物才得以生长，天下才能太平，国家方能兴旺，个人才能幸福。儒家的著名学者荀子一方面主张“致天命而用之”，但同时又认为宇宙即是一个大和谐的局面:“列星随旋，日月递照，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10]而认为日食月食，地震山崩，水旱灾害等则是天地失和的表现。《中庸》则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也者，天地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在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先秦各家多以“和”为最高理想。老子主张“守中”(《老子》第五章)，认为婴儿(喻“道”)状态乃“和之至也”。(《老子》第五十五章)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了“和之以天倪”的论断，都是认为“和”才是天人之间最理想的状态。名家学者惠施则认为“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11]尽管万物有差别和矛盾，但最终的结局和最佳状态却是和谐。汉代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的主张，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都是相类相通的，因此可以达到和谐和统一。

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和谐统一，是持中贵和思想的重点。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12]在先王之道，在礼制当中，“和”是最重要、最优秀的品质;但也反对无原则的调和，更反对同流合污，故而提出了“和而不同”^[13]的主张。儒家主张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弟之间讲“悌”，朋友讲“信”等等，目的也是为了维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局面。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将“人和”作为战争胜负的关键。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战争，在其他工作和活动中，能否做到“人和”也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问题。(www.daowen.com)

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持中贵和的精神渐渐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中国文化各门类的共同追求。在政治上，人们重视君臣、国家、民族间的和谐，主张“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4]在经济上，主张“百姓时和，事业得叙”，^[15]“不患贫，而患不均”;在思想方法上，主张“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在个人修养上，主张“从容中道”，“文质彬彬”。在艺术上，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6]在美学上，主张“以和为美”。在戏剧文学上，主张“大团圆”的结局等等，这些都是强调“和”。

(五)儒家为主，众家并存

先秦诸子学说都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这就是“救时之弊”。梁启超认为，先秦诸子百家“皆起于时势之需求而救其偏弊，其言盖含有相当之真理”。^[17]胡适则说:“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并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救之，故其学皆应运而生。”^[18]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曾是春秋时期的“显学”，经过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在战国时期仍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以“仁”和“仁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以贵和持中为核心的思想方法，以重人伦、重个人修养为核心的修身养性之道，以“信而好古”“宪章文武”“法先王”为核心的社会理想，并不符合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争霸称雄、夺取天下的政治需要，不符合新兴地主阶级变法革新的要求，因而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尽管他们也曾周游列国、招徒讲学、著书立说，但始终未能得到当权者的重视，始终处于“子”学的地位，而未能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只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他们的主张才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从“子学”变成了唯我独尊的官学。从此之后，儒学虽然也曾几经变化，但其礼治德教的精神却始终一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是先秦诸子中的一大流派。从许多方面来看，它与儒家观点不同:儒家重视人伦，道家尊崇“自然”;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质朴”;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则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从另一方面看，道家与儒家在精神上也不是全然对立的，而是存在着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质素。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道家的崇尚自然就有一定相通之处。在战国时期，道家出现了黄老刑名学派，在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曾经发挥了一定作用。汉朝建立后，黄老刑名之学曾成为汉初七十余年的统治思想，其中吸收了不少儒家仁政德治的主张。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黄老之学虽然也在被罢黜之列，但其影响并未立即消失。东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很快形成了以儒为宗，儒道佛三家鼎立的局面。魏晋玄学从本质上说是儒道结合的产物，宋明理学则是儒道佛合流的产物。

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在战国各诸侯国的变法革新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秦始皇君臣也崇尚法家，正是用法家思想灭掉了六国，统一了中国，并建立了一整套巩固统一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由于法家过分强调暴力，滥用民力，导致了农民阶级和各国旧贵族的反抗，秦朝二世因而灭亡。继起的汉朝虽然全面继承了秦朝制度，但却不敢公然宣称用法家思想治天下，反而大讲法家亡国论。实际上却是口头上大讲仁义道德，在具体行政执法时又不能不采用法家的主张与政策。直到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之后，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现地发挥作用，历代统治者多数采用“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法，即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儒法并用。个别纯用儒家学说的帝王除了导致大权旁落、国力衰微之外，没有更好的结果。于是，在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儒道互补、外儒内法、儒佛道合流的统治思想。

(六)直面现实，经世致用

学术界将这种实用倾向称为“实用理性”或“实践理性”。中国古代文化以“补偏救弊”，即以解决社会、人生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多数学者热衷于对政治、伦理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只有极少数人对抽象的思辨感兴趣。

孔、孟、荀等三位儒学大师在讲到自己的治学重点时，对这一问题作出过自己的解释。有的学生向孔子请教鬼神之事，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有的学生问孔子人们死后的状况，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因此，他的弟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19]“敬鬼神而远之。”^[20]这说明，孔子着重研究的是与人生密切相关的问题，对于那些玄妙难知的鬼神世界不感兴趣。孟子则说:“知者无不知，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不遍物，急先务也。”^[21]像尧舜那样大智大慧的人还不普遍研究所有问题呢，何况其他凡夫俗子。因此，人们的研究应该采取“急先务”的方法，也就是后人说的“急用先学”、“当务为急”、“立竿见影”。荀子在《天论》一文中也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争之察，弃而不治。”孔子、孟子、荀子的这种治学重点和治学态度，对他们的弟子和后人发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实用理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老子、庄子主张“法自然”，曾经研究过不少抽象的理论，他们的辩证法思想、逻辑学说、相对主义理论等对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而有关修身养性、有关真人、神人的论述等，则成为道教长生不老、成仙、成神的理论先鉴。这与孔孟的实用学说应该说是大相径庭，大异其趋。老子关心的重点依然是“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着重研究的还是“君人南面之术”，包括以退为进、柔能克刚等为人处世之道。他们的后学弟子研究的黄老刑名之学，其实用性比起儒家学说来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名家主要研究思辨哲学，它促进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但是，他们后来也与道家、法家、儒家结合，这才形成了黄老刑名之学。他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则是“名”与“实”的关系，它与国计民生也是密切相关的。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经世致用，就是主张做任何学问都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比如修史是为了察古知今、鉴戒垂训，因此才有了《资治通鉴》等这样的史学巨著;写文章强调“文以载道”，因为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22]写诗作词也是为了“诗言志”，^[23]兴、观、群、怨，不仅仅是要抒发自己的离情别绪，而是为了事父事君;绘画是为了“助名教而翼群伦”;^[24]音乐则是为了移风易俗，因为它可以善人心，感人至深，自然能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正是在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传统影响下，中国古代的科学也成为实用科学，无论天文、数学、医药、地理，还是农学水利，乃至四大发明，大多是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实用科学。这些实用科学的成就之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之强，曾在世界历史上遥遥领先。同时，也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点，有其对科学发展不利的一面。儒、道、释三家，从思维方法层面讲，主要是直觉辩证思维，这种思维方法，有其积极的一面，对世界和事物容易形成整体观念，便于对世界以及具体事物进行整体把握;但重视直觉思维、轻视逻辑思维有其消极作用，因为这种思维方法，不容易形成科学理念，不容易建立起对事物、对世界有理有据的科学认识。我国近代科技发展落后于西方，这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