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黄金到1939年，澳大利亚为整个世界贡献了近七亿一千五百万吨金矿石。从开采金矿的历史来看，澳大利亚的采金业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偶然发现金矿时期，人们猜想也许能找到储量可观的金矿。第二阶段，随着“淘金热”的兴起，世界各地的淘金者蜂拥至澳大利亚开采黄金，或从溪流中冲洗金沙。第三阶段，表层的冲积矿层被开采干净后，采金成为有组织的产业，很多人为此投入技术和资金。虽然大部分组织具有投机性质，采金结果也无法预期，但毫无疑问，采金业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产业类型。

吉普斯兰岛

罗德里克·莫奇森男爵（1792—1871）

1839年，波兰伯爵保罗·斯切莱茨基在一次科学考察中，翻过东南山脉后，进入了他称为吉普斯兰岛的维多利亚地区的一个地方。他在分解后的矿石中发现了黄金颗粒。罗德里克·莫奇森男爵看了保罗·斯切莱茨基绘制的地图和样本后，指出吉普斯兰岛的地质构成与乌拉尔山脉的金矿相似。他写信给殖民地大臣乔治·格雷，报告了他的判断及其理由，但并没有引起政府的关注。后来，新南威尔士的几个人偶然发现了细碎的黄金矿石。早在1823年，测绘师麦克布莱恩在鱼河附近发现了黄金颗粒。悉尼地质学家W.B.克拉克在巴瑟斯特附近进行了考察，还将黄金样本交给了乔治·吉普斯总督，重大发现即将浮出水面。但乔治·吉普斯总督并不看好这些发现。他担心面对黄金的诱惑，罪犯们会引发骚乱。于是，他对W.B.克拉克说：“收起来，克拉克先生，否则我们都会被割喉。”他还请求保罗·斯切莱斯基不要对外提起自己的推断，以免罪犯和殖民者引起骚乱。保罗·斯切莱茨基也考虑到了类似的问题，在写关于澳大利亚的书时并没有提到黄金一事。1848年，有人在贝里马附近发现一块黄金，并拿去给悉尼政府部门看。但悉尼政府并没有派人对贝里马进行地质勘探，因为担心会“引发公众的胡乱猜测”。

不只在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地区也出现了关于发现金块和金沙的消息。1847年，一位来自菲利普港的牧羊人在一棵被风刮倒的树的树根下发现了黄金。1849年，墨尔本的一个金匠在偶然间发现了黄金，并私自卖了几块。一个叫查普曼的牧羊人在巴拉腊特附近的巴宁扬山放牧时，发现并带回了二十二盎司黄金，还答应带人去当地的山间沟壑里寻找黄金。一位黄金分析专家随查普曼去了那个地方，并带回了二十四盎司黄金。吉普斯兰岛的一个劳动者在挖洞立围篱柱时，铁锹碰到了金块，突如其来的好运让他一夜暴富。类似的事件不断发生，人们预感到即将出现重大发现。

1850年后，大规模的淘金热正式拉开帷幕。爱德华·哈格里夫在巴瑟斯特平原上有一个牧场。1849年，他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在扑克滩和咆哮营与形形色色的人一起埋头苦干。他注意到，巴瑟斯特与当时盛产金矿的地区非常相似。他了解黄金出产地的地质特点，因此，匆忙回到澳大利亚寻找金矿。1851年5月，一位土地专员从巴瑟斯特写信给悉尼，以警告的口吻说，爱德华·哈格里夫雇人在夏山溪边开采黄金，他们已经找到了几盎司黄金。他认为“应该采取严厉措施禁止这些人在皇家土地上不务正业”。土地专员还认为，牧羊比黄金重要得多。当地政府也是这么想的。但爱德华·哈格里夫和查尔斯·菲茨罗伊总督一直有往来，如果他能指出黄金的确切所在地，一定会要求查尔斯·菲茨罗伊总督奖励他。最后，他得到了一万英镑赏金，还作为有名的淘金者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然而，事实上，W.B.克拉克早在他之前已经发现黄金，而且有理有据。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

巴瑟斯特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墨尔本后，以前偶然发现黄金的说法进一步得到佐证，但并没有引起骚乱。当时，维多利亚的商业萧条，人们逐渐离开了这里。曾经的繁华已然不再。在关键时刻，没有比发现黄金更好的消息了。富有的市民们立刻组织了委员会，用丰厚报酬悬赏发现黄金的人。有人很快带来了消息，称在离墨尔本不远的普伦蒂山脉发现了黄金。勘探者从亚拉河上游带回了掺杂金色颗粒的沙石。在更远的科伦斯，一位长途汽车司机在闲暇时偶然发现了珍贵的地下沉积物。在亚历山大山，下山的人的口袋里装满了纯金块。1851年8月，托马斯·希斯科克在巴拉腊特发现了惊人的财富。1851年11月，法兰西人亨利在本迪戈的金沟挖出了一条黄色溪流。截至1851年底，人们在维多利亚共开采出了二十四万九千吨含金矿石，价值九万英镑。

其他人也有重大发现。克尔博士雇了一个土著人，让他在巴瑟斯特地区砸一大块石英，后来在石英石中发现了黄金，并在当地找到了重达一百英担^[1]的纯金，其中一块石英重达六十磅。在巴拉腊特的黄金角，淘金者挖了一个五英寸深的洞穴，洞底厚厚的天然黄金层看起来像珠宝店一样。另一位巴拉腊特的淘金者一天内轻松采到了价值一千八百英镑的黄金。本迪戈的矿工六个星期内可采到价值三千英镑的黄金。在巴拉腊特的一个矿点，一支由八个人组成的淘金队采到了价值一万两千八百英镑的黄金后，将矿点卖给了一支十个人的淘金队。这十个人短短三天就采了价值一万英镑黄金。后来，他们又将这块“黄金宝地”的短期使用权交给了一支十二人的淘金队，允许他们采矿一周。结果，这支淘金队也采到了价值一万四千四百英镑黄金。十个人的淘金队拿回采矿权后，在接下来的一星期又开采了价值九千英镑黄金，随后又将矿点卖给了另一伙人，这些人也从中赚了五千英镑。其间，淘金者采到的最大金块重达两千两百一十七盎司，最大的自然金块重达两千两百八十盎司，小一点的金块多得像沙滩上的石子一样。查尔斯·拉特罗布副总督在巴拉腊特巡视时，一个矿工给了他一块纯金作为留念。当时，他说这份礼物太贵重了，但那个矿工只是淡淡地回答说这儿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实际上，蜂拥到产金地区的几千个淘金者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幸运地找到了黄金，但其他人总是满怀希望。

本迪戈

易卜生（1828—1906）

澳大利亚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世界其他国家后，由于一些夸张的不实描写，很多人以为澳大利亚遍地都是取之不尽的黄金。虽然多家外国报纸报道的故事并不夸张，但是实际发生的事比人们想象的更精彩。发现黄金的消息从挪威的峡湾传到了中国的农村。易卜生在克里斯蒂安^[2]创作诗剧《爱情喜剧》时，将沙漠那边的巴拉腊特描述成一个值得拼搏的地方。淘金者有的来自中国广东，有的来自伦敦上流社区。几千名中国人蜂拥而至。有人说，原本荒无人烟的澳大利亚渐渐变得像亚洲一样人口众多。巴瑟斯特、本迪戈和巴拉腊特成了地球上人口最为混杂的地方。1851年，大量移民来到澳大利亚，英属殖民地的外国人比英国人还要多。新涌入的移民立即前往淘金点，希望澳大利亚能使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得富甲一方。1855年前，维多利亚的居民数量和淘金热前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数一样。

殖民地政府称，在“天然矿床”找到的黄金应该归英国皇室所有，但政府可以给开采者颁发开采许可证。在新南威尔士，1851年5月的开采费是每月三十先令。1851年8月，维多利亚也宣布征收开采费，并在矿区指派专人颁发许可证，禁止没有交开采费的人进行采金活动。1852年，英国政府宣布，开采费将用来抵销当地的管理开支。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上议院成员大都是地主，他们中的许多人将矿区视为不祥之兆，决定让采矿人为开采黄金付出代价，因为采矿人挖走了农场和牧场的大量劳动力。一些擅自占地者担心自己牧群的利益受损，蛮横地呼吁禁止采金，还说是“为了不损害殖民地的工业产值”。显然，他们的想法是荒谬的。但人们认为政府至少应该从采金人的收益中获益。此外，采金区产生了很多额外花费，因为采矿区需要修建更多马路、码头，配备更多的官员和警力。擅自占地者和统治阶层都认为这些费用应该由采矿者负担。

然而，许可证制度并不公平，必然会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每个采金人每月必须交三十先令开采费，无论他们是否有收获。第一轮淘金热中，很多人轻而易举地成为富人。但在这之后，金块就不再像热带岛屿的椰子那么多了。开采金矿犹如赌博一样，有人满载而归，有人两手空空。在新南威尔士的特伦矿区，曾发生过抗议抽税的暴动。由于矿工人数并不多，暴动很快被平息了。

但维多利亚地区发生了更严重的骚乱。一部分来自欧洲的革命激进分子，历来喜欢引发暴乱，藐视权威。查尔斯·霍瑟姆爵士称骚乱是“一群狡猾、工于心计的外来激进分子故意制造的混乱”。他的言辞也许有些夸张，但也说明采矿人对澳大利亚殖民地产生了一定影响。更重要的是，维多利亚金矿的地理位置比较集中。本迪戈、卡斯尔梅恩、克雷西克、巴拉腊特、马里伯勒和其他一些采矿中心之间相隔并不远，矿工之间感情深厚。因此，个人的矛盾往往会升级成整个矿区的群体性事件。但更重要的是，收取开采费的警察执行公务时态度傲慢，惹怒了很多人。当然，也有许多负担得起开采费的人有意逃避开采费。政府想要从采矿人身上收钱并不容易。每当警察前来收费时，他们会躲在各种地方，譬如树丛、竖井、帐篷等。一些经常和矿工打交道的生意人也和采矿人站在一起，与警察作对。因此，政府实际收取的开采费总是比应该收取的数目少很多。维多利亚政府急需征收这笔钱，因此，警察们经常被上级催促，自然而然成了矿区的敌人。最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威胁公共秩序的紧张局势。

查尔斯·霍瑟姆爵士（1806—1855）

查尔斯·拉特罗布承认许可证制度并不公平，赞成对黄金强制征收出口关税。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从采矿业中获益了。但上议院拒绝了他的提议，建议降低采矿费。1853年，殖民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采矿费减少到每个月一英镑，或一年八英镑。但警察们仍然像讨债一样收税，四处搜人，对矿区的人们恶言相向，盛气凌人。矿工中逃税避税的做法让矿工们引以为傲，他们将其看作不畏强权的光荣行为。

1854年10月到12月，在巴拉腊特，这种敌对情绪导致了公开骚乱和暴动，最终爆发了尤里卡栅栏事件。1854年10月，一伙暴徒烧毁了一家名为尤里卡的酒馆。酒馆老板詹姆斯·本特利曾是范迪门斯地的罪犯。一位矿工在酒馆门口与人发生口角被杀，据说凶手正是詹姆斯·本特利。但因为他与治安官有交情，所以被无罪释放。一万多名身强力壮的矿工举行了抗议游行。警察试图疏散示威人群，但怒不可遏的矿工冲进了酒馆，放火烧了尤里卡酒馆。后来，詹姆斯·本特利被再次逮捕，与三个共犯一起被控杀人罪，之前赦免他的那个治安官也被开除公职。

矿工和殖民地当局的冲突仅是一些市井纠纷。然而，这些纠纷引发了一场带有政治理想主义色彩的运动。一个叫巴拉腊特改革联盟的组织除了支持矿工反对缴纳采矿费和警察的暴力执法，还提出了政治方案，要求在成人男性普选权的基础上派出代表参加议会，而且议会成员应该享有报酬，提出取消议会成员的财产资格，从矿工和政府中各选出仲裁代表解决纠纷。该联盟的方案实质上是英国宪章运动在澳大利亚的改良版。

巴拉腊特改革联盟承诺支持那些拒交开采费的矿工，几百个开采许可证被当众烧毁。在尤里卡栅栏事件爆发前，还发生了几起冲突事件。查尔斯·霍瑟姆总督认为必须派出军队镇压骚乱。1854年11月28日，第四十团派出了一支小分队。小分队一出现，两个矿工就走近指挥官怀斯队长，问他马车里是否有枪支。怀斯队长轻蔑地说，对一群造反派，他无可奉告。于是，这伙人愤怒地冲向军用车队，俘虏了士兵，并扣下了一辆马车，推翻了另一辆马车，将剩下的士兵赶回了军营。士兵们冲进人群，企图救下马车，但马车里的物资，包括一部分军火，都被暴民们抢走或损坏了。士兵们气急败坏地挥剑砍向人群，导致多人受伤。

显而易见，政府被迫采取了武力措施镇压暴动。矿工们也必须做出选择，是拿起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还是乖乖屈服。然而，矿工们决心已定，并选举彼得·莱勒为领袖。彼得·莱勒身材高大，是一个能言善辩、能力出众的爱尔兰人。在他的带领下，矿工们划出了一英亩土地，并用栅栏隔开，用泥土、石块、木头加固了栅栏，作为尤里卡的防御阵地。德国人弗恩负责监管堡垒的建造过程，但堡垒修建得并不坚固。与此同时，政府派出的军队也加强了防卫，指挥官托马斯队长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此，决定清晨向栅栏发起攻击。彼得·莱勒和他的四名副官宣布成立“维多利亚共和国”，还升起了一面印有白色星星组成的十字架的蓝色旗帜，作为革命的象征。(www.daowen.com)

彼得·莱勒（1827—1889）

1854年12月3日凌晨4时，托马斯队长带领一支由二百七十六名士兵和警察组成的队伍，袭击了尤里卡栅栏。这支队伍中，只有一百八十二人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此次袭击使矿工们措手不及，但他们立刻开始反击。后来，政府的军队遭到枪炮的轮番攻击，指挥官怀斯队长和一些士兵战死。军队发起两轮攻击后，托马斯队长命士兵们冲破栅栏的木头护墙冲上去。军队很快占领了制高点。士兵与矿工们进行了一场短暂的肉搏战，二十五分钟后，战斗结束，矿工们的旗帜倒下，弗恩也逃走了。彼得·莱勒胳膊受伤，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英国女王的军队重新夺回了尤里卡栅栏。四名士兵和一名军官丧生，还有一些人受伤了。矿工们死了约三十人。士兵们大多作战英勇，而且具有侠义精神。但警察们由于报复心理，杀死了很多矿工，验尸陪审团指责他们“远程射杀了手无寸铁的无辜人群，而且不论性别，手段残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澳大利亚的矿工们总是将尤里卡栅栏事件视为“争取自由的抗争”。事实上，后来的自由化管理体制也与这起事件有关。然而，反叛精神并不是矿工们与生俱来的特点，尤其是英国裔矿工，他们更冷静理智一些。真正引发暴乱的人应该是那些对英国的管理制度心怀不满的外国人，但也很难说他们是引发暴乱的主要原因。有人质疑外国淘金者是否起了煽动作用。据说。查尔斯·霍瑟姆总督急于找一个理由掩盖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不当行为，因此，他声称大多数矿工都受到了非英国裔的煽动者的教唆。但弗恩是一个德国人，另一个被杀的领导人索恩也是德国人。被捕的红发拉斐尔是一个意大利人，生来就讨厌奥地利人，憎恨一切权威。

暴乱者宣誓效忠蓝色十字架旗帜

殖民地军队抵达尤里卡

殖民地军队与尤里卡暴乱者展开战斗

殖民地军队荡平尤里卡栅栏

在维多利亚恢复正常秩序前，一直有不少流言蜚语，但和尤里卡栅栏事件有关的团伙已经被根除。十三个叛乱分子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前两起案件中的被告行为没有构成刑事犯罪，因此被无罪释放。维多利亚政府没有让剩下的人接受庭审。他们虽然一再坚持，但还是被拒绝了。在斗争中失去右臂的彼得·莱勒躲开了警察，没有被起诉。弗恩也躲过了审判。但当陪审团宣布审判结果时，他们在法庭上大声欢呼，公然藐视法庭。为了惩戒他们，首席大法官判了他们一个星期监禁。被派来调查这次纠纷的委员会建议取消许可证制度，颁布《矿工权利》法案。该法案规定采矿者每年需上交一英镑开采费，但也保障了矿工拥有的矿区权益和采金归属权益。

墨尔本居民涌上街头庆祝暴乱者无罪释放

在一系列动荡事件中，疯狂追求财富和自由的淘金岁月匆匆流逝。巴拉腊特和本迪戈等地的表层黄金已经被第一批淘金者搜刮干净。巴瑟斯特平原、普伦蒂山脉以及其他地方的采金业从随意开采转为有组织的工业开发。“不停寻找金矿”直到交上好运和在小河边淘洗金沙的小型采金团体越来越少。身穿红色衣服的淘金者冲洗沙石的锡盘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大型矿区的滑轮轴。电力驱动的碎矿机迅速磨碎了从地下四千六百英尺的地方吊上来的含金矿石，就像本迪戈的维多利亚石英矿井一样。很多公司的股东从未查看过矿井，只是找来资金投入采矿“表演”，常常赔得血本无归。矿工为了工资到处寻找新的矿脉。从那时起，虽然也有一些人为淘金来到澳大利亚，但再也没有出现过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潮。卡斯尔梅恩周边和其他矿区出现了无数黑色的洞窟，就像淘金大潮中矿工们用铁锹和铁铲挖出的巨大墓穴，吞噬了无数矿工的热情，也催生了人们渴求上帝赏赐的希望。

澳大利亚淘金盛况

澳大利亚的各个殖民地都发现了黄金。1867年，勘探者詹姆斯·纳什在金皮发现黄金后，昆士兰也有了一些惊人发现，有人找到了重达一千盎司的黄金块。摩根山是最受瞩目的矿区。1882年，摩根三兄弟以一英亩一英镑的价格买下入这块位于山顶的土地，但当时他们完全不知道摩根山下面竟然埋有金矿石，而且其黄金纯度前所未有，每吨矿石中可以提取三十到四十盎司黄金。摩根山一年的红利收入可以达到十万英镑。二十五年间，那里开采出的黄金的总价值约为一千四百万英镑。

摩根山矿区

1882年至1900年，西澳大利亚金矿区的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从殖民开始，西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背景已经在第十二章中介绍过了。西澳大利亚一直以农业发展为主，由于与澳大利亚其他殖民地之间隔着大片海域或沙漠，西澳大利亚可能是澳大利亚所有殖民地中最不起眼的。然而，随着黄金被发现，西澳大利亚来了一大批矿工和淘金者，尤其是来自维多利亚的淘金者，他们改变了这个地方的社会和政治面貌。金伯利、皮尔布拉和伊尔岗的金矿引发了1886年至1888年的淘金热，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直到1892年8月的一个下午，亚瑟·韦尔兹利·贝利和威廉·福特用一把轻斧挖到了一块石头，从中提取了五百盎司黄金。整个世界惊奇地看向这片已经被遗忘的大陆。随着巨石黄金大道的开发，人们纷至沓来。库尔加迪市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迅速崛起，矿工们从澳大利亚的各个地方涌向西部。1892年至1900年，西澳大利亚产出的黄金价值高达两千两百二十万英镑。

面对淘金者的涌入，持有土地的寡头政府毫不掩饰怀疑与不屑，拒绝赋予矿工基本的政治权利，把他们看作“外面的人”。为了牢牢把握政府大权，他们实行这样的体制，也就是说，在牧区（阿士伯顿）的五十七票等同于矿区东库尔加迪的一千五百票。新兴的采矿业带来的积极政治意义在于，促使西澳大利亚加入了联邦运动。东部的矿工对那里有一种天然的政治亲和力，他们都是联邦制的拥护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坚持，才使西澳大利亚在1900年确定加入联邦制。

库尔加迪市

澳大利亚的自然矿产丰富多样，而且储量惊人。1845年，在南澳大利亚发现的巴拉铜矿被一个公司以一万英镑的价格收购。巴拉铜矿六年的利润超过四十万英镑，二十年的利润超过八十万英镑。1883年，位于新南威尔士的西部边陲的布罗肯希尔，被塞缪尔·约翰逊称为“一个显著的凸起物”，那里蕴藏着大量白银。因此，组成采矿集团的牧羊人和矿工摇身一变，都成了百万富翁。布罗肯希尔储藏着大量金属矿石，譬如白银、铅和锌，总价值超过一亿七千五百万英镑。塔斯马尼亚的西海岸也储藏着大量财富，如锡矿、铜矿、银矿和铅矿。新南威尔士的科巴、塔斯马尼亚的莱伊尔山和昆士兰蕴藏着丰富的铜矿。所有矿产都蕴藏在荷兰人发现的大陆上，这些矿产本来可以归荷兰人所有，但他们仅仅只是知道澳大利亚大陆的存在而已。近两个世纪内，许多欧洲人以为澳大利亚只是一片荒无人烟的群岛。

【注释】

[1]英担（Hundredweight）是重量单位，也是冶金的专业术语。1英担=112磅=50.802千克。—译者注

[2]克里斯蒂安（Christiania），挪威首都的旧称。—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