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皮尔在天鹅河的殖民开拓遭遇失败时，系统殖民理论正在英国逐渐兴起。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四处征战使整个欧洲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动荡不安中。与此同时，生产方式的改变引发了各国的工业革命。全新的生产体系使大量工人阶级陷入贫困的深渊。虽然英国的财富总值获得了大幅度增长，但贫困正在使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工人工资少得可怜，食物变得极其昂贵。由于蒸汽机的出现和使用，旧的手工业生产方式迅速消失，工作岗位快速减少，几千名工人失业。因此，移民成了可以从表面上治愈这些社会顽疾的良方。很多英国人认为国内人口过盛，但海外有大片无人居住的空旷土地，可以用来缓解国内的人口压力。人们希望用系统、科学的方式合理利用这些殖民地。拓殖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有人站出来启发民众了。

这个人就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他提出了令众人信服的计划。1829年，这位聪明勇敢、有煽动力的作家出版了一本名为《来自悉尼的信》的著作。这本书立刻引起了许多政客官员的注意，他们曾试图寻找一条合理的殖民理论。这本书的文体风格生动有趣，除了同时代的人，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书中的内容来自一个亲临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斯潘塞·沃波尔在他的《英国历史》第六卷中写道：“这本书是在恐尼写的。”但事实上，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从来没有去过悉尼，也从来没有去过其他任何国家。他在英国国内完成了这本书。但书中的内容有理有据，笔触巧妙生动，使人们误以为作者描述的都是他亲眼见到的事物。

攻陷巴士底狱

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1796—1862）

有了《来自悉尼的信》的成功，随后，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继续在大众杂志上发表文章和书信，与一些社会名流探讨殖民问题。后来，很多人认为他是唯一一个有实际经验、懂得如何正确建设殖民地的天才。一些杂志提到韦克菲尔德理论时，都会用大写字母对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表示敬意。正如一位著名评论家说的那样，一些支持者甚至将《来自悉尼的信》视为“使未来的人类变得富有、高尚、幸福的唯一源泉，治愈世界动乱的最佳良药”。

斯潘塞·沃波尔（1839—1907）

当时，托马斯·皮尔在西澳大利亚努力践行的殖民原则恰好是韦克菲尔德理论的反面例证。《来自悉尼的信》出版时，英国国内正在热烈讨论托马斯·皮尔的失败。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和他的支持者们利用托马斯·皮尔失败的前车之鉴，佐证了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托马斯·皮尔通过提供大量廉价土地吸引殖民者，但韦克菲尔德理论的核心是，新殖民地的土地绝对不能廉价出售，应该以“合理的价格”卖出。

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在一些书籍和小众刊物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一块殖民地的成功主要依靠三个因素：可供殖民开发的土地、可供开发的资金和可支配的劳动力。如果新殖民地的土地被低价贱卖，劳动者就不会继续为殖民者干活，因为他们很快能攒够钱自己购买土地。因此，这样一来，殖民地就失去了稳定的劳动力供应。如果没有充足的劳动力，殖民地根本无法走向繁荣。除非有足够的劳动力开发土地，否则拥有资本的殖民者绝对不会移居殖民地。因此，殖民者必须拥有两样东西：第一，可以从劳动力过剩的母国购买劳动力的大量资金；第二，让殖民地的劳动力甘愿为自己工作的手段。即使没有这两样东西，也绝对不能效仿天鹅河殖民地的做法，低价贱卖殖民地的土地，而是以合理的价格售出土地，将出售土地的收入用于殖民地的劳动力供应。如果将出售土地的全部收入用来购买劳动力，那么殖民者就可以在自己想要开发的殖民地、开发所需的资金、开发必需的劳动力三者之间保持平衡。如此一来，劳动者就必须为殖民者卖力干活两三年，因为他们短期内下的工资根本不足以购买属于自己的土地。因此，一块土地得到的“合理价格”可以使殖民者从劳动力过剩的欧洲市场获得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前提条件是，殖民者没有将出售土地获得的收入用于支付移民成本之外的其他用途。

1830年，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组织了一个殖民协会，以便践行他的理论。幸运的是，当时传来的一条消息称，查尔斯·斯特尔特沿墨累河考察，结果在河流盆地处发现了一大片肥沃土地。因此，万事俱备，包括可以参考的理论依据、可以践行拓殖的具体组织、一块可供实验的新土地，以及一群强烈呼吁支持科学移民政策的普通大众，澳大利亚南部殖民地迅速崛起。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托马斯·皮尔在进行殖民实验时，并不具备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提出的客观条件。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大获成功的原因中，环境因素是必不可少的。政治家和一些官员常常怀疑哲学理论家的观点，许多人质疑将一大块土地作为一个社会实验室，让一位聪明执着的作家试练自己的天才计划的做法到底值不值得。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确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已经成功说服大众，旧的殖民模式是完全错误的，但他还没有说服英国政府和议会，让政府和议会认为他的殖民模式是绝对正确的。

此外，英国殖民办公室、西澳大利亚以及菲利普港都强烈反对在澳大利亚再度进行殖民扩张。1830年，国务大臣写道：“在现阶段，我认为不能随意支持或鼓励任何有意扩张英国皇家海外殖民地的计划，不管该计划是由个人还是政府发起的，最后都会造成国库的亏损。”反对情绪是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必须克服的。

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决定通过特许公司的方式推进自己的计划，因此，1831年，他成立了南澳大利亚土地公司。但殖民办公室反对“将一大块尚未开发的领土移交给一个公司”。1833年，南澳大利亚协会在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督促下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英国绅士们的鼎力声援，包括研究希腊的历史学家乔治·格罗特、威廉姆·莫尔斯沃思，以及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

最早在南澳大利亚定居的殖民者与当地原住民

面对舆论压力，英国政府最终同意建立新殖民地，但依然不同意以特许公司的名义建立殖民地，而是坚持认为殖民地应该由皇室任命的总督管理。1834年，英国政府通过议会法案，正式确认建立南澳大利亚殖民地，并由总督组织管理，同时还任命了一群筹集借款的理事为拓殖注资。理事们将土地的价格严格控制在每英亩十二先令以上。新殖民地明令禁止接收流放罪犯。

乔治·格罗特（1794—1871）

威廉姆·莫尔斯沃思（1810—1855）

在乔治·法伊夫·安加斯的全力支持下，拓殖计划得以顺利进行。乔治·法伊夫·安加斯是一个有名的富商，对拓殖计划非常感兴趣，也是理事会的成员之一。殖民地需要二十万英镑的启动资金，但这些钱从哪里来呢？英国财政大臣拒绝政府出资，富有的慈善家们也不情愿打开自己的支票簿。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忠实的支持者们对殖民办公室很不满。乔治·法伊夫·安加斯说：“如果没有财团的支持，我认为这项计划根本没有办法实施。”因此，他成立了一家公司，即南澳大利亚公司，并投资了二十万英镑的运行资本，该公司的主席是他本人。实际上，真正建立南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并不是英国政府，也不是那些理事们，而是南澳大利亚公司。当然，投资南澳大利亚公司的人也希望自己可以获得利益回报。

乔治·法伊夫·安加斯（1789—1879）

查尔斯·纳皮尔曾经撰写了一本关于殖民的书，他因此被提名担任南澳大利亚的总督一职。但他预见了其中牵涉到的种种财政困难，不愿接受总督职务，除非“在必要的时候”派给他部队并给予他动用英国财政的权力。然而，英国政府不想再承担任何财政风险，于是婉拒了查尔斯·纳皮尔的条件。后来，查尔斯·纳皮尔来到印度，学习印度史的学生都知道他。南澳大利亚的总督一职由皇家海军约翰·欣德马什担任，在尼罗河战役中，他曾是霍雷肖·纳尔逊手下的一名军官。(www.daowen.com)

查尔斯·纳皮尔（1786—1860）

1836年，两艘满载殖民者的船离开了英国。1836年7月，两艘船到达了袋鼠岛。在这之前，英国政府并没有提前派人勘察袋鼠岛，也不确定袋鼠岛是否适合殖民。人们只是通过马修·弗林德斯在《未知的南方大陆航行记》中的描述，以及艺术家理查德·韦斯托尔为该书绘的精美插图上，得知了有关袋鼠岛的一切。新的殖民者通过这本用来吸引移民者的小册子提供的有限知识，按照里面富有田园诗意的插图索骥，相信自己可以在一个袋鼠和鸸鹋栖居的幸福国度里安居乐业。“在一个外来移民眼中，开拓殖民地可能就像将家从苏塞克斯郡搬到坎伯兰郡或德文郡那样容易”。但第一批到达南澳大利亚的移民很快发现，袋鼠岛根本不适合定居，就像七年前，托马斯·皮尔带领的移民者认为花园岛不适合殖民那样。

林肯港

1836年8月，陆军上校威廉·莱特带领勘察队乘“迅速”号抵达袋鼠岛时，立刻发现袋鼠岛不适合殖民。因此，他开始寻找其他适宜居住的地方。由于气候干旱，他排除了林肯港。后来，他仔细勘察了圣文森特湾，认为最佳的殖民地点是阿德莱德后来建城的地方。1836年12月，约翰·欣德马什总督乘“布法罗”号路过圣文森特湾时，对这个选址并不满意。混着泥浆的溪水流过一片红树林沼泽，显然不是建立殖民地首都的最佳地点，而且那里也没有天然的海湾。威廉·莱特上校选择的城市距大海约七英里。关于选址问题，威廉·莱特上校和约翰·欣德马什总督闹得不太愉快。约翰·欣德马什偏向相遇湾，其他人更倾向林肯港。但威廉·莱特坚持认为他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且最终决定权在他手上，因此，他的选择占了上风。显然，威廉·莱特比批评他的人看得更长远，现在，几乎没有人认为他当时的选择是错误的。事实上，约翰·欣德马什虽然公然站在了威廉·莱特的对立面，但在寄给乔治·法伊夫·安加斯的信中，他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口吻说：“城市的选址位于一条美丽的溪流旁，附近有大片良田。很难想象竟然有这么美丽的地方。”应英王威廉四世的要求，城市以皇后的名字命名，取名阿德莱德。

约翰·欣德马什（1785—1860）

关于选址问题的争论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问题。约翰·欣德马什总督和理事代表们的意见总是不一致。由于理事会负责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工作，1838年，殖民办公室召回了约翰·欣德马什，他的职位由陆军上校乔治·高勒接任。

威廉·莱特（1786—1839）

为了避免总督和常驻理事们产生矛盾，乔治·高勒总督承担了双方的所有责任。然而，即使这样，他也没能避免困难。约翰·欣德马什总督在任时，殖民地的财政“几乎赤字”，专门用于贮藏政府资金的保险箱里只有十八点六先令，而且还有一些未还的债务，以及逾期未发的工资。乔治·高勒总督到达南澳大利亚两周后，给家里写信说：“当地政府的信用低得可怕。”一个刚刚上任的总督，面对一群索要工资的官员和叫着要求还账的债权人，一定会觉得心烦意乱。但他应该怎么做呢？乔治·高勒总督写道：“我必须跳出自己的职权范围，到英国寻找一大笔非官方援助资金。”换句话说，他认为必须发行债券，理事会也一定会兑现这些债券。

乔治·高勒（1795—1869）

然而，澳大利亚南部的土地投机买卖正在如火如茶地进行，人们不再通过土地开发与产品销售获得合法收益。韦克菲尔德理论近乎完美的平衡体系本应像一块设计精良的手表一样，自动运行，即通过售卖土地进口劳动力，然后开是土地，卖出更多土地，接着进口更多劳动力、开发更多土地，如此循环往复下去，但它没有考虑到人性的一个弱点—既不想踏实劳动，又想快速致富的惰性。罗马诗人朱文诺曾经写道：“求富者皆求速达。”事实上，澳大利亚南部的土地卖出后得到的钱都用来促进移民了，也有很多人陆续来到澳大利亚购买了土地，但新移民并不急着开屋土地，而是进行土地投机买卖。来到南澳大利亚的第一批的投资者选中了自己想买的土地后，发现将土地转卖给其他新来的买家比种植小麦或卖羊毛更有利可图。因此，他们通过售卖土地大赚了一笔，然后用赚来的钱买更多土地，继续卖掉土地以获得利润。第二批投资者也开始效仿这种行为，第三批依然如此。南澳大利亚公司不再是一个促进殖民的机构，变成了一个投机组织。

与此同时，劳动者变得无事可干。他们在镇上集会，在政府办公的地点索要食物。其间，“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因为乔治·高勒总督通过发行债券促进了公共事业的发展。当时，债券等同于现金。售卖土地的收入全部上交给了英国，随后，理事会派出了几千名移民者。1838年，殖民地以一英一英亩的价格卖出了四万英亩土地，两千移民来到澳大利亚。1839年，殖民地卖出了约六万英亩土地，六千移民来到澳大利亚。1841年卖出了二十九万九千英亩土地。然而，真正被开发的土地只有两千五百英亩。大量土地被用来做投机买卖。城镇上只要有土地分配，就会出现激烈争存的现象，而劳动者的头渐渐因长期闲置生锈。

此外，移民者找不到合法的工作渠道。乔治·高勒总督如果是一位果敢的政治家，清楚地知道殖民地发生的一切，他就会意识到新殖民地正在走向毁灭。然而，这个善良的好人也是一名勇敢的士兵，曾在半岛战争中英勇奋战，但他不懂得如何建设殖民地。他组织失业的劳动者建了奢华的公共大楼，修桥修路。建造海港的工作也启动了，规模极其浩大，一个不知道内情的外地人可能会误以为总督手中有大笔可以随意使用的资金。但事实上，豪华大楼都是用债券盖起来的。阿德菜德的每一块砖上都打着借条，乔治·高勒总督实际使用的资金高达二十九万一干英镑，远远超过了政府的收入。

英国的理事们陆续收到了很多账单，他们立即向财政部报告，引起了一片然。传到阿德莱德的消息称，伦敦方面不打算兑现债券。乔治·高勒总督非常惊语。然而，建设事业还在继续，理事们也没有阻止乔治·高勒总督的建设计划。乔治·高勒总督表示抗议，申辩自己做的切都是为了建设殖民地，给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他采取的政策也是合理的。然而，无法兑现的债券刺破了土地投机的泡沫。这时，那些通过购买债券支付伦敦债务的人渐渐意识到，自己手里的债券其实一文不值，因为理事会和财政部都不会兑现这些债券，信用体系已经崩溃。现在，原本做着发财梦的几千人正在破产的边缘挣扎。

1841年5月10日，一位身材瘦长，有着古铜色皮肤和一对锐利的蓝眼睛的二十八岁军官，自信满满地走下停泊在阿德菜德港的“格菜内尔格”号大船，迈向政府大楼。他给乔治·高勒总督带来了一份重要公文。这位军官就是乔治·格雷。乔治·高勒总督收到的公文中称，由于他逾越权限范围欠下了巨额债务，已经被免除公职，由乔治·格雷接任他的工作。

后来，下议院委员会对乔治·高勒总督的管理进行了调查，承认他初到殖民地时的情况比较特殊，越权处理也是情有可原。因此，委员会转而指责通过建立殖民地计划的议案，认为理事们没有“清晰地预见到处在这种环境中的殖民地可能出现的问题”。乔治·高勒总督的失败也结束了理事会的管理，1842年，英国通过“为了更好地管理南澳大利亚殖民地”的议案，将那里列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乔治·格雷接任总督时，可以说没有人接手过比这更糟糕的烂推子。整个殖民地已经破产，很多投资移民变得身无分文。正是这位与低迷失败中的澳大利亚结缘的杰出政治家，通过恢复生产取代了投机倒卖，挽救了南澳大利亚，使其重新焕发了生机。乔治·格雷总督行事果断坚定，虽然有时有点儿鲁莽，但也算恪尽职守。起初，英国财政部坚决不肯承担乔治·高勒总督任职期间欠下的所有债务，但乔治·格雷总督深知，如果殖民者的债券得不到兑现，殖民地就无法进行重建。因此，他坚决要求英国政府免除殖民者总值四十万五千英镑的债务，只有这样，澳大利亚南部才有可能重新走上正轨。财政部非常不愿承担这笔债务，但乔治·格雷总督的执着最终还是赢了。英国政府虽然之前拒绝松口，但后来看到乔治·格雷总督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措施，南澳大利亚的经济很快有了起色，殖民地能够靠自给自足走向繁荣，于是转变态度做出了让步。1842年底，乔治·格雷总督已经“成功堵住了漏洞”，澳大利亚的经济危机终于结束。

乔治·格雷（1812—1898）

当然，从高额支出中谋利的人不太喜欢乔治·格雷总督。据报告，些土著人曾说：“乔治·格雷总督没有乔治·高勒总督好，乔治·高勒总督会给我们大餐吃饱。”然而，建立在虚假信用上的“大餐吃饱”正是乔治·格雷总督要竭力终结的，他确信并亲眼见证了农业进步是稳步持续发展的关键。对批判他的言论，他没有反驳，也从来没有理会过。他的坚定容智、英明领导为自己赢得了英国首相的褒奖。英国首相曾在下议院的会议上说：“我必须说，乔治·格雷在任职期间，成功解决了当地的问题，而且效率之高无人能及。他挽救了殖民地，还赢得了定居者和土著人的尊敬。”1845年，乔治·格雷总督被任命为新西兰总督结束了南澳大利亚难忘的管理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