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的视角将转向澳大利亚西部地区，即荷兰航海家们往返东印度群岛途中看到的海岸线。威廉·丹皮尔曾经不屑地说：“即使是地球上最贫瘠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探险乐趣，因此，我才会被新荷兰的海岸吸引。”

与澳大利亚的其他地方一样，探险家们为殖民者指明了定居的地点。英国一直怀疑法兰西人想要殖民澳大利亚，但后来被里彭爵士^[1]认定为“不实的谣言”。因此，1827年，芮福·达令总督派埃德蒙·洛克伊尔少校占领了乔治王湾。与此同时，詹姆斯·斯特林率领英国皇家舰艇“成功”号勘察了天鹅河。之所以叫天鹅河，是因为荷兰人威廉·德·福拉曼在这里看到了一种黑色天鹅。詹姆斯·斯特林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与他随行的植物学家查尔斯·弗雷泽为这条美丽的河流和这片富饶的土地写下了一段精彩的文字。查尔斯·弗雷泽在官方报告和写给一些名流的私人信件中，高度评价了此次发现。在其中的一封信中，他说在天鹅河两岸的土地上，“拥有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自然景象，是世界其他地方无法企及的。”这里“非常适合居住，可惜一直没有人发现，殊为可惜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并不亚于伦巴第平原”。

里彭爵士（1827—1909）

芮福·达令总督接到查尔斯·弗雷泽的报告后，立即想在天鹅河流域建立定居点。埃德蒙·洛克伊尔在阿尔巴尼建立的殖民地并没有发展前景，但詹姆斯·斯特林的报告指出了其中蕴藏的无限可能性，因此，芮福·达令总督派詹姆斯·斯特林亲自前往英国向政府报告相关情况，以便为在天鹅河拓殖提供支持。

一些人仍然认为法兰西人觊觎澳大利亚的土地。奇怪的是，英国海军部秘书长强调了一些潜在的成胁，称“法兰西人或美国人会占领澳大利亚西海岸唯一安全的泊船点”，但当时并没有明显证据表明美国对西澳大利亚产生了兴趣。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外界的呼声有多大，英国政府决定不再为潜在的威胁支付额外的费用，因为英国的财政大臣正在削减开支，而且认为扩大澳大利亚的英属殖民地并没有多大意义。殖民部秘书长威廉·赫斯基森建议东印度公司承建殖民地，殖民地政府承诺给东印度公司提供种种便利，但东印度公司并没有答应。后来，倉姆斯·斯特林成立了一家公司，并希望得到皇室的特许，联合其他资本家进行拓殖，但政府并不支持他的做法。实际上，英国政府认为继续拓殖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新南威尔士有很多可以进一步扩张的机会。只要在澳大利亚的海岸插上英国国旗，并在西港、阿尔巴尼或梅尔维尔岛流放几个罪犯，如果有外国舰船靠近澳大利亚，英国殖民者就可以用外交辞令告诉他们：“这是属于我们的领土。”昔日的英国雄狮饱餐过后，懒洋洋地蹲伏着，爪子搭在为它准备的晚餐上面。

威廉·赫斯基森（1770—1830）

然而，一些英国人看到詹姆斯·斯特林写的关于天鹅河的报告后，十分激动，认为在天鹅河流域投资既可以获得可观的利润，也可以为扩大英国版图贡献力量。自由移民为澳大利亚带来了大笔资金。1824年，拥有一百万英镑的澳大利亚农业公司成立。1825年，范迪门斯地公司在澳大利亚南部岛屿获得大量土地。这些大公司成立之初，发现天鹅河的消息恰好传来。

罗伯特·皮尔^[2]的堂兄托马斯·皮尔是拓殖计划的主要推动者。作为专门成立的财团代表，他负责将一万移民送往西澳大利亚定居。据估计，每位移民投入三十英镑或一共投入三十万英镑，就可以在西澳大利亚得到四百万英亩土地，每英亩土地价值一先令六便士。托马斯·皮尔是一个乐观自信的人，与殖民办公室经过多次交涉，他断定英国政府会接受财团开出的条件。他甚至购买了一艘船来运送第一批移民。

然而，虽然英国政府不想为开拓天鹅河投入任何资金，但殖民办公室认为托马斯·皮尔开出的条件极具吸引力。从以往运送罪犯的经验来看，运送一个移民的成本不会超过三十英镑。四百万英亩土地比整个约克郡的面积还要大，其价值无法估量。虽然殖民办公室会给每个移民分配两百英亩土地，但也只是总面积的两万分之一。因此，殖民办公室减少了批地，只给新的移民者批了一百万英亩土地。每个移民投入三英镑就可以获得四十英亩土地，即每英亩土地投入一先令六便士。这块土地在前三年只能用一英亩一先令六便士的价格进行开发改良，否则就不能成为殖民者的私有财产。

罗伯特·皮尔（1788—1850）

托马斯·皮尔的合伙人并不认为这一价格有利可图，但托马斯·皮尔渴望成为“强大的新兴王国”的开创者，从此留名青史，就像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和特拉华州一样。同时，他也希望大赚一笔。此外，作为殖民地的开拓者，他可以得到二十五万英亩土地，这比亨廷顿的面积大很多。因此，他决定继续实施开拓计划。

托马斯·皮尔用自己的钱投资了五万英镑，但差一点儿血本无归。詹姆斯·斯特林被任命为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总督，1829年6月1日，他与五十五个乘客一起乘“帕米利”号到达西澳大利亚。

当时，西澳大利亚的行政中心还没有确定下来。人们认为弗里曼特尔港并不合适，于是决定在风景优美的珀斯设立行政中心。一开始，詹姆斯·斯特林将移民们安置在花园岛。花园岛是一处距天鹅河入海口几英里的沙滩荒地。在花园岛，移民们过了几个月物资匮乏的生活。很多人为了躲避刺骨的海风，像野人一样住在草丛里。探险队从这片沙滩荒地出发，前去寻找可开拓的土地。与此同时，更多移民陆续来到西澳大利亚。不少移民都是读了托马斯·皮尔的报告后，对西澳大利亚心生向往，于是满怀希望，离开了英国。托马斯·皮尔带走了三百移民，打算开发自己的二十五万英亩土地。1830年1月，已经有二十五艘船载着八百五十人来到天鹅河殖民地。当时，天鹅河殖民地共有一千三百人。这些人共分配到五十二万五千英亩土地。随后，另外约一千人到达天鹅河殖民地。殖民地开始有了牛、羊、马、果树、植物、种子、工具等必需的生活资料。

然而，托马斯·皮尔的实验最终还是失败了。这位善良的投资家遭遇了挫折。他失败的原因并不难理解。数百个殖民者被分布到一片辽阔的土地上，这样一来，必定会造成社区人口过于分散。此外，两个人之间往往相隔几英里。他们管辖着属于自己的土地，陪伴他们的只有无尽的孤寂。新来的英国殖民者不能很快适应当地没有公路的生活。一些勇敢大胆的人对“周围的新环境很好奇”。詹姆斯·斯特林在报告中说：“虽然有土著人的威胁，以及将物资搬离海湾途中的种种危险，但很多人不畏艰难，很快在自己的土地上安顿了下来。”

后来，西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开始憎恶突然到来的白人，因为白人占领了他们自由打猎的土地。成廉·丹皮尔一直不喜欢西澳大利亚的黑人，他称黑人是“马拿莫大巴的怪人”，并说道：“虽然殖民者也很野蛮，但和黑人相比就很绅士了。”托马斯·皮尔的殖民者们也不喜欢土著黑人，因为土著黑人会将白入视为入侵者攻击。詹姆斯·斯特林的几个士兵曾被迫向土著黑人开枪。

殖民者在珀斯设立行政中心

讽刺漫画：托马斯·皮尔（1793—1865）在天鹅河殖民地的殖民计划失败

此外，在荒郊野外修建房屋、清除杂草、种植农田、照顾牲畜等都是非常辛苦的体力活。西澳大利亚的面积是法兰西的四倍半，德国的三倍，陆地上全是广袤的森林和草地，以及辽阔干旱的平原。殖民者们从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来到这里建立家园，自然需要面对各种困难，尤其是他们没有任何经验。想要快速适应并改造这里的恶劣环境，就必须有一颗勇敢刚毅的心。可惜的是，大部分殖民者都缺少勇气和毅力。詹姆斯·斯特林说：“许多来到澳大利亚的殖民者就不应该离开原本安逸平静的生活。”因此，很多人绝望地放弃了拓殖安家的念头，牢牢守在营地中心。住在珀斯的人只能通过政府的补给商店获得食物。还有一些人离开了天鹅河，前往澳大利亚其他地方碰运气。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看到，一些家庭就是这样成为维多利亚的第一批殖民者的。(www.daowen.com)

托马斯·皮尔的公司选择的移民逐渐离去。其他获得大量批地、从英国带来劳动力的人也遭受了同样的挫折。这些劳动力并不是精心挑选的，詹姆斯·斯特林在报告中说，“许多有契约在身的劳动力是由教区官推荐给雇主的”，“他们生活散漫，缺乏纪律”。确实，大多数“劳动力”都是英国的“教区盲流”，给国内的教区造成了负担，教区官迫切希望将他们送出国。但同时，托马斯·皮尔的公司也带来了一些勤恳踏实的农场工人，他们干活很勤快。然而，托马斯·皮尔与这些人签定的契约规定，他们每天会得到三便士工资，但如果为其他殖民者工作，他们的工资会更高。虽然一些人因违反契约被托马斯·皮尔惩罚，但托马斯·皮尔也允许一部分人辞职。在一本关于殖民地的小册子中，费雷德里克·欧文写道：“其中一部分人死心塌地跟着托马斯·皮尔，除非托马斯·皮尔主动要求他们自由选择雇主。”托马斯·皮尔的初衷虽然是善意的，但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领袖。面对惨重的损失，他意识到计划已经失败。痛定思痛后，他才知道建立新殖民地并不像纸上谈兵那么容易。最后，交还了批地后，他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英国。

虽然托马斯·皮尔的实验失败了，他的殖民地也被形容为“文明的稻草人”，但西澳大利亚的殖民地保留了下来。这次失败为开拓澳大利亚南部海岸带来了机会。

由于簡姆斯·斯特林的坚持和努力，西澳大利亚的殖民地经历了第一次失败后并没有荒废。在詹姆斯·斯特林的建议下，天鹅河殖民地建立了起来。他虽然没有拓殖经验，也严重低估了其中的困难，更没有充分的准备，但绝不允许殖民地就这样荒废。三十八岁的詹姆斯·斯特林正值壮年，当过海军军官，善于组织其他人商量对策。他带着年仅二十二岁的要子来到异国他多“吃苦”。他的妻子处事大方得体，带领文夫的手下一起为美好生活努力，在开拓期间发挥了不可小的正面作用。詹姆斯·斯特林坚持亲自指挥探险队，带领殖民者们通过其他方式增加收入。他在西澳大利亚当了九年总督，其间两年曾在英国向殖民办公室解释拓殖失敗的原因，并为确保以后的成功寻求帮助。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是他的处事明灯。在他的引领下，西澳大利亚殖民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后保留了下来。

当时，没有人知道西澳大利亚的沙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金矿，殖民地只能依靠土地维持经济生活。層姆斯·斯特林意识到，在这一阶段，依靠小规模资产增加殖民地的收入，从而振兴经济的计划并不可行。西澳大利亚有丰富的木材资源，但当时的市场对木材的需求量并不大。唯一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是，对混合农耕和放牧的人实行鼓励机制。仅仅依靠农业很难振兴经济，但饲养牛羊牧马的前景似乎大有可为。在近代，随着人口的增长，市场对小麦和水果种植的需求逐渐增加。因此，原本用来发展畜牧业的大片土地变得处境尴尬。但需要记住的是，在开拓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早期，正是高牧业政策挽救了当地的经济，使人们避免了破产的命运。

人口数量曲线反映了殖民地的发展状况。1830年，西澳大利亚的人口为四千人。后来，由于人口流失加剧，1832年时只剩下一千五百人。随后，人口一点点增长起来，但增长得非常缓慢。1840年，西澳大利亚的人口为两千三百五十人，1850年时终于超过了五千人。

西澳大利亚的殖民者与澳大利亚其他地方的殖民地之间隔着一片无人踏足的辽周沙漠，以及一条长两千英里的海路。与悉尼相比，西澳大利亚更便于与伦敦进行贸易。西澳大利亚生产的所有商品几乎都能在其他殖民地生产。因此，西澳大利亚与伦敦很少有贸易往来。这片殖民地虽然与其他殖民地一样，都处在澳大利亚大陆上，但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经济效益来看，都是孤立、脱节的。流放罪犯到新南威尔士的时代结東几年后，这一特征逐渐显现了出来。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西澳大利亚殖民地要求英国政府将罪犯流放到这里。流放制度的终结会在后面的章节中专门叙述，这里只解释西澳大利亚再次启用该制度的原因。

逃离西澳大利亚

起初，人们坚持认为西澳大利亚不应该引入罪犯，因为在西澳大利亚建立殖民地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安置罪犯。费雷德里克·欧文在1835年的《西澳大利亚的现状和地位》一书中，称将罪犯引渡到乔治国王湾的做法“令人作呕”。他说这是一项“可怕的计划”，“不可能得到人们的支持”。托马斯·皮尔也明文规定，禁止将罪犯引渡到天鹅河。英国政府从未违反托马斯·皮尔的这一规定。1845年，一些人要求严禁刑满释放者登陆珀斯，还有一些人非常担心刑满解教者会偷偷来到西澳大利亚。

然而，在关键时刻，一场巨变正在酝酸之中。移民带来了人口增长，但罪犯劳动力非常稀缺。与此同时，随着东澳大利亚和南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拓，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罪犯劳动力逐渐减少。结果，造成了西澳大利亚的农场和高牧业劳动力短缺。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前期开拓工作已经完成，繁荣时代即将到来，但此时，这里正面临着发展停滞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英国政府最近引入了一项新的土地政策，这一土地政策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土地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不论土地质量，大臣们统一将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所有土地抬高到每英亩一英镑。这条规定从三个方面影响了西澳大利亚。首先，剥了西澳大利亚殖民地通过廉价士地吸引殖民者的优势。如果想在澳大利亚定居，每英亩土地至少需要支付一英镑。因此，很多人宁可去其他地方，也不会选择天鹅河。其次，随着购买土地的人逐渐减少，殖民地没有足够的资金养活更多劳动力。最后，由于澳大利亚移民带来的新资本相対减少，萧条的氛围笼罩着天鹅河，当地的贸易停滞不前，土地一直卖不出去。

1848年，英国政府启动了处置罪犯的新管理体系。有条件赦免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将在第十八章中阐述。查尔斯·菲茨杰拉德总督在珀斯宣誓任职后，向著名的殖民者咨询了如何处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问他们是否愿意通过接收犯缓解困局。关于这个问题，殖民者们认真讨论了几个月，然后于1849年上半年在珀斯召开了公共会议，通过了向英国政府申请“将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纳入罪犯安置地之列”的决议。查尔斯·菲茨杰拉德将该决议呈交给了伦敦，措辞严谨地表达了大多数西澳大利亚居民的态度，称他们十分乐意将珀斯定为罪犯流放地。作为回应，1849年5月12日，英国议会宣布西澳大利亚成为罪犯流放地之一。1850年6月，第一批罪犯到达西澳大利亚。

因此，继其他几个澳大利亚殖民地之后，西澳大利亚也成了罪犯安置地。除了范迪门斯地，其他地区都决心竭力摆脱罪犯流放地的负累。流放制度持续了十六年，为西澳大利亚引入了一万名罪犯。但同时，按照一开始达成的共识，英国政府严格执行了一项规定，即同等数量的移民必须送往天鹅河。这样一来，从1855年至1863年的九年时间里，由英国政府出资，四千八百名罪犯和四千八百五十名自由移民来到西澳大利亚。1848年，爱尔兰起义的部分参与者也被流放到了这里。

后来，由于澳大利亚的其他殖民地强烈抗议将英国的重罪犯流放到澳大利亚大陆，流放制度被追终止。1867年，最后一艘载满罪犯的运输船到达澳大利亚海岸。

虽然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劳动力大多来自犯罪群体，但持续的劳动力供应无疑缓解了1840年以来的低迷局面，为当地政府提供了修建桥梁、公路和公共建筑的劳动力。此外，新的政策规定，英国政府每年会为天鹅河地区拨款九万八千英镑，用于当地的物资生产和消费。新政策无疑会使殖民者受益。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新政策并不总是有利的。每年流放到珀斯的六百名罪犯导致了当地的人口比例失衡，犯罪人口数量高于自由殖民者的数量。很多服刑期满的罪犯流窜到了其他殖民地，殖民地在呈交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称：“事实上，西澳大利亚地区不过是条从英国输出道德垃圾的排放管道，通过这条管道，英国将道德垃圾排放到了整个澳大利亚地区。”服刑期满的罪犯中，有的留在了西澳大利亚，与当地的自由移民展开了社会竞争。自由移民逐渐对流放制度产生了不满，认为该制度有意排挤自由阶级。从英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在西澳大利亚实行罪犯流放制度是一次代价昂贵的失败尝试。殖民地副秘书长说：“我们的实验是不成功的。流放制度代价高昂，与其产生的效应完全不成比例。”英国一直相信在西澳大利亚沿袭该制度会带来一定效益，不然早在1867年前，流放制度就被摒弃了。英国政府发现流放制度已经失去价值，澳大利亚东部和南部地区都极度厌恶流放制度带来的“污染”，终于叫停了罪犯流放制度。

【注释】

[1]里彭爵士（Lord Ripon，1827—1909），英国首相F.J.罗宾逊（F.J.Robinson）的第二个儿子，1870年被牛津大学授予荣誉民法博士学位。—译者注

[2]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英国19世纪的杰出政治家，于1834年至1835年、1841年至1846年担任英国首相，被视为英国保守党的创建人，也是英国历史上杰出的首相之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