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荷兰人发现澳大利亚西部和北部海岸与欧洲宗教改革紧密相关那样，1788年，英国人在杰克逊港设立的安置地也与世界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连。

1782年，由美洲殖民地起义引发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这场战争产生的两个重大影响使英国大臣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海洋南边的无人大陆。第一个影响是对美洲大陆亲英派的影响。在黑暗的战争岁月里，一直对英国忠心耿耿的殖民者陷入了可怕的困境。获胜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同胞敌人”毫不留情，不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还宣布欠债人欠的钱全部一笔勾销，将几千人逐出了美洲大陆。五万多名保皇党逃往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半岛和西印度群岛。其余一些人在战争结束时跟随英国军队返回了祖国，其中大部分人在伦敦过着贫苦凄惨的生活。如何安置这些人成了英国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

第二个影响是，由于无法继续将罪犯流放到美洲，英国刑罚面临无法执行的尴尬局面。18世纪以来，将大批罪犯流放到殖民地已经成为英国的刑罚惯例。当时，殖民地的劳动力需求很大。承包商愿意无条件接收罪犯，然后以二十英镑每人的价格将其卖给种植园主。1717年至独立战争期间，至少有五万名英国罪犯被流放到美洲大陆。几个殖民地曾抗议罪犯流放制度，还试图通过立法机构制定法令终结这种行为，但英国政府否决了殖民地提出的法令。

埃德蒙·伯克（1729—1797）

现在，美国已经脱离英国的统治，获得了独立。因此，将罪犯运送到美洲的惩罚方式已经行不通。但英国法律依然将流放规定为惩戒方式之一，在类似的判罚中，法官继续沿用这种判决制度。监狱根本无法容纳所有罪犯。1786年，埃德蒙·伯克在议会上说：“英国监狱已经拥挤不堪。伦敦的一所监狱里容纳了五百五十八人，这所监狱里的人数和英国下议院的人数一样多。我指的就是臭名昭著的纽盖特监狱。”他补充说：“纽盖特监狱的环境亟需改善。那里原本是一座贮藏室，但现在，几千名囚犯拥挤在这个肮脏的大容器里。监狱里挤满了作奸犯科的人。虽然很多罪犯被判流放异地，但没有可以流放他们的地方。”据说，当时英国有十万名罪犯被判流放，虽然有些夸大其辞，但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英国政府对非洲西南部的几处驻点进行了调查，有人曾提议在那些地方设立流放安置地。事实上，已经有几百名罪犯被送到非洲，但流放罪犯的非洲安置点瘟疫肆虐，几乎是传染病和饥荒的温床。

埃德蒙·伯克义正辞严地质问英国政府：“严明的法律已经赦免了罪犯的死刑，但到头来却是虚假的仁慈。罪犯们被送到一个根本无法生存的地方，那里的死亡方式怪异可怕，这难道是公平的惩罚？如此说来，将罪犯送到非洲其实是一种更残忍的刑罚。用绞刑架杀人的方式远不及非洲的恶劣环境或野蛮人可怕。”于是，如何安置在独立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保皇党和以前被流放到美洲殖民地的罪犯的问题，使以威廉·皮特^[1]为首的内阁大臣们烦恼不已。

约瑟夫·班克斯首先提出可以在新荷兰建立一个罪犯安置地。1779年，下议院委员会授命约瑟夫·班克斯考虑解决罪犯安置问题的办法。约瑟夫·班克斯当场提出解决方式，建议通过改造植物学湾解决难题。因为他在植物学湾收集到很多植物标本，所以对当地的印象很好。然而，当时的英国政府正忙着处理其他紧要事物，并没有按照他的建议及时采取行动。

纽盖特监狱的罪犯

威廉·皮特（1759—1806）

1783年，曾经和詹姆斯·库克一起参加过“奋进”号探险的一个科西嘉人为了解决政府面临的尴尬局面，再次将植物学湾作为解决方案提了出来，成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1783年，詹姆斯·马特拉在写给内政部国务大臣托马斯·汤森^[2]的信中指出，在英国的庇佑下，将美洲大陆上幸存的保皇党人送往新荷兰定居，不仅可以缓解这些人的悲痛，还可以使他们在南部地区落户安居，因为那里有广阔的土地和许多与印度、中国以及日本进行贸易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发展产业重新获得在美洲大陆失去的财富。关于这个问题，同美国人商议后，英国人一致认为，该提议非常有发展前景，将给饱受煎熬的保皇党人带来福音。

托马斯·汤森（1733—1800）

在托马斯·汤森与詹姆斯·马特拉的一次会面中，两人讨论了流放计划的可行性。托马斯·汤森认为，如何安置罪犯的问题比保皇党人的问题更严重。但詹姆斯·马特拉认为，如果稍微修改一下原来的方案，可能会获得更多人的支持，并实现在新荷兰殖民的计划。后来，詹姆斯·马特拉指出，新荷兰存在很多建立接收罪犯的殖民地的机会。

1785年，海军舰队司令乔治·扬爵士向英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在新南威尔士安置保皇党人和罪犯的详细计划书。在他看来，新荷兰距欧洲十分遥远，是实施流放计划的最佳地点。他认为，如果将罪犯送到新南威尔士，英国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罪犯造成的困扰了。

在非洲西岸设立安置点的计划落空，再加上支持新荷兰的呼声越来越高，1786年，英国政府被迫决定在澳大利亚进行殖民实验。1787年1月，英王在向议会的演讲中肯定地宣布，英国已经计划将一部分罪犯运走，“目的是解决全国各地由于监狱拥挤导致的一系列问题”。英王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到保皇党人的命运。由于对英国忠心耿耿，保皇党人选择了战败的一方，因此处在了当前的艰难困境中。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抓住机会向他们宣传去新荷兰定居的好处。他们原本可以利用丰富的殖民经验在新荷兰开启新的生活。

后人眼中的威廉·皮特是一位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解决问题时能够高瞻远瞩并能一石二鸟。然而，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威廉·皮特曾打算在海洋南边建立一个新的殖民地。他是一位实用型政治家，注重解决眼前的种种复杂问题。当前，他的内阁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置重犯。负责该事务的托马斯·汤森建议将罪犯送去新荷兰。威廉·皮特虽然同意了托马斯·汤森的建议，但他并不重视此事。有一次在下议院，威廉·皮特以“公共事务繁忙”为由，没有为及时提供罪犯安置计划的信息致歉。还有一次，他为流放计划辩护，称“从费用支出方面来讲，没有比这一计划更便宜的解决罪犯问题的办法了。”这种话绝不是一个有帝国扩张野心的人说的话，但这也说明威廉·皮特确实很务实。如果他优先考虑美洲大陆上的保皇党人的诉求，并重视弗朗西斯·培根^[3]说的，“让人渣和邪恶的罪人成为你的劳动伙伴，是一件可耻不幸的事”，那么后来，英国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所有成就也许都属于他。可惜的是，他只专注于解决眼前的麻烦，并没有开拓新殖民地的想法。然而，如果从政治事件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来判断其重要性和价值，以及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新南威尔士的建立无疑是威廉·皮特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政策之一。1786年，威廉·皮特授权在澳大利亚建立安置点，由此诞生了澳大利亚联邦的最初形态。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建立了新的安置点，英国政府也没有完全改变将罪犯送往别的殖民地的政策。显然，英国政府还没有下定决心让植物学湾成为英国罪犯唯一的收容地。1789年11月，外交大臣威廉·格伦威尔给威廉·皮特写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说道：“虽然船主们只是为了履行合同，但对一个独立的外邦来说，英国罪犯在美国登陆是一种冒犯行为。对英国政府来说，这种政策实在太不合适了。此外，罪犯上岸后没有任何物质资源，只能被活活饿死或被当地人杀死，这是极其残忍的。在美洲殖民地，海军上将马克·米尔班克公然违命后，没有一个总督愿意让罪犯登陆他们的辖地。”威廉·格伦威尔指的是，《1786年爱尔兰议会法案》明文规定将罪犯运往美洲或欧洲以外的地方，纽芬兰总督马克·米尔班克不顾法令，拒绝接收八十名爱尔兰罪犯。需要说明的是，爱尔兰罪犯是在澳大利亚殖民地建成后被送去纽芬兰的。

威廉·格伦威尔（1759—1834）

英国皇家海军军官亚瑟·菲利普当选新南威尔士的第一任总督，管辖范围从约克角到范迪门斯地的最南边，往西一直到西经135°。这片区域是整个澳大利亚面积的一半，但并不包括荷兰人划定的新荷兰的西边区域。当时，还没有人发现澳大利亚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岛国。很多人认为新荷兰和新威尔士之间有一道海峡。英国政府应该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谨慎地将殖民地的西部边界划在了西经135°的位置。目前，他们还没有开发整个澳大利亚的野心。

1787年5月13日，第一舰队从英国起程，其中包括“小天狼星”号、“供应”号、三艘食物储备船以及六艘载有罪犯的运输船，总共十一艘船。1788年1月18日，亚瑟·菲利普登陆植物学湾。两天后，所有船安全抵达，总共一千多人，其中包括军官、水手以及携带家眷的二百九十名劳动力。到达植物学湾的罪犯共有七百一十七人，其中五百二十人是男性。这就是整个殖民地的安置人口。仔细查看了植物学湾后，亚瑟·菲利普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植物学湾并不适合定居。植物学湾的海湾很开阔，周围没有遮蔽，而且土壤贫瘠不适合耕种，平地周围全是沼泽，因此殖民工作开展得很不顺利。于是，亚瑟·菲利普决定继续向北搜寻，考察詹姆斯·库克船长曾在地图上标记但并没有进入的杰克逊港。到达杰克逊港后，这名老水手眼前一亮，凭借多年累积的经验和见识，认为杰克逊港满足定居需要的所有条件。亚瑟·菲利普形容杰克逊港是“世间最美的港湾，千帆尽可无忧漂泊”。杰克逊港有一道深长的海湾，近处有丰富的淡水资源。亚瑟·菲利普给这里取名悉尼湾。多年来，悉尼湾接纳了几千名流放罪犯，正如诗人托马斯·坎贝尔说的：“命中注定邂逅悉尼湾。”不久，亚瑟·菲利普又发现了一处适合居住的地方—布罗肯湾。当他来到位于杰克逊港北部的布罗肯湾时，看到了“这辈子见过的最美的水域，于是将这里命名为‘彼得沃特’”。

“小天狼星”号抵达澳大利亚海岸

布罗肯湾的确与亚瑟·菲利普热情的赞美之词相符。布罗肯湾位于一片广阔水域的南边，天然分散成一道道狭长的海湾，周围是茂密的分层植被，整片海湾被绿荫覆盖，形成一道迷人的风景，很有发展前景。这片水域正对着长达两百英里的深水区，在“那黑色漩涡般的时间深渊里”，它曾是河流的入海口，离现在的海岸线往东还有几十英里。但后来由于海床下沉，陆地到了现在的水平位置，形成了一片多边环绕的海湾。(www.daowen.com)

亚瑟·菲利普在悉尼湾登陆

托马斯·坎贝尔（1777—1844）

亚瑟·菲利普从杰克逊港回来后，第一舰队还在植物学湾停泊休整，有人看见两艘陌生船只正在向他们靠近。两艘船的出现引起了第一舰队的好奇。有人认为这两艘船是荷兰人的。荷兰人因英国人登陆植物学湾前来理论。还有人推测双方可能会动武。亚瑟·菲利普认为这些人是德·拉佩鲁兹伯爵指挥的法兰西王国探险船队。结果证明他猜对了。1788年1月24日凌晨，亚瑟·菲利普正忙着将大队人马全部转移到他新选的安置点，他认为现在等候陌生人并不合适，应该抓紧时间筹备转移事宜。

德·拉佩鲁兹伯爵（1741—1788）

德·拉佩鲁兹伯爵指挥的两艘船停靠在了植物学湾。与此同时，亚瑟·菲利普留下负责“小天狼星”号的约翰·亨特船长出海了。在德·拉佩鲁兹伯爵的信件和日记中，对法兰西人来到植物学湾的原因记录得很清楚。德·拉佩鲁兹伯爵一直在太平洋探险，他的两艘船上的大部分船在萨摩亚群岛上遇险，剩下的人被当地土著杀害，船队中的大船也被土著人砸毁。当时，德·拉佩鲁兹伯爵的船舱里装着两艘新船的框架和木板，他想找个安全的海湾将它们拼装好。因为担心会再次遇上土著人，所以他没有在南部登陆。由于失去了同伴，船员们很愤怒，但如果和土著人再次正面交锋，他们一定会损失惨重，甚至无睱顾及新装好的两艘船。到时候，新船一定会被迫搁浅在海滩上，其中一艘只能被摧毁。德·拉佩鲁兹伯爵曾是詹姆斯·库克船队的学徒，他还记得詹姆斯·库克船长对植物学湾的描述，于是决定前往植物学湾拼装新船。如果说德·拉佩鲁兹伯爵想要将植物学湾据为己有，或在那里建立殖民地，那绝对是空穴来风。在植物学湾，法兰西人一直待到1788年3月10日才离开。他们与英国军官相处得很融洽。再次驶入太平洋后，他们不幸在珊瑚礁触礁沉船。

1788年1月26日，亚瑟·菲利普在悉尼湾扬起了英国国旗，通过简单的仪式宣布了国王身体抱恙的消息，并鼓励大家努力工作。所有人积极开荒建房。亚瑟·菲利普住的用帆布临时搭建的房子既不防风也不防水。军官、水手以及罪犯都住在从英国带来的材料搭建的帐篷里。良莠不齐的劳动力全被组织起来为建设一个有序的社区努力。大片空地被开垦出来种植玉米，砍伐的树木被用来搭建木屋，船上的贮藏品都拿了出来，原始森林和灌木丛逐渐被一个秩序井然的小镇代替。1788年2月7日，亚瑟·菲利普当场宣读了委任状。在所有人的见证下，他按法律规定进行了宣誓。宣誓的其中一条是放弃追随斯图亚特家族的小觎位王子^[4]。这是亚瑟·菲利普最后一次说出类似的誓词，因为在他郑重发誓绝不承认查理三世的王位继承权的前一星期，即1788年1月31日查理三世驾崩。

查理三世（1716—1788）

乔治三世（1738—1820）

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能像亚瑟·菲利普那样，得到如此一个绝佳的机会。他在一片从来没有文明人生活过的新大陆上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人能像英王乔治三世^[5]那样，在臣民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虽然每一位君王都想名留千古，希望驾崩后得到铜铸或大理石雕刻的纪念碑以及公众的祭奠，但一切其实都是过眼云烟。历史上有很多君王想尽办法流芳百世，然而，他们中又有谁能像亚瑟·菲利普那样开疆拓土，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建立殖民地，却从没想过获得丰厚的回报呢？

殖民地建立初期，亚瑟·菲利普面临很多困难。譬如，劳动者的个性差异使管理工作变得非常艰难。另外，物资供应也十分匮乏，尤其是刚起步的殖民地十分依赖外部资源。因为殖民地的主要劳动力是被判流放的罪犯们，所以拓殖进程进行得十分缓慢。很多罪犯懒惰又无能。亚瑟·菲利普在报告中说：“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懒惰惯了，如果让他们自力更生，肯定会被饿死。”越来越多的罪犯被流放到新殖民地。亚瑟·菲利普抱怨说，身体健康且懂得经商的罪犯都被关在英国监狱，只有没用的人才会被送到殖民地。他写道：“将无依无靠的粗鲁人送来流放的确可以空出一些监狱，解决教区面临的难题，但显然，如果一直这么下去，这片安置地将无法自给自足，甚至成为英国的负担。”他认为应该鼓励殖民者进行改革，作为嘉奖，可以授予行为良好的罪犯自由权，并希望英国政府可以送来一些诚实聪明的殖民者，为殖民地树立榜样并带动其他人。“我们需要一些品德高尚的模范来给这里的人树立榜样。”

在殖民地开发的前几年，物资供应短缺是一直存在的问题。殖民地非常依赖英国的补给品，一艘不幸遇难的供应船意味着殖民地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面临食物短缺的困境。人们在干活时经常抱怨吃不饱，没有力气干活。1792年3月，亚瑟·菲利普说殖民地从1789年11月开始就减少了定量配额，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两年多了。如果补给船逾期没有到港，人们就会因担心物资短缺引发恐慌。1788年，他被迫送两百人去了诺福克岛，新建了一个定居点缓解了悉尼湾的资源短缺压力。起初，牛羊数量很少，许多牛都病死了，蚂蚁和田鼠吃了玉米种子，人们吃的大米也都变质了。在困难时期，亚瑟·菲利普将自己的私人补给拿出来和所有人分享，与大家一起同甘共苦，拒绝被特殊对待。

接下来，殖民地渐渐被饥饿的阴影笼罩，可用物资越来越少，一些人甚至觉得自己的母国将悉尼湾当作了垃圾场，但亚瑟·菲利普从来没有灰心失望，更没有怀疑过自己肩负的使命。其他人也许会对殖民地的未来感到绝望，但他从来没有。他的一位军官曾写道：“请罪犯们在伦敦酒馆吃龟肉和鹿肉都比送他们来这里便宜很多。”

悉尼定居点

然而，我们并没有在亚瑟·菲利普的信件或报告中发现类似的记录。他从未怀疑过未来。在每次报告的末尾，他都会记录牛羊的死亡数量、与土著的冲突、食物短缺、劳动力生病以及地震等问题，但他仍然高呼自己坚定的信念：“我坚信这片土地将成为大不列颠最有价值的资产。”“我为自己的国家服务，为人类的事业服务！”在另一份报告中，他说不仅占领了诺福克岛，还扩张了殖民地。除了悉尼，他在帕拉马塔建了一个新的小镇。起初，新小镇被称为“玫瑰山”。在“玫瑰山”，亚瑟·菲利普鼓励人们农耕，并进行实验，让勤劳的罪犯下地劳作，表现好的罪犯可以获得自由。

退休前，亚瑟·菲利普对帕拉马塔新开垦的近两千英亩耕地感到很满意。帕拉马塔河沿岸的土地非常肥沃，亚瑟·菲利普说如果在第一次寻找定居点时来到这里，说不定会将大本营设在这里。1792年，当看到殖民地在生活必需品方面已经实现自给自足时，亚瑟·菲利普因身体原因不得不退休，回到了英国。1792年12月，他离开了殖民地。本来，他希望晚些时候再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上，但他再也没有看到悉尼湾。1814年，亚瑟·菲利普在巴斯逝世，安静地躺在墓地八十年后，他的功绩才被人们想起。

【注释】

[1]威廉·皮特（William Pitt，1759—1806），英国第十四任首相，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就任首相时年仅二十四岁，他通过财政改革支撑了英国抵抗拿破仑的战争。—译者注

[2]托马斯·汤森（Thomas Townshend，1733—1800），英国著名政治家。1785年和1788年，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悉尼市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悉尼市分别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注

[3]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他推崇科学、发展科学的进步思想和崇尚知识的进步口号，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译者注

[4]小觎位王子指查尔斯·爱德华·斯图亚特，他是詹姆士二世的后代，被詹姆士党人奉为“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查理三世”，被英国人称为“小觎位王子”。—译者注

[5]乔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大不列颠国王及爱尔兰国王，1801年1月1日后因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组成联合王国成为联合王国国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