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建成环境构成人们经验的物质基础。物质环境的品质与城市生活的品质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美好生活是人们聚居于城市的诉求，远溯先哲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居于城市是为了美好生活”；近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城市更新”作为专有名词出现于20世纪中期西方城市的政策话语之中。政策是政府采取和推行的行动，是一种措施方法或一套行为准则，暗含政治动机和利益需求。在城市政策之中出现表明，“城市更新”是一种干预行为，是一种使城市保持生命力以满足和适应人类新需求的调节机制。在政策语境中的“文化”，往往是参照机构或组织来界定的。围绕文化机构来规划更新项目，有利于政府分散推动社会文化融合的责任。

独特风格的旗舰型文化建筑，地标式雕塑或装置艺术，表演艺术、文化事件或节日庆典，以不同的载体和形式凸显了文化在城市更新实践中的可见度。从城市更新政策的角度来讨论文化，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明显增多。作为工业时代的强国，英国较早地开始了后工业化的城市更新，在相关政策中，城市更新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自我维持的话语，从政府文件到智库研究、咨询业和学术界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各个领域的研究焦点时常趋同。主流的城市更新话语与“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这一更加整体性的话语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从国家、区域到地方的政策框架中，存在着一种一致性的努力，将物质/经济这一基础性的更新与审美的、具有美好生活品质的文化元素整合起来（Vickery，2007：17-18）。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主要有四种类型：

（1）城市设计驱动的城市中心重新布局：通过地标建筑和公共设施，改变城市物质环境，直接产生可测量的经济效益，刺激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发展，并提供新市场。这种更新形式中的文化内容，主要是视觉的，反过来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即围绕新的空间形态的新零售文化、商业或组织化文化的发展。

（2）创意驱动的社会更新：基于与各类社会群体、少数群体一起的社区活动，把“创造力”融入各种教育、培训、健康等公共服务。在这里，“创造力”被视作培育社会凝聚力、社会认同、交流技巧和个人表达技巧的手段，不一定完全是审美实践的形式。(www.daowen.com)

（3）艺术驱动的社区发展：涉及专业或较为专业的艺术家活动，艺术家参与更新计划，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艺术作品是一种产生再生动力的生成性的、象征性的角色。

（4）艺术驱动的市民发展：涉及市民中心的文化服务和文化设施，艺术机构保持其中心地位，无论是象征性的或只是物质性的设施，这种形式都增加了区域的表演或艺术生产能力，“更新”通常是艺术驱动的市民发展的政策语境，对机构而言，“更新”是其在艺术世界的网络内扩建文化设施的动力。（Vickery，2007：71-72）

作为一种政策话语的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重的概念，不是静止而是动态的过程。它对城市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产生影响，也受到新的社会条件的影响而不断调整，但是始终嵌入变动中的政治化议程。总体而言，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有三个层次：一是文化与更新，更新过程中使用文化活动，但并非系统的或连贯的，两者的融合度低；二是文化驱动的更新，以文化项目、事件或空间作为催化剂；三是文化更新，文化被整合进城市发展的总体战略之中，也融入城市生活，这是一个渐进深入的过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文化制造社会重塑机会的同时，是以穷尽文化内涵和创造力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