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界定“公共空间”并不容易，城市理论的各种流派给出了诸多定义。美国当代知识分子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定义：陌生人相遇的地点就是公共空间。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与范围广泛的陌生人相处构成的公共生活，代替了与相识之人交往构成的共同体生活。而公共生活是一种平衡器，让现代城市居民从“从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制度与国家的社会结构控制中解脱出来”（迈尔斯，2013：17）。城市文化空间，至少表面看来，把个体与家庭之外的陌生人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严密的社会控制，为城市居民的社会学习和社会交往提供了空间选择。

城市的封闭社区与开放场所同步增长。美国城市问题研究者肖特（John Short）认为，资本集聚的城市正在经历一场新的圈地运动：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圈地运动，将郊区的公共牧场据为己有；现代圈地运动发生在城市，越来越多的“碉堡建筑”出现，与公共社区隔离开来，表现出一种抽离态度（2015：37）。典型的形式是封闭社区，这种居住社区用大门把住户及其亲友之外的无关人员阻挡在外，或是商业办公建筑将入口严加管制甚至是隐蔽起来，与普通市民阻隔开来。高墙大门、私家保安都表明了人们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对城市中他者的恐惧。然而这些安保措施，也反过来加强了我们对于彼此的忧虑。

如果说城市是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聚集在一起的公共空间，那么在这种情境中，共同利益的概念也散碎而成为个人忧虑。城市公共空间诉求的基础在于，它在为个人消费提供空间的同时，也在一项共同事业中创造了归属感，尽管这种归属感往往发生于具有充足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人群身上。城市居民聚集于同一空间，共同庆祝或更为平常的共同相处，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性需要，尽管这种集聚存在动乱的风险，但也正因如此，这些情感诉求需要得到满足而不是被忽视。(www.daowen.com)

文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社会性的公共空间，其数量的增加和分布范围的扩大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不安。从文化观念性来看，文化能够穿越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的差异而作用于社会民众，可以在不改变物质秩序的状态下使人获得心理自由。文化并非只教导人们维持现状，它还有更为积极的功能，比如“通过教化丰富并完善人的心理和意识结构，进而重组社会结构”，文化“不但高于实际的社会运动和价值判断，而且是缓冲社会矛盾、建设共同生活的一种途径”（单世联，2006）。

文化所具有的“软化”作用，与空间结构所隐藏的硬性作用结合起来，共同构成了作为公共空间的文化空间，在为城市居民提供情感共享的同时，也规训他们的行为。文化空间所具有的隐喻，一方面是民主的修辞，支配着公共文化空间作为公共生活和公共教育工具的观念，另一方面的现实功能在于成为改变城市居民行为方式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