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文化领导权，是文化空间在提升文化软实力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的政治效益。事实上，奈提出的“软实力”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研究视域中，文化空间所产生的文化领导权，旨在使大众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方式，进而形成新的常识。

“文化领导权”（hegemony）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重要理论贡献。古希腊文“hegemon”，指一个手持火炬的光明使者，引领众人步入神殿、宣誓加盟；后引申为借助言语、辩论、修辞的说服力而获得权威性影响和指导地位的过程（叶惠珍：2016）。意大利语“egemonia”的含义还包括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统治和权力平衡关系。葛兰西以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权生成路径和意大利的社会发展方向为直接研究对象，认为“文化领导权”是“大众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导集团施加于社会生活的总体方向的自发认同，该认同是统治集团在生产世界中的位置和功能所带来的威望和自信历史地形成的”（2014：59）。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文化领导权的形成做出了阐述：

此时各种意识形态相碰撞乃至互相冲突，最终某一种意识形态占据上风，统治并传播到整个社会领域，除了政治经济一致性之外，更带来智识和道德的一致性。此时该社会集团就获得了对于其他附属集团的文化领导权。（转引自叶惠珍，2016：47）(www.daowen.com)

文化空间强化文化领导权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文化空间相对于其他空间的领导权。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由政府权力规划和协调，文化空间和其他空间共同参与其中。基于新文化经济中文化空间的多重身份和效益，文化空间不再只是配合工业生产的附属空间，不再是毫无经济生产力的僵死空间，不再只是精英高雅艺术的小众空间。理想意义上，文化空间在城市中以合理数量和体量存在，并对其他机器化空间的领导，能够更好地满足文化多样性和人们的精神需求。

二是文化管理者相对于使用者的领导权。城市是社会调控方式的中心，城市文化空间以一种隐藏的方式汇集了各种权力的较量。威廉斯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引入文化研究，认为“文化领导权”概念包含“文化”和“意识形态”两个概念：“文化”是定义和塑造人类生活的完整社会过程，是一套构成性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意识形态”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体系（威廉斯，2008）。威廉斯认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超越了18世纪以来的文化观，不仅将文化看作“人类定义和塑造其完整生活的社会过程”，更将这个过程与具体的权力和影响力结合起来，承认阶级社会里统治与从属关系所带来的不平等，并将这种不平等“塑造自我完整生活”的能力差别纳入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完整社会过程”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空间中的文化领导权，以艺术形式追求人们思维方式的总体性主导地位，超越了直接的政治控制，不同于直接传播意识形态的传统方式。城市文化空间以全球化的、时代性的表征，将艺术成果和文化观念转化为符合社会发展的主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