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身份认同，从空间社会生产的视角来说，是文化空间所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核心。不同形态的文化空间所折射的具体身份认同有所不同。事实上，这正是后现代城市文化空间能够提供差异化选择、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表现。文化空间建构身份认同，最典型的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工人文化宫，这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属性的文化空间形态。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空间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呈现社会主义的新话语。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一个正在转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不能接受资本主义所生产的空间。若这样做，便形同接受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这只会引向死路。”（2015：55）社会主义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兴建了许多文化宫，以满足城市工人群众对文化生活和娱乐活动的需要。现实主义建筑师梅尔尼科夫（Konstantin Melnikov）在20世纪20年代设计了大量先锋派的文化宫，他认为建筑的形式和功能需要为新崛起的城市工人阶级提供个人身份认同感（王洪喆，2016）。不同于苏联，新中国初期的工人文化宫建设以改建为主，将前朝祭祀场所、原租界商业娱乐场所等改造为工人文化宫，由领导人题词“工人之家”或“工人的学校和乐园”，这是“文化翻身”的重要仪式，表达了文化上“当家作主人”的话语。对旧空间的功能改造，不仅有产权改变的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转换权力表达的政治意义。

新的社会制度要求中国城市文化空间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工人文化宫作为主导的文化空间形态在各级城市纷纷建立，以发挥工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秩序中的作用。工人文化宫的工作内容和功能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文化启蒙，对城市工人进行文化和技术教育、时事政治和革命教育；二是提供文化体育休闲服务；三是组织业余文艺活动、培养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四是文化交流与对外展示（胡霁荣，2016：55）。此外，工人文化宫也是一种约束工人闲暇时间的方式，是生产性的，其主要任务的最终目的在于“确保生产计划的完成”。这一时期的工人文化宫，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作为城市治理工具的。政府通过提供固定的文化娱乐空间，将工人及其家属集中起来，对他们的文化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管理，建立一种政府权力领导下的有组织的文化生活，客观上构成了工人的日常生活，以维持一个安定、稳定的局面，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引导于不对经济建设产生负面影响的范围之内。工人文化宫在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指导下建立起来，同时生产了一种国家体制框架内的新型工人文化和以工人为主体的新型城市文化。(www.daowen.com)

城市空间的重组和生产，再生产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新社会、新主人。从空间的生产理论来看，工人文化宫的空间生产有两层内涵：其一，作为物质空间存在的工人文化宫，是以工人为主体的政策产物及其在城市空间上的表现，也就是说，工人文化宫的建立和发展是工人文化在物质空间的生产，是文化物质性的一种表现。其二，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导下，工人群众通过在工人文化宫内进行的文化实践，获得了城市主人翁的精神满足，建立了新的身份认同。

作为一种政策型文化空间，工人文化宫早期遵循“为生产服务”的工作方针。改革开放后，在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中，各地的工人文化宫面临转型困境。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相关政策不明朗，这一时期的工人文化宫成为缺乏工人主体性的“空”空间。现阶段，工人文化宫作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其定位在2011年《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得到明确：工人文化宫与博物馆、美术馆和文化馆等，同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为群众性文化活动提供便利。该政策把自行转型为经营性企业的工人文化宫，拉回到群众性、公益性机构。但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提供文化启蒙和文化活动不同，当前语境中，与工人文化宫相关的表述，弱化了“工人阶级”，是宽泛意义上的“人民群众”“公共文化”和“主旋律”等各种具有当下时代特征的话语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