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文化生产多数属于个体性创作不同，当代文化生产表现为社会化生产。文化产业所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领域，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的经济形态，与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深度互动，理所当然地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对象。问题是，政府以何种方式在尊重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加以管理（单世联，2017）。

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对“管理”（management）进行了溯源。英文词汇“manage”源自意大利语“maneggiare”，指管理、指挥，尤其是驾驭或训练马匹，随后拓展为指挥作战，16世纪初期开始被扩大解释为掌控、负责、指挥。该词的词义演变受到与法文词汇“menager”混合使用的影响：“menager”指家庭、家人，十七八世纪两者的含义开始部分重叠，使“manager”的含义从训练者和管理者（maneggiare）转变为细心照顾的管家（menager）。“management”是表示上述活动过程的名词，最初专指管理部门的一群人，后指在剧院管理或经营部门，18世纪开始用于购物和商业活动。“management”在20世纪里的普遍含义与两种历史潮流有关：第一种潮流是持续雇用一群支薪的经纪人来管理日益扩张的公司；第二种潮流指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神秘化。在当代艺术管理中，艺术管理者的重要特征是需要具备平衡的技能：一方面具有学者、鉴赏家的素质；另一方面又需要是一个筹款人、善于交际的人（2016：323）。

西方语境中的文化管理，作为研究对象，由“艺术管理”拓展而来。从操作层面来说，《国际公共政策与管理百科全书》对艺术管理的界定：

艺术管理是将计划、组织、人事、监管和控制这五个传统管理职能实施到促进表演艺术和视觉艺术的生产中，并将艺术家的作品呈现给观众的过程。管理和创作过程的促进及其与观众的沟通，无论是对公共、非营利机构（如非营利剧院、博物馆和表演艺术中心），还是私立、商业、营利的艺术实体（如商业剧院、私立画廊）而言都是共有的。（张，2017：9）

在中国语境中，文化管理还包括意识形态的管理。当代中国文化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思想理论、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网络媒体和对外宣传等方面（蒯大申和饶先来，2015：2）。文化管理体制包括管理主体、管理对象、管理手段和管理理念四个基本要素。其中，管理理念，指制度之所以如此的理论和观念，是文化管理体制的灵魂，其精神和倾向体现在另外三个要素之中。

城市文化管理兹事体大。就城市更新进程中的文化空间实践来说，文化空间推动文化管理的理念转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文化审查；文化补贴。

其一，文化审查。作为管理主题之一，文化审查一般指政府机构、宗教团体、民间社团以及社会风俗等基于主观判断而对文化内容和形式做出某种程度的检查。文化审查由来已久。朱光潜在总结西方文化史上有关文艺与道德的讨论后指出，柏拉图是第一个主张文艺要经国家审查的人，虽然他的理想国并未实现。艺术能够影响并教育公众，因此柏拉图高度重视文艺的教育功能，但是当时几乎所有形式的艺术都不能带来良好的伦理/政治效果，特别是诗歌，以其恶与劣的特征，无法完成教育公民的重大使命，于是柏拉图提出了一套文化审查理论。禁止与限制是文化管理中对“异端”而言的一种手段。(www.daowen.com)

空间和文化生产的关系并不简单。由闲置工业空间转型而成的文化空间，以其高灵活度和强包容性，最初确实为艺术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是与此同时，新空间和参与空间重建的机构也给文化生产设置了约束。城市企业主义模式中，有关文化空间的运营应用了诸多市场化策略，但是鉴于文化的特殊性，政府对文化空间的管理仍然维持了部分行政管理手段，如官方认定创意产业园区、设立艺术区管理委员会等。一般情况下，经过管理委员会批准入驻园区的艺术家，可以自由创作，但是一些敏感的作品不允许展出。展览活动以安全为由需要申请报批。北京798艺术区从一个充满争议的工厂区变成艺术区，关键性时刻之一是2005年12月，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授予北京798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随后北京市朝阳区政府与七星集团共同设立了北京798艺术区管理委员会。如此一来，由自由艺术家们开创的798艺术区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开始利用“文化产业”“文化创意”等全球化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口号和话语，将艺术家的成果朝着符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标准修改（吕澎，2014）。

其二，文化补贴。这是与文化审查相对应的另一种手段，是以补贴方式鼓励和支持符合政府标准的文化。英国经济学者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对文化艺术也有高度敏锐认知，在他看来：

艺术家需要经济方面的保障，需要得到足以为生的收入；在这两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希望在为公众和雇主服务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给艺术家提供帮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原因在于，艺术家需要敏感的时代精神，这一点是人们无法刻意制造的。（2014：415）

凯恩斯明确提出政府应该资助艺术。作为文化精英的凯恩斯认为，政府资助不应该仅限于高雅艺术、精英文化，还应该鼓励扩展中的、变化中的流行文化、公共文化。凯恩斯清楚地意识到，艺术的公众及潜在公众比一般预估的范围要广，由此强调政府资助艺术的目的在于把艺术带给那些被剥夺了接近艺术权利的公众，激活公众的艺术创造力和欣赏水平（单世联和刘述良，2016）。

时至今日，不论高雅艺术还是流行文化，多以文化产业的方式发展。在“大文化”发展理念下，各类文化形态理应都成为文化补贴的对象。当然，文化支持具有标准和立场，在支持一些文化艺术的同时也意味着限制另一些文化艺术。

文化补贴可以引入，也需要引入社会资本。长期以来，文化领域，特别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公共服务强调普惠性、均等化，但是这不代表免费性、单一化，加大政府投入也不意味着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市场竞争的存在。在文化领域引入社会资本，既能够解决文化创意项目初期发展资本短缺的难题，又能够提高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将政府的高信用与社会资本运营的高效率结合，增强社会资本的投资意愿和投资信心（潘琛和刘穷志，2017），还有利于打破公共文化与文化产业之间的传统界限，体现大文化发展的理念。这种理念符合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有利于城市文化的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