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企业主义治理模式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刻地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发展格局和空间属性。城市中出现了诸多具有资本属性的新空间，其管理策略也随之改变，文化空间正是其中之一。城市文化空间的经营和管理，以政府为主导，而其具体的实施方案是非常多样化的。总体来说，文化空间管理的企业主义式策略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空间作为城市文化品牌用于地方营销

地方营销（place marketing）是将现代营销理论用于提升城市形象以扩大城市影响力的实践活动（科特勒等，2008：1）。在城市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中，概念似乎比现实更加重要。商业活动中用于促销产品的营销策略被挪用于城市发展。向外界人士和本地居民介绍精心设计的城市形象，对城市地区进行营销，是城市企业主义模式的主要策略之一（塔隆，2017：166）。在宽泛意义上，地方营销并非近期的新现象，工业时代的英国滨海度假区，就曾利用地方营销策略吸引工人阶层坐火车去度假（厄里和拉森，2016）。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范围流行的地方营销与城市而非乡村更加紧密相连。为了刺激后工业化经济，地方营销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地方营造成为家居之所、乐业之地和旅游首选。

空间是城市崛起的重要动力，城市空间逐渐品牌化。在城市空间品牌化中，文化空间与其他消费空间一样采取商业化的形式，如利用公共空间开展户外活动和展览，设置销售区域和娱乐设施。此外，随着消费主义的蔓延，名目繁多的消费庆典被人为制造出来，说明后工业化经济对符号意义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商业资本以文化节庆的形式将城市空间品牌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挪用了文化传承的说辞。城市文化空间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定义。文化空间用于地方营销，不仅是作为推动后工业化城市崛起的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它暗示了后现代城市是符号的表意与再现的实践，是有意识和有计划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地方营销构成地方管理的现行哲学。

然而，地方营销也遭到不少批评，认为营销的商业意识形态浓重，目的在于操纵城市的形象和内涵，而事实上，城市的宣传形象与其真实情境之间存在选择性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纽约经过一系列的改造而焕然一新，经过商业开发后的纽约“新东村”品牌，早已不是那个充满抗议色彩的移民聚集区和文化实验场。宣传所构建的城市形象，通常是针对少数的富裕人士，而忽略了经济条件欠佳人群的需求。城市中负面的或者缺乏诱惑力的内容被选择性过滤了，地方营销所塑造的正面形象，如同面具一般，隐藏了城市存在的真实问题。(www.daowen.com)

（二）文化空间的投资运营引入社会资本

城市企业主义治理模式的核心要点之一是“公私合作”，中国城市企业主义模式中称之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在PPP模式之前，公共产品供给主要有政府供给、第三部门供给和私人供给三种模式，政府在与后两者的关系中，更多情况下是对后两者进行管理和控制。PPP模式搭建了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契约机制来约束，非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生产，政府以付费机制给予补偿或创造收益回报条件。PPP模式作为一种新型公私合作模式，广泛运用于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在国内外城市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在文化领域，文化产品和服务的PPP模式处于探索阶段。2015年出台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提出将文化领域作为PPP模式的推广范围之一。2017年4月发布的《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及，“推广实施文化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征集适宜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文化项目”，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进入文化企业孵化器、文化资源保护开发等领域。

城市更新进程中的文化空间改造实践，有不少是PPP模式的探索。例如，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城市更新实践中，采取公私合作模式，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开发公司，其典型例子是伦敦码头区，从工业遗址转化为滨水豪华住宅商业区，带动了泰晤士河口区快速更新。如果说哈维指出的城市企业主义关键特征之一是“公-私伙伴关系”，如巴尔的摩的海滨地区改造、澳大利亚墨尔本剧院，那么中国城市空间再利用中，更多情况是显著的“公-公伙伴关系”（public-public partnership），社会资本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政府影子。

社会资本的投入有助于文化空间开拓新的领域。美术馆领域常见的企业赞助商包括地产、时尚、汽车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科技类企业、互联网企业也投入了对文化空间的赞助和支持，探索与文化结合的发展方向，并且新媒体和数字艺术展览能够吸引网络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2017年11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与腾讯创新平台联合举办“新融合：走向日常的科技与人文暨腾云峰会”，双方联合举办了“传统文化×未来想象”的数字文化艺术展，成立联合创新实验室，共同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探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