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重构了城市发展的社会环境，城市不得不越来越像企业一样思考。二战后西方城市治理普遍采取管理主义模式（managerialism），关注分配国家盈余而非吸引私人投资流，在提供公共服务时主要依靠官僚机构而非私人部门，注重社会福利制度理念而非创造财富和竞争理念（Griffithsg，1998）。在70年代的经济衰退中，管理主义模式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受到削弱，政府缩减社会支出的压力增大，企业主义（entrepreneurialism）作为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是全球经济秩序变革的产物。哈维（1989）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城市治理的任务就是将高度流动和灵活的生产、金融和消费流吸引到本地”。

城市企业主义的内涵解释有三个层面：一是利用经营和运营企业的方式来管理和运营城市；二是以提升城市竞争优势为核心；三是对城市内部各种利益群体进行协调管理。哈维（1989）以巴尔的摩的城市更新为基础，提出了企业主义治理模式的三个核心要点：其一，企业主义内含“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概念，地方政府尝试吸引外部资金、新的直接投资和就业资源；其二，公私合作的项目在本质上具有投机性，不可避免受到投机行为的风险困扰，也难免无法合理规划和协调发展；其三，企业主义更加关注地方促进经济增长的项目而非改善生活条件的项目。

关于城市企业主义的竞争战略，杰索普（Bob Jessop）和孙（Ngai-Ling Sum）（2000）以香港为研究对象，说明了城市如何运用企业主义策略来提升城市竞争力。他们引入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提出城市创新的5个领域：一是加强城市空间在生产、服务、消费和生活等方面的开发利用，如科技园区、智慧城市；二是利用空间生产的新方法创造区位优势；三是通过城市营销或消费区域分布的调整开辟新市场；四是开拓新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以增强竞争优势；五是重新规划城市层次体系。在对香港的分析中，杰索普和孙区分了“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和“全球城市化”（glurbanization）两种策略：前者强调主动抢占异地市场的资源使其为本地的国际化企业服务，香港的表现是将其制造业向内地沿海地区转移，利用劳动力优势降低成本；后者强调城市内部的全球化改造以吸引外部资源主动流入，表现为将城市定位为国际区域性金融中心。两类战略的结合，不仅弥补了制造业转移所产生的产业空洞化问题，也推动了商业和金融业等新经济的发展。

治理模式的转型可以理解为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发生的政治分权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发展中，地方政府角色经历了两次较为明显的转变：第一次是转向发展型政府，第二次是转向企业型政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改革主要采取行政性分权战略，即中央将国有经济大部分控制权逐步转移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积极主动性，在发展国有企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反映在空间结构上就是出现了大量小城镇。9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采取经济性分权战略，经济增长的推动主体除地方政府外还有来自市场的各类企业。这一时期，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职能从经营企业转向经营城市（王伟，2008）。中国城市企业主义是全球化和市场化双重影响的产物，表现为城市治理由被动接纳企业集聚向主动制定发展战略、由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向对外招商引资的转型（王磊等，2012）。城市不仅是经济活动的发生场，还是追求经济利益的主体。(www.daowen.com)

城市企业主义具备灵活多样的后福特主义特征，其实施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构主体、社会组织主体和私人利益主体三类。三大主体为实现各自目标相互博弈，在一些情况下达成合作，推动城市发展。可以说，城市企业主义是地方政府和地方支持者吸引外来资金、促进城市发展而相互合作的行为，非政府力量的加入使得城市治理从以基础性的社会福利为导向转变为以培育自身竞争优势为导向的策略方式（张建清和张燕华，2014）。

企业式城市更新释放了自由市场的力量，但也造成了诸多社会问题。对城市企业主义的批判包括缺少对城市社会问题的回应；政策碎片化，缺乏长期性和协调性；过度依赖房地产的驱动；以及城市治理的官僚主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