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空间为人们提供文化消费体验的功能角度来说，文化空间是一种消费工具。对应马克思生产理论中的“生产工具”概念，瑞泽尔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应该将消费资料中的消费品和消费工具区分开来，其中“消费工具”扮演着与“生产工具”相同的角色，消费工具是消费者获取商品和服务的设施或建筑物，是消费过程的中介（2015：8）。当代城市消费工具不仅包括商店超市、百货商场、购物中心、邮轮、赌场、酒店、餐厅，还有体育运动设施、主题公园、博物馆乃至大学和医院等场所。这些新消费工具往往被人们建造成具有迷人魅力的，有时甚至是神圣的，瑞泽尔称之为“消费圣殿”。

消费工具的理性化有5个基本要素：效率、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以及理性的不合理性（瑞泽尔，2015：137）。理性的消费工具的物质化，本身就具有与生俱来的魅惑品质。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空间可以说是理性化的消费工具。城市文化空间越来越趋向多功能综合体，不管是对管理者还是消费者而言，这都是一个能够高效完成多种需求的场所。正如古根海姆基金会总监克伦斯（Thomas Krens）所说，他们确实把艺术博物馆界定为“一个具有四种吸引力的主题公园：优秀的建筑、出色的永久收藏、多元的艺术展览，以及购物和用餐的舒适场所”（迈尔斯，2013：100）。重复上演的演艺节目体现了理性化的可计算性；对大量客流的安全管理，则展现了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比如迪士尼世界应对大量游客有序游玩的能力，甚至是处理游客所产生的垃圾的能力，都是一种理性化消费空间的表现。

理性化暗示了传统魅惑的消散，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魅惑又是重要的。理性化在祛魅的同时，自相矛盾地创造了另一种形态的魅惑。这种魅惑根据时空不同而变化多样，曾经来自巫师或魔法师，如今来自现代机器和先进技术。在瑞泽尔看来，魅惑力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远没有消逝，而且持续存在着。消费的魅惑性，即象征性和想象性，是后现代消费的核心。

魅惑力是当前社会所缺乏的。坎贝尔等新韦伯主义学者，鲍德里亚和瑞泽尔等后现代主义学者，从不同角度指明了当代社会重新赋魅的可能性和重要性。后现代社会理论强调了赋魅的重要性并认为世界具有重新赋魅的可能性。后现代理论提供了分析的三个重要支点：其一，后现代理论倾向将当代世界看作既令人高兴又感到不安的世界。多数活动与消费圣殿的重新赋魅有关，重新赋魅被视作在重构圣殿的活动中令人愉悦的事情，但也可能是存在威胁的事。其二，后现代理论为消费工具控制消费者的观点提供了有意义的矫正。虽然人们被引导进行过多的购买，给人们一种受控制和被剥削的感受；但是事实上，人们并没有被迫这样做，而是渴望以这些方式去购买和消费。甚至有观点尖锐地认为，是消费者要求消费圣殿进行重新赋魅，而消费圣殿的管理者为了持续经营而满足消费者的要求。消费工具之间为了赢得竞争，以争取最大可能满足甚至超出消费者对消费空间赋魅的需求。其三，现代社会理论倾向关注大众媒体及其意图，而后现代社会理论寻求研究的去中心化。在鲍德里亚看来，符号交换的具有魅惑力的世界持续存在，它对经济交换的现代祛魅世界构成了威胁。鲍曼（Zygmunt Bauman）概括了这一重新赋魅过程的核心：(www.daowen.com)

在经历了为给世界祛魅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严肃的、尽管最终结果不确定的现代斗争之后，后现代主义带来了世界的“重新赋魅”。对人类的自然进化、内驱力和冲动的不信任，以及对预测和理性辩护的抗拒倾向，都已几乎被对非情感和计算理性的不信任所取代……我们重新学会尊重歧义、研究对人类情感的尊重，以及欣赏没有目的和可计算回报的行为。（转引自瑞泽尔，2015：104）

赋魅和祛魅不易区分。米勒对巴黎乐蓬马歇百货的研究表明，这一个逐渐呈现理性化世界与具有更多传统元素的法国资产阶级文化的融合，多年以后，它渐渐地向理性化、官僚化和组织化方向发展，受到一个走向更高效率的诉求持续推动力（瑞泽尔，2015：100）。从法国社会学、经济学者对购物中心的研究可以得知，法国早期百货商店像当代消费圣殿，既具有魅惑力或是祛魅的。或许说，一方不必一定排斥另一方，两者之间是互惠的关系。梦幻将人们吸引进新消费工具，这些梦幻能够被理性化以进一步吸引人们进入。创造景观的方式有多种，最直接的是上演场面铺张华丽的表演。这些铺张华丽的表演和模拟一般是由那些控制着消费工具并希望这些曾经具有魅惑力的场所重新赋魅的意图所创造的。通过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规模的表演和模拟，新消费工具变得越来越引人入胜。

尽管后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理性元素，但是其特征更多地描述为“情感、感觉、直觉、反射、投机、个人经验、风俗习惯、暴力、形而上学、传统、宇宙学、魔力、神话以及神秘体验”（瑞泽尔，2015：102）。齐美尔于20世纪初提出的“距离情绪”逐渐凋萎，21世纪初似乎表现出一种“负距离情绪”的高涨。高雅文化原本仅供那些熟稔特定美学词汇的精英分子品味赏析，但是后现代主义却松动了那些亘在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厚实壁垒，后现代本质上是反层级的、抵制垂直分化的（厄里和拉森，2016：112）。文化实践的日常生活化是城市文化空间的基本推动力。审美活动走出了文化文本和艺术小圈子，亲近大众，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空间推动了文化向外流动，即文化与日常生活的交融性：文化生活化，生活文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