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和城市竞争的目标驱动下，作为城市地标的文化空间越来越多，文化空间自身成为城市文化的消费对象。也就是说，文化空间不仅用于展示艺术作品，也同时具有作为艺术品的特质。文化空间作为消费对象，即把空间作为符号来消费。

作为符号的建筑，其功能包括初级功能和次级功能。初级功能涉及建筑的实用含义功能，是直接意指；次级功能涉及象征含义的功能，是含蓄意指。文化空间作为消费对象，主要是在次级系统（含蓄意指）发挥作用。参照法国语言学家巴特（Roland Barther）的多级意指体系，文化空间是整个社会符号体系的一部分，一旦成为消费对象，会与其他物一样纳入符号消费领域，成为符号消费品。

巴特在《今日神话》中拓展了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提出的“符号（sign）＝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公式，建立了一个两层（多层）意指系统的符号学模型，以“神话”来指称符号学分析所涉及的“意识形态”这个多义概念。在这里，神话主要在含蓄意指层面发挥作用，是文本或物体所承载或可能承载的、间接的、常常是无意识的含义（斯道雷，2010：5）。符号学在能指和所指这两项之间设定了一种关系，能指、所指和符号之间存在的非常紧密的功能性关联。巴特以玫瑰花为例进行了解释：假设有一束玫瑰花，以它表示激情。在实际情况中，不存在一个能指（玫瑰）和一个所指（激情），只有“被赋予激情的玫瑰”。也就是说，实际情况中无法将能指和所指分开；但是在分析层面上，“被赋予激情的玫瑰”可以分开为能指（玫瑰）和所指（激情），两者结合构成符号（玫瑰），不能将作为能指的玫瑰与作为符号的玫瑰混为一谈：能指是空洞的，符号因有“所指”才是充实的（巴特，2016：143）。在语言系统中，能指的量和所指的量一般来说是呈正比的、对等的，它几乎没有超出词的范围，也没有超出具体实体。但是在神话系统中是相反的，概念可以扩展到形式的极其广阔的区域，一个所指可以拥有若干个能指，比如可以有1000张图片（能指）来表示现代性（所指），1000座高楼（能指）来表示城市现代化（所指）。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除了口头言辞，还有物件。神话是为了恰到好处地传播而经过精心设计的。

可以称得上建筑杰作的文化空间数量与日俱增，前往造型奇异的文化空间参观的人们体验建筑物本身的愿望与欣赏其藏品的愿望似乎同样强烈。在全球经济衰退时期，文化空间的建筑魅力似乎成为一副疗伤药剂。一些标新立异的文化空间，从艺术角度来说是否得到认可尚无定论，但是它的确捕捉了各界关注，成为城市跻升世界地位的一份说明书。从这个角度来说，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有力地说明了象征意义在消费社会中的作用。

作为消费对象的文化空间，实际上是被政治化了的工程，甚至处于一种被强制的冲动之中，似乎新空间要令旧空间黯然失色，这是权力物质化的一种表现。在这种情境之中，文化空间所营造的幻象的意义早已被提前确立。而文化消费者，不过是无意识地接受了这种嵌入的意识形态。文化空间被赋予象征意义并不是新鲜事，只是在消费社会中，空间建筑的符号意义用于捕获消费者的注意力，而不必然与其内文化艺术有所关联。许多文化地标空间努力营造的是它们建筑身份的明确意义，而对于空间实际用途应该超过作为标志的要求并无清楚的认识。(www.daowen.com)

城市空间的建筑景观清楚地表达了神话使人正视的特征。意指作用的目的正在于此：它隐藏在现象的背后，使现象呈现为引人注意的样子，但现象同时又中止了意图的直接表达，为了使意图纯粹，现象就将意图凝结起来。正如巴特意味深长地阐释：

在他们眼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天生的、自然而然的。由于神话的消费者认为神话中意指是根据事实而产生的，因此将神话作为一个事实系统而加以解读。然而他们错了：神话自始至终都是符号系统而已。（2016：162）

巴特的符号学方法虽然有过度诠释之嫌，《神话修辞术》再版时巴特也明确表示，随着文化现象变得更加微妙复杂，初创的符号学分析不能再原模原样分析，但是这种方法提醒我们，消费看似自然而然的文化产品和文化现象时，应当具有怀疑的精神和明辨是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