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成为当代文化生产的主导方式，文化生产者的群像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在西方的艺术话语中有诸多称谓来描述该群体，如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莱奇（Rober Reich）提出的“符号分析师”（symbolic analysts），美国媒体业界流行以“雅皮士”（Yuppie）指急速成长的青年一代中的精英，美国经济学者佛罗里达提出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英国城市文化研究学者斯科特提出的“认知-文化劳动者”（cognitive-cultural worker），以及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费瑟斯通提出的“新型文化媒介人”（cultural intermediaries），等等。其中，“新型文化媒介人”和“创意阶层”两个称谓，基于不同理论立场，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使用。

新型文化媒介人，指从事符号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工作者（费瑟斯通，2000：66）。这些人早期或被称作广告人、制片人、表演者、流行小说家或咨询顾问，从习性和秉性可以看出，他们采取向生活学习的策略，意识到体验的范围是开放的。费瑟斯通基于社会关系中新中产阶层兴起的意义，从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的文化研究角度，拓展法国社会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新型知识分子”概念，提出了“新型文化媒介人”概念。新兴中产阶层内部的部分群体，作为新知识分子，推崇艺术的、知识的生活方式，有意识地去发明一种艺术的生活，他们的身体、居所和生活用品，都成为自己人格的延伸，表达自己的个性特征。他们通过生活方式的创造来标新立异，拥有与众不同的位置和表征，这在之前都只是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新型文化媒介人促使知识分子的文化产品及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扩散到更加广泛的人群之中，有效地促进了横亘在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旧有差异和符号等级的消解。与此同时，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有助于在新中产阶层内部产生新的受众。事实上，新型文化媒介人在新中产阶层形成、城市中心区域再中产化/缙绅化过程中，也发挥了先驱者的作用。城市中心区域缙绅化分为四步：首先是自由艺术家寻找廉价住房；接着是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接踵而来置业投资；然后是媒体的报道使一个区域变得广为人知，中产阶层对此区域产生兴趣，导致房价上升；最后是自由艺术家、中产阶层专业人士被商业精英排挤出去（哈丁和布劳克兰德，2016：139）。

创意阶层，是一个圈层式概念：核心层成员主要是科技、建筑、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等领域的工作者，其经济职能是创造新理念、新技术和新的创意内容；外围层成员包括法律、商业和金融等领域的专业人员，主要负责解决复杂问题，需要作出大量的独立判断；创意阶层的所有成员，不管是艺术家还是工程师，作家还是企业家，都具有创意精神，即重视创造力、个性、差异性和实力（佛罗里达，2010：9）。当代经济正在从由大型企业定义的以企业为中心的体系向以人为推动力的体系转变。从获得酬劳的主要方式来看，创意阶层与劳工阶层或服务阶层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主要通过执行规定来获得酬劳，而前者主要通过创造来获得酬劳。人是创意的根本来源，是新时代至关重要的资源。作为经济学家，佛罗里达提出该概念的目的在于，通过城市政策吸引创新型人才。在他看来，创意阶层的集聚能够使城市充满“科技、才华和宽容”（technology，talent，tolerance），能使城市焕发生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www.daowen.com)

文化从业者的职业稳定性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今文化生产者作为自由职业者并不少见，而以往多是铁饭碗，这是中外共同的普遍现象。英国媒介理论学者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在《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2017）中讨论了英国新文化经济中的文化工作者在身份定位、劳动报酬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变化。然而，由于缺少大型企业的安全保障，与组织化时代的劳工阶层相比，创意阶层需要承担更多风险，在工作和家庭中也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和情感压力。默克罗比认为，英国新兴中产阶级拥抱创意工作的理念，尝试没有福利或者福利大幅削减的工作，这是实验性地再造中产阶层的过程：尽管一方面，工作保障和福利缩减了；另一方面，创意和革新理念发挥了补偿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萎缩的保障、福利和权益模糊不清或不再重要。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工作者的状态发生根本性改变。按照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体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以下简称“文联”）组织和领导中国艺术家从事艺术创作和学术活动，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通过各级分支机构决定着艺术家的艺术生涯及与之相应的行政职位、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文化领域从业者称为“文艺工作者”，或根据具体行业称呼，如“美术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基本是顺从文联或各类专业协会体系的。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多数艺术家是为国家艺术机构工作，自由职业者少。文化活动基本由国家机构主办，艺术展的参展作品通过文联、协会层层选拔。80年代的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带来了社会转型，部分文艺工作者不再单纯依靠文艺界的旧有工作模式，而是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方式。中国传统安居乐业的职业观念和体制内艺术家的固定精神状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面临了强有力的挑战。商品经济中个体经营在短时间内获得的成功让人们意识到，脱离固定的单位体制或许更能体现自我价值。这一时期，一批艺术家脱离原有工作单位，与一批体制外艺术家一起走向社会，希望在社会变迁中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和创作可能，“盲流艺术家”或“自由艺术家”越来越多。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业态快速更新，民营的文化工作室、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出现，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等新的文艺群体日渐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