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大都市从内敛原则下的城市模式向爆炸式的城市景观转移，是整洁的虚拟空间与混乱的物质空间的混合物（卡瓦拉罗，2013：167）。信息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虚拟的网络社会的形成。网络社会是虚拟流的空间和脱离身体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空间形态。卡斯泰尔在其著名的《网络社会的崛起》（2001）中认为，作为新的社会形态学，网络化逻辑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和文化过程中的活动及其结果，将统治信息时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网络社会的未来前景得到了卡斯泰尔的乐观描述，但是物质场所的意义被低估了。

信息时代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哈维，2015：370）美国城市研究学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即便是在数字时代，具有战略性的场所也是越来越重要的。由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关于空间的一组新关系：实体性与虚拟性。

数字空间，尽管借助新技术打破了地理空间界限，但是仍然嵌入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和结构化的既往经验之中。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旨在说明社会生活脱离物质世界的趋势；相反，萨森的全球城市观点则强调，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中，场所的重要性正在逐步提升，新的权力空间化正在崛起，由此质疑全球信息经济的非虚拟性特点。卡斯泰尔倾向于关注信息产品，而萨森则把注意力引向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及其工作。与卡斯泰尔讨论的网络社会的虚拟性相反，萨森详细阐明了诸如伦敦、纽约等城市之所以保持卓越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原因。萨森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证明了：场所很重要，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全球化既涉及脱离和去物质化，也涉及新的权力中心、具体场所，这些场所为了生产数量空前的财富而利用信息时代集中的技术潜能、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贝尔特和席尔瓦，2014：333-340）。

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传播的双重效用激发的数字革命开辟了各种可能性。就文化空间而言，它改变了资源传播和文化体验的渠道。从在线发布馆藏图像，到提供在线艺术课程，再到虚拟博物馆，互联网让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获得文化体验变得可能。“数字博物馆”计划成为文化空间在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新策略。在这波浪潮中，荷兰国立博物馆研发的Rijksstudio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13年，历时10年修整的荷兰国立博物馆，在重新开放之际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重要决定：网络工作室Rijksstudio将25万件馆藏高清数字化，向所有人开放版权。荷兰国立博物馆馆长裴维（Wim Pijbes）指出，相比具体的互联网产品，更重要的是“以互联网的方式思考”，“开源”是互联网的未来，也是博物馆的未来。

信息技术产生了诸多前沿应用，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对文化空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用户体验角度来说，与文化空间直接相关的一项是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是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结合相关科学技术，在视觉、听觉和触感等方面，生成与某种真实环境高度相近的数字化环境（赵沁平，2009：2）。文化领域的应用集中于电影、游戏、社交媒体等产品。文化空间对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推动了虚拟现实技术社会知晓度的提升，拓宽了人们获得文化资源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对城市空间的认知思维。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设计工作室Capitola为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Mauritshuis）开发了一款名为“伦勃朗现实”（Rembrandt Reality）的应用程序，首次将伦勃的画作带入现实，以在伦勃朗去世350年之际纪念并致敬这位绘画大师。这款App通过AR技术再现了伦勃朗于1632年创作的杰作《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使观众可以通过伦勃朗的双眼，见证一堂17世纪的解剖学课程。解剖学课程被视为17世纪的社交活动，在剧院演讲室举行。在这个社交场合，观众必须穿着得体。伦勃朗以创新性的布光和构图方式还原了一场解剖课，令人身临其境；而AR技术真实再现了画中细节，使300年后的观众以宝剑不同的方式沉浸在绘画中，让艺术的观赏成为双向互动（潘敏之，2019）。

实体性与虚拟性的交织是在模糊边界，是后现代性空间的表现。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游乐、购物等娱乐消费领域似乎获得了较为积极的效果，对于博物馆的文化体验而言，有观点认为网络资源便捷获取会减少实地参观行为的发生频率，然而荷兰国立博物馆馆长裴维的一段话指向了另一面：(www.daowen.com)

你可以在Rijksstudio上获取最高分辨率的图片，可以缩放很多倍地观看藏品，甚至可以获得相比博物馆参观更为细节的体验，但是你只是从屏幕上观看图片而已，它是二维的，你是通过媒介来体验展品。真正站在作品面前的那种体验是不可能被图像所取代的，三维图像也不能。你在博物馆里面对的是原作，它有温度、有质感，它在向你说话。（艺术新闻，2016）

依据文化空间定制新的数字文化产品，是场所发挥实体空间区分作用的重要表现，不管这种表现出于基于经济学视角还是艺术性考虑。比如，美国当代艺术家特瑞尔（James Turrell）在上海龙美术馆举办的中国首个大型回顾展“光与空间的诗兴”，依据龙美术馆的空间结构量身定制了新的光影作品。日本teamLab是一个致力于跨越艺术、技术和地域的艺术团队，许多作品是专门定制的，多媒体作品的算法基于体验空间内人流量的大小，声称“作品受到观赏者行为举动的影响，不断地持续进行变化”。从team Lab成员及作品中我们看到，数字技术使我们将艺术从物质中解放出来，并使之能够跨越边界。然而同时，数字文化产品仍然受到创作者本土文化深层次的影响，team Lab的作品表现出创作者通过科学方法探索古代日本空间理论逻辑和当代视觉体验的意图。这些实验性创作越来越多地运用数码科技，将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结合起来，这种创作方式本身就是对社会世界空间化存在的回应和反思。

信息技术不仅从整体上参与文化的传播，还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内容、形式和意义，新的数字文化产品不断涌现。但是并不是每一座城市的文化空间及其活动的工作者，都能敏锐地感知前沿信息技术的应用，文化空间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感知与空间所在城市的信息产业发展密切相关。比如，定位为全国科创中心的北京，其文化领域对于科技的敏锐程度要高于其他城市。位于北京的今日美术馆于2015年搭建今日美术馆·未来馆，其开馆展“想象的未来”由实体展览、虚拟展览和增强现实展览三部分组成，并推出虚拟馆长Alex Gao，是国内美术馆首创，展览的作品偏重科技性、体验性和互动性，参与展览的不仅有艺术家，还有从事编程、声音制作的技术人员，以参观者本地化的视角，呈现对网络化社会的思考，探索艺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新技术思维改变文化空间的使用方式，还挑战了文化空间的传统逻辑。伦敦蛇形美术馆（Serpentine Gallery）的空间结构是由一个中心位置展厅和围绕中心的几个侧面展厅组成的，像教堂的结构。中间展厅是一个具有穹顶的巨大空间，适合一些具有纪念碑性和景观性的呈现，突出了主要性和重要性，聚集更多的注意力。但是这种主辅的空间结构不适合新科技应用内在的平等性和多面性，后者的展览一般不需要具有中心地位或具有核心位置的空间。然而正是这种不必然的契合性，摩擦出挪用和创新的可能性。2018年3月6日在蛇形美术馆开幕的“Ian Ceng：BOB”巧妙地交织了实体空间的等级性和虚拟科技的平等性。实体性和虚拟性进行创造性融合，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生活世界空间化的回应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