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艺术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普遍观点偏于悲观，认为以美国为中心展开的全球传播，实质是单向且同质化的，不可避免地给文化差异性带来负面影响（莫斯克拉，2014：16）。文化产业的全球扩张确实明显地挑战着不同文化的独立性，尽管文化产业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内在地具有抑制标准化而增加差异性的特征（单世联，2017：929）。

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正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霍尔（Stuart Hall）所说，“全球化并非一个席卷万物、消弭一切差异的系统性过程，而是通过特殊性来发挥作用的”（转引自斯道雷，2010：259）。应该坚持用辩证的目光来看待“全球”与“本土”的关系。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表面看似相互矛盾，但是经过长期发展，是“时空分离”之后的“再嵌入”，是相互补充的。从吉登斯和阿帕杜莱等人的全球化和现代性理论来看，文化空间及其承载的文化事件具有明显的流动性和交融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人群的全球流动；文化空间的品牌连锁；文化展演的全球巡回。这三个方面说明，全球化与本土化是深度互补的。

（一）文化空间相关人群的全球流动日益频繁

文化人群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机构管理人员，如博物馆馆长、画廊创办者，全球领先的博物馆馆长人选面向全球招募。第二类是文化项目负责人，如展览策展人、场馆设计团队。国际策展人“满世界飞”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象，自2000年以来持续发酵，策展人的社会声望迅速提高。与西方城市的独立策展人产生的原因不同，中国的现实是众多非正式文化空间代替公立美术馆举办各类非官方美术展览，进而催生了早期的业余策展人。当然，国际策展人频繁地全球流动也存在潜在风险，正如古根海博物馆首席策展人斯佩克特（Nancy Spector）的顾虑，“这种全世界到处飞的国际策展模式常常导致策展人对当地文化和艺术的理解浮于表面、过于肤浅，最终做出差强人意的展览”（纽约时报中文网，2012）。第三类是艺术创作者，不少境外艺术家来到中国驻地创作，中国艺术家出国交流的机会也日渐增多。尽管人们担心文化在全球化格局中被同质化，但是事实上，文化创作的根本性，仍然与本土环境密不可分。反过来，跨时空环境的驻地创作可以加深全球化和本土化在微观层面上的融合。第四类是数量庞大的文化游客，中国出境旅游人数逐年增加，他们见识了更加成熟的文化空间、更有创意的文化活动，对国内的文化空间及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方式对文化空间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略。

（二）文化空间品牌形成连锁效应

品牌连锁是符号意涵扩散的一种形式，是阿帕杜莱所谓“媒体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的全球传播。最典型的是大型主题公园集团的全球扩张，如代表美国文化的迪士尼世界，进入欧洲市场时曾引发关于美国流行娱乐文化入侵法国高雅文化的激烈讨论，落户上海时同样引发了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此外，由于美国的国际地位，这种意识形态从某种角度来说，成为全球化的、先进的标签。对于上海这个早已抹去“工人新村”印记的后现代城市来说，引进迪士尼世界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与世界接轨的举措（赵月枝，2016）。作为文化游乐空间，主题公园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与消费文化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易察觉。另一种品牌扩张的文化空间是国际知名且实力雄厚的博物馆，在全球不同城市建立新的分支。以蓬皮杜艺术中心为例，其扩张计划涉足各个大洲，空间以“蓬皮杜中心＋主办城市”的形式命名。坐落于巴黎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竣工于1977年，23年后在距离巴黎270多公里外的梅斯小镇开设了首个分馆，2015年在西班牙马拉加市设立了一个临时展厅，2017年与上海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为期5年（2019—2024）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亚洲的计划还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首尔。(www.daowen.com)

（三）文化空间承载全球巡展掀起热潮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欧美艺术界掀起品牌展览热潮。70年代，美国进入美术馆的“巨型展览时代”（Age of Blockbusters）；80年代，欧洲美术馆中现代大师个展频现。巡展的浪潮在21世纪进入了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亚洲市场。后发的中国市场或许“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那样的世界艺术博物馆，因为西方博物馆永远不会出售其藏品”（卡里尔，2014：5），但是可以引进、主办各种类型的文化艺术展。与亚洲地区引入欧美艺术展演同步展开的是，欧美城市也在吸引和接纳越来越多的亚洲文化艺术展。海外博物馆、美术馆举办的有关中国艺术的展览越来越多，人们好奇中国艺术的发生与发展。中国当代艺术展“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于2017年10月6日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圆形大厅塔楼开幕，进行为期3个月的展览，这是北美迄今规模最大的关于当代中国的艺术展览。纽约首展后，展览将会巡回至位于美国的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位于欧洲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事实上，创造并不总是发生在中心地带，传统意义上的全球城市中心并非不会受到其他城市甚至边缘城市的文化影响。“逆向流动的全球化”（countercurrent），即非西方文化对西方产生影响，也在同步发生。亚非拉美的文物展和艺术展也在欧美城市激发越来越多的关注。

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关系是力量交错平衡中的缠绕关系，而非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独立关系，这也意味着多方面的浸染、混合和矛盾。正如古巴独立艺术批评家莫斯克拉（Gerardo Mosquera）所说，文化的动态交织着冲撞和对话，表现为“发明、混杂、多元、挪用和语义再造等多种现象，有时非常复杂”（2014：34）。全球化实际上促进了非传统中心地区更加多元化。许多彼此迥异的人们正在“不正确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改变外来文化，也促使城市回归本地，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如新加坡，近年来正在逐步回归东亚文化。在斯科特看来，美国之外的文化生产中心，若想存在和发展，不应该也不会简单地模仿美国文化产品，而地方的产品也无疑具有抵抗进而平衡美国文化的力量，由此产生的文化其实是分歧而不是同化。

全球化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融合，它引入相互依赖的新形式，也创造了各种形式的风险。重要的是，全球化是一种世界相互依赖的形式和全球意识。并不是每一座城市都能够或需要成为硅谷，但是每一座城市都需要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弹性化的生产体制，否则将在经济、信息、文化等各种全球“流”的冲击下颠簸起伏（博尔哈和卡斯泰尔，2008：8）。因此，当城市在全球经济中发挥不同程度作用时，它们需要实现本地社会的结构化。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与本土化更多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