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城市，或者说后现代城市，试图摆脱工业生产唯一性的需求，追求生产与生活的平衡。生活世界的空间秩序“产生于空间的社会生产，各种人文地理的结构反映继而构建了世界的存在”（苏贾，2004：39）。文化空间作为一种资源动力，巧妙地在城市词语中扮演了颠覆性的角色。文化空间所改变的城市空间，不仅是建筑风格的转换，更是一种以人的多样性和全面发展为底蕴的新秩序，是一种基于差异凝聚的后现代秩序。

尽管“后现代”一词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陆续出现于文化传播之中，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后现代”才正式登场。“后现代主义”最初用于指20世纪60年代以纽约为中心的一场超越现代主义艺术的运动。随后，它被研究后现代艺术、后结构主义的文学家和哲学家拾掇起来。文学批评家们，如豪（Irving Howe）、费德勒（Leslie Fiedler）、哈桑（Ihab Hassan）和桑塔格（Susan Sontag），开始讨论文学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哀叹现代主义已经丧失社会批判的波西米亚式力量。建筑师，如文里图和詹克斯（Charles Jencks），开始关注当代建筑中出现的新形式和新现象，他们对后现代主义怀着较为积极的情绪。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中认为，这是对现代主义世界观的合理反抗：

一般被看成是实证主义的、技术中心论的、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现代主义，已经得到了相信线性进步、绝对真理、理想社会秩序的合理计划、知识与生产的标准化的确证。作为对比，后现代主义将特权赋予了异质和差异，它们是重新界定文化话语的解放力量。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的强烈不信任，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标志。（2013：14-15）(www.daowen.com)

后现代主义快速进入各个学科的现象说明它具有强劲的渗透力，它将各个领域的注意力引向文化变迁（费瑟斯通，2009：61）。综合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特征，笔者认为，在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宏观环境下，文化空间所推动的城市空间新秩序，具体表现为多种功能空间相互渗透、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以及现实性与虚拟性的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