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是后工业社会的基石，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发展方向。这场于20世纪70年代发源于美国硅谷的信息技术革命，由技术本身所引发，形成之后受到社会发展历史脉络的影响。信息技术是与全球经济形成互动的新技术力量，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加速重塑社会的物质基础。

信息就其广义而言，如知识的传播，是所有社会的要素。而当前的“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 society）展现出一种具有新特殊属性的社会组织，其中，信息的生产处理和传递成为生产力和权力的基本来源。每一种发展方式都有由结构所决定的运作原则，正如卡斯泰尔所指出的：

工业主义以经济增长为导向，追求产出的极大化；信息主义以技术发展为导向，追求知识的积累和复杂信息的处理能力；虽然更高层次的知识通常可以提高每单位的投入产出比，但是对于知识和信息的追求才是信息时代技术生产的核心。（2001：21）

信息化社会以技术变革和组织更新为基础，带动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并作用于城市空间变迁。依照卡斯泰尔等人的理论，技术是“运用科学知识、以一种可以复制的方式来详述做事情的方法，信息技术包括微电子、计算机科学、无线通信技术和遗传工程等”（2001：21）。信息技术革命与18世纪工业革命一样，是重大历史事件；信息技术对于这场革命，就像能源对于工业革命一样。准确来说，当前技术革命的特征是如何将信息和知识应用于知识生产和信息处理的设备，这是创新及创新应用之间的一种累积性反馈回路。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多西（Giovanni Dosi）等人借鉴库恩（Thomas Kuhn）对科学革命的经典分析，提出“信息技术范式”：

一组彼此相关的技术、组织和管理的创新，其优越之处不仅在于拥有新的产品和系统领域，还在于大部分来自生产过程中所有可能投入的相对成本结构的动态。在每个新范式中都有一个或一组特定投入能够称为该范式的关键因素，其特征为相对成本的下降以及可及性的提升，当前的范式转型可以视作从主要以能源投入为基础的技术，转向主要以信息投入为基础的技术。（卡斯泰尔，2001：83）(www.daowen.com)

信息化社会最易辨识的组织更新是从大量生产到弹性生产。大量生产的模式基于经济规模所达到的生产力，以装配流水线的机械化生产过程来制造标准化产品，以特殊形式来控制大范围市场，这种组织形式应用于根据垂直整合原则和制度化技术分工而组成的大企业。就新经济的特征而言，大量生产的模式显得过于僵化、成本过高，弹性生产是克服弊病的应对策略。弹性生产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弹性专业化生产”（flexible specialization），由意大利学者皮埃尔（Michael Piore）和赛博（Charles Sabel）基于意大利北部工业区的实证经验而提出，弹性专业化极大地丰富了产品设计的多样性，同时也加剧了新体制下的市场竞争（姚东旭，2016）。第二种是“高额弹性生产”（high-volume flexible production），由美国经济学者科亨（Stephen Cohen）和齐斯曼（John Zysman）提出，这是结合了高额产量、规模经济和可重新设定程式的生产系统，通常与产品需求的增长有关（卡斯泰尔，2001：190-192）。

劳动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在技术层面和管理层面的转型，是信息化与全球化影响社会的主要表现。尽管这种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范式不必然或者说并没有造成大量失业，但是就业条件和工作方式依然受到显著影响。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具弹性，也更具竞争性。

从技术、组织到劳动和社会关系的一体化变革，推动了新的社会形态，卡斯泰尔称之为“流的社会”，即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础是由一系列“流”构成的，权力和财富在全球网络中通过“流”进行转移和运作。金融流、技术流、创意流、信息流等各种流的力量并不对称，而是显示出各种权力关系。此外，与“流”相伴产生了另一个社会特征：个性。“个性”并不是与全球“流”系统平行发展，而是对后者的反应或与之矛盾（博尔哈和卡斯泰尔，2008：6-7）。关于个性的主张，可能是历史传承，也可能是重新建立，社会创新意味着关于个性的概念表达不断增多。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说，“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是通过服务于社会生活再生产的物质实践活动与过程而创造出来的”（哈维，2013：255）。既然社会正在经历结构性转变，那么认为新的空间形态正在浮现，应该是个合理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