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文化艺术概念的延伸和拓展，艺术娱乐化、经济化和生活化趋势显著。当代城市文化空间在文化产业的刺激下发生了明显变化，呈现出新的属性和特征。这里重点讨论文化展示空间、文化演艺空间、文化游乐空间和文化创意园区四种类型，不包括图书馆等教育类空间。

（一）文化展示空间

文化展示空间是展陈视觉艺术和安置文物典藏的场所，以艺术博物馆最为典型。法国巴黎卢浮宫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座艺术博物馆，伴随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哲学家崭新的美学理论而出现。在卢浮宫之前，石窟、庙宇、教堂和宫殿等场所因不同目的而作为艺术珍藏所存在。中国历代也有文物典藏的专门场馆，如汉唐时期的凌烟阁、宋代的翰林图画院、明代的功臣庙以及清代的故宫南熏殿等，但是当时这些殿堂阁院只是收藏皇室祖先、功臣先哲的画像或奇珍异宝之处，并没有展示和研究等现代功能。卢浮宫的出现显示了欧洲帝国对美术的新态度：把艺术看作既是当代的也是历史的产物，以面向公众展示被认为是艺术的物品、提升人类审美能力为己任。由此，文化展示空间长期以来保持严肃的社会身份，以高雅的、教育式的姿态呈现。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本尼特（Tony Bennett）指出了博物馆的三种社会角色：一是作为社会空间，用于教化培育群众成为文明公民的公共场所；二是作为再现空间，通过布局和展陈自然和文化之物，有效裨益知识增长、文化提升和民智开启；三是作为规训空间，让置身其中的访客掌握新的社会规范，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些规范（2007：220-224）。

伴随经济环境变化、技术发展冲击，以及消费文化蔓延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展示空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博物馆、美术馆、陈列馆等，不同程度地重塑自身。文化展示空间的改变主要表现在空间功能和访客构成两个方面。从空间功能来说，文化展示空间不再只是甚至不主要是接收知识、聆听教诲的空间，而是更多地将自身打造为集盛大景观、感官体验和消费休闲于一体的空间场所（费瑟斯通，2000：102）。从访客构成来说，文化展示空间不再只是面向严肃观众和专业人士，而是积极地吸引更多普通观众。文化展示空间正在从美的殿堂向文化集市转变，作为一种灯塔式的文化空间，其转变揭示了文化世界所处的变迁路径和发展态势。

（二）文化演艺空间

文化演艺空间是进行戏剧、音乐、舞蹈等表演艺术的场所，如剧场。不同时期的存在形态有所不同。西方文化中的“剧场”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模式。中国的剧场，如歌楼、舞榭、戏园和茶馆等，从名称可见其多样性和随意性。20世纪70年代，美国林肯演艺中心、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落成，开创了当代文化演艺空间的新模式——大剧院。大剧院是将各种专业化剧场聚集在一个建筑综合体内的空间建筑类型，初衷在于剧场专业化，根据不同剧类的声学要求和观演模式，将歌剧、音乐剧、戏剧和实验剧进行划分，以适应不同的演出类型（卢向东，2011：111）。不论这两座大型演艺中心建设的社会背景多么复杂，如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传播，但是至少反映了在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产业兴起时期，人们持续高涨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多种功能剧场并置的设计方式推动了高雅艺术和流行文化的理解、消融和共处。此外，多个剧场的并置构成了一个巨型空间，成为城市文化地标。

大剧院模式一度成为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如悉尼歌剧院、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和日本新国立剧院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深受苏联的剧场模式和延安时期宣传运动的影响，剧场与会堂、礼堂相结合。90年代以来，兴建大剧院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浪潮。以表演艺术中心式多功能组合模式为模仿对象，这是一种追求新的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举措。(www.daowen.com)

（三）文化游乐空间

文化游乐空间是文化意义占据重要地位的休闲娱乐场所，如主题公园。休闲娱乐行为发生的前提是具有闲暇时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古典意义上的闲暇意味着“可支配的时间”和“不受拘束”。不受拘束使人们有时间去沉思从而带来真正的快乐，然而仅有少数不需要为生计操劳的精英能够享受这种快乐。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截然不同，消费社会的人们几乎不会把闲暇与沉思联系起来；相反，人们更加强调的是在空闲时间所从事的活动及其场所。换句话说，如今人们对闲暇的看法越来趋近于消遣。如果按照字面意思，消遣（recreation）可以理解为身体和心灵的再创造（re-creation），这种再创造可以通过许多形式来实现，如娱乐。现代娱乐被定义为一种产生愉悦和满足体验的活动，是从属于消遣的一个子概念，是一种更加直接的、主要来自心理上和情绪上的愉悦体验（沃格尔，2013：4）。

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游乐空间，主题公园在当前的文化消费环境下，多被视作旅游目的地，其形成过程中的文化产业要素往往被忽略了。主题公园是根据一个共同的或一系列相关联的主题，再现、模拟自然环境或文化想象的人造综合性娱乐休闲空间，其价值主要取决于符号内容以及产品刺激消费者产生体验的方式。欧美主题公园围绕卡通人物和童话故事，这些符号凝结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特质或拟象的本质，如迪士尼世界。中国的主题公园还具有传播国家意识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考量，如深圳锦绣中华、中华民俗村（Stanley，2002）。强调产品的符号意义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内涵，从这个角度来说，主题公园是文化产业空间形态践行者。

（四）文化创意园区

文化创意园区，作为文化产业兴起后的空间新形态，最直观地展现了文化产业的空间塑造力。以文化产业为主导的弹性生产模式中，文化企业多为中小微型企业，它们受到竞争性和组织性的压力而倾向于集群。中小微型文化企业的集聚说明了文化产业的一项重要特征，即文化企业在地理空间上聚拢而其产品在全球市场快速流通。集聚理论并不是文化产业的专属，它源于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对19世纪末英国专业化工业区的想法，后衍生出诸多复杂的概念。集聚理论的核心是描述一些特定的行动者群体倾向于在地理位置上形成集群，共享资源，使彼此之间互动成本最小化，同时利用由特定地方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规模、范围与密度产生协同效应，包括提升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强化技术诀窍等（斯科特，2017：20）。

中小微型文化企业集聚在一起，不仅能获得资本和劳动力等市场要素的集聚效应，还能通过在同好群体之间传播新鲜观点和敏锐认知，促进文化生产。此外，地点标识对于以符号价值取胜的文化产品而言具有特殊意义，产地标识本身就构成文化产品的品牌内涵。成熟的文化空间集群具有“艺术万有引力”（Power and Scott，2004），吸引有专业追求的艺术家从四面八方涌入。可以说，文化创意园区是物质性资源和象征性资源的双重空间集聚：既为文化生产提供物质空间支持，又营造一种相互支持的波西米亚式氛围和充满活力的创新创业环境，人们能在其中学习、交流、合作和竞争，思想由此产生、传播或摒弃（Leadbeater and Oakley，1999），这是释放创新能量、培育创业精神的重要环境。文化创意园区吸引各行各业入驻，既有广告、设计、影视、媒体和艺术等成熟的行业，也有网络游戏、软件开发等新兴产业，还有一些传统工艺制作。不同于艺术家村多以艺术家的个性创作为主，文化创意园区还旨在展现其具有经济生产力的商业形象，是城市空间中的一件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