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一种社会进程，与工业化相伴而生。城市化不仅是物质环境的问题，还是社会、文化和环境的问题。工业革命深远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工业资本主义兴起带来了工业城市的大量出现，城市在集中生产资料方面的重要性凸显，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日趋稳固。“城市化”概念应运而生，是现代性空间化及对日常生活战略性规划的概括性比喻（苏贾，2004：77）。一般认为，西班牙建筑师塞尔达（Ildefons Cerda）于1867年出版的《城市化基本原理》（Teoria general de la urbanització）中首次提出了“城市化”（urbanization）概念，这一概念既指城市新的客观现象，也指人们为解决城市问题而采用的新技术，是一种建造城市的新科学。

城市化的根本是资本城市化（哈维，2017a）。资本的关键性和隐蔽性，可以从列斐伏尔对农业社会城市和工业社会城市的细微区分中得见：农业社会的城市为“城邑”（ville），工业社会以来的城市为“都市”（urbain）。在城邑中，交换和交换价值并没有摧毁所有障碍，也没有取消所有的使用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农业时代的城邑是作品，而不是产品，空间不仅是被组织和建立起来的，还是由群体及其需求、伦理和美学共同塑造并加以调整的。工业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属性。工业以分化传统特征的方式让城邑过度地增长。与工业相伴随的是商品和交换行为的普遍化，使用特质和使用价值逐渐消失，仅仅作为商品生产的要求而存在。在商品普遍化过程中，土地也成为商品，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空间也投入商品及其交易之中。城邑分化过程中出现了都市，这是社会生活全部要素汇合与集中的形式，从土地出产的农产品到符号构成的文化作品都卷入其中。面对商品及其交换行为普遍化，作为作品的城邑所带来的活力也消失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都市的消失，恰恰相反，它被普遍化了：整个社会都变成了都市（列斐伏尔，2015）。

资本城市化的实质是资本的时空转移，即资本家不断将资金投向建成环境以克服过度积累危机，哈维称之为“空间修复”（spatial fix）。资本的空间修复机制涉及资本的三级循环：第一级循环指直接投资于工业生产，第二级循环是建成环境的资产形成，第三级循环指与社会生产相关的科技投资和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社会支出。一旦资本的初级循环出现过度积累危机，如商品过剩、资本闲置和工人失业等，资本就流向第二级循环，如房地产投资、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等。不动产的动产化正是随着资本由第一级循环向第二级循环转移而出现的空间资本化现象。资本转移促使资本与各种形式的空间结合，导致城市建成环境卷入资本漩涡中心，空间的商品化和资本化现象不断加剧（哈维，2017a：3-13）。城市空间的修复成为促进资本积累和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客观上推动了城市的平衡发展。由此，城市化的现象及规律与资本逻辑联系在一起：城市空间的资本化是资本转移和扩张的结果，受到资本逻辑的制约；与此同时，城市空间也反映资本运行的规律，反映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由此，空间不只是一个物理概念，还是一个社会性概念，涉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地理现象都与资本主义直接关联，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及其地理轮廓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下形成的。

城市化是世界发展的普遍趋势，但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城市化问题、所走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处的城市化阶段是相同的。城市化水平、其问题及语境的阶段性和具体性，决定了城市理论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国城市化有着特殊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尽管基于农耕文明的城镇在中国社会早已存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曾出现一系列通商口岸城市，但是严格来说，这些现象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城市关系主导下的城市化。一般来说，新中国之前的城市经历了三次质的飞跃：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兴起；第二次是宋代的城市革命，唐代封闭的坊市制在进入宋代后被四通八达的开放性街道取代，曾经严格的宵禁制也松懈直至取消；第三次是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经济文化的影响下出现的新城市（张鸿雁，2012：45）。

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既不同于以土地私制为基础的传统乡村关系，也不同于生产资料集中于城市的资本主义城市关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有计划的工业化进程，城市成为工业化的载体。国家资源大量投入重工业建设，一批工业城市兴起，近代中国的消费型城市统一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然而，这是一种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社会主义城市的工业化水平在以重工业为目标的计划经济中得到长足发展，但是城市化水平却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与同期的资本主义城市相比也是处于低位。对比美国，美国在1840年时城市人口比重为10.8%，中国直到1950年城市人口比重才达到10.6%，而同期美国城市人口比重已达63.7%。198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重为39%，其中发达国家为70%以上，发展中国家为34%，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为19.4%。中国城市化起步时间比美国晚了100年左右，中国城市化刚起步（城市人口比例为10%），美国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www.daowen.com)

城市化主要表现在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产业城市化三个方面。人口城市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和转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渐提高的动态过程，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土地城市化指土地利用属性从农田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产权属性由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过程。土地在城市化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无论是人口集聚、产业结构调整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通过土地的重新配置来实现。产业城市化指产业结构非农化引起的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中。产业结构转换是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农业发展给城市化提供基础动力，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第三产业发展给城市化提供后续动力（郁鸿胜，2017：11-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体制转型和社会变迁。社会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转型极大地释放了资本、空间和劳动力，城市化的步伐不断加快，突出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土地面积不断扩大以及产业升级有力推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78—2018年，我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72个，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人增加到8.3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高到59.58%。这场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近百年来所向往的现代化城市生活。

在全球化、市场化同时进行的时空压缩背景下，中国城市的产业升级和空间变迁更加紧密地绑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升级背景中，文化产业兴起，与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同期性。文化产业集中于城市，是城市产业升级的产物。与此同时，城市文化也成为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单霁翔，2007：5）。文化产业集聚城市，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从历史来看，城市兴衰充分展现了其创造思想艺术、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英国城市史研究专家霍尔（Peter Hall）在《文明中的城市》中以详尽的史料表明，城市作为文化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始终是享有优势的；并且作为文明载体的城市，发展有其延续性，历史沉淀能够更加有力地促进其长远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更新，技术密集型产业、商业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创新方向和新动力。不同层次的区域中心城市和专业化城市，如主打体育赛事、承接大型会展或通过主题公园发展旅游的城市，将构造新的富有活力的多中心城市（王志章，2016：iii）。新经济增长点的出现说明，城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未来的经济、产业和文化中心集聚的特征依然显著，并在信息化浪潮中注入新内涵。

从现实来说，文化产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文化基础设施、嵌入地方的隐性知识、便捷的信息交换、快速的资本流通以及丰厚的人才资源，这些条件只能在城市中找到。城市创造了知识爆炸，一个智慧的火花能够激起一团火焰，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如此，曼彻斯特的工业革命同样如此。城市还为文化产业提供庞大的消费市场。文化产业遵循恩格尔法则，即居民随着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对非必要性产品和奢侈品的消费支出会不成比例地增加。此外，人口的集聚，特别是文化消费群体的扩大，不仅具备旺盛的需求，也能够分担文化产业投资的成本和风险。大型文化空间的建设和运营耗费大量投资，而在城市，这些固定成本是可以承受的，是由大量文化消费者，如博物馆游客和剧院观众等共同分担的（格莱泽，2012）。现代文化产业兴起之时，西方发达经济体已经完成城市化，主要消费人群生活在城市区域。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正在快速进行，大量人口快速聚居于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直接作用于文化空间的演化，与城市化进程同步展开，成为文化空间推动城市更新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