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空间提供了一系列文化产品和服务，它们或进入消费者的最终消费环节，或以某种方式促进更多的经济产出。就普遍文化消费者所能触及的层面来说，文化产品和服务是他们消费的直接对象。

（一）最直接的经济回馈是门票收入

门票收入与访客流量直接相关，除主题公园外，博物馆也成为城市旅游的热门景点，特别是明星博物馆，比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巴黎卢浮宫、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国外主题公园的门票收入约占总营收的三成，而国内多数主题公园的门票收入占总营收的八成。对于具有公共服务性的博物馆，是否应该收取门票、价格多少等曾一度引发争议。美国城市的博物馆门票大致有三种形式：免费、自愿付费和付费。比如华盛顿史密森尼博物馆群是免费的；大都会博物馆面向纽约州居民，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州的学生实行自愿付费政策，其他访客需购买12～25美元不等的门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需要付费入场。在中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和纪念馆，自2008年起分批次向社会免费开放，暂时不能完全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和纪念馆实行家庭套票、特定时段票等灵活门票制度。对艺术表演场馆而言，演出收入，主要是门票收入，是其重要收入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艺术表演场馆收入124亿元，其中演出收入43.3亿元。

（二）文化创意产品的销售收入

文化空间储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创意产品是以文化产业生产方式转化了文化资源的有形产品。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和投产涉及博物馆文化授权。文化授权作为一项文化生产行为，是对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并由此产生经济效益。数码科技的应用拓展了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理念和产品形态，互联网应用拓宽了文化创意产品的销售渠道。文化创意产品销售的网络化拓宽了收入渠道，而实体空间内的购物，对于文化消费者而言，不仅是所购买的文化创意产品本身，还有购物体验所具有的真实性，后者构成体验经济的一部分。(www.daowen.com)

（三）提供文化服务的收入

文化空间及其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具有共享性，即一个消费者的消费不影响其他消费者消费的性质。这为大型博物馆在全球范围内分享馆藏提供了可能。藏品分享不仅可以服务更加广泛的观众，还可以增加收入。藏品共享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文化空间的品牌授权。如古根海姆基金会收藏了大量20世纪的欧洲绘画，而纽约馆一次只能展出数百件作品。克伦斯任馆长后改变了经营策略，开始全球范围设立分馆，招募加盟者。加盟者支付使用“古根海姆”品牌授权费用，可获得1万件馆藏的展示权，但是有关新博物馆的建设、经营和维护等费用需要自行承担，且自负盈亏。理论上，这种大规模的藏品共享有利于克服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另一种形式是文化产品的巡回展览。巡回展览不仅产生相当可观的租借费用，还产生公共利益，后者还具有进一步产生经济效益的可能，尽管这种间接的经济效益难以直接度量。巡回展览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提高普通消费者接近艺术品的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集中效应”。符合同一主题的众多作品被集中在一起，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参观者在任一其他地点所能够同时欣赏的作品数量。这一影响是巨大的，与同一展览中在既定主题方面只有少数艺术作品的情况相比，在这样的安排下，美术馆访客带着更多的持久美感印象离开。其二，“分配效应”。特殊展览和巡回展览能够将这些作品集中起来，并连同其带给观者的强烈美感，一起带到可能是远离主要收藏品的地方。例如，惠尼特美国艺术博物馆，在纽约之外的巡回展览一般由博物馆永久藏品组成，通过这种方式，惠尼特美国艺术博物馆能够将重要的馆藏与其他博物馆进行交流，尽管后者通常是美国规模较小的博物馆（海尔布伦和格雷，2007：208）。

（四）作为新消费空间的额外营收

当代城市文化空间表现为多种功能的综合使用，是本尼特所谓“展览综合体”（exhibitionary complex）的新表现。文化空间作为文化展示或演艺场所之外，还可以为艺术家或艺术组织提供策展咨询、艺术品保管等有偿服务，为文化消费者提供教育培训等服务，这些服务的经济收入构成文化空间经济效益的一部分。此外，文化空间所包含的其他生活消费服务，同样产生经济效益。尽管关于博物馆内的书店、礼品店和餐饮店的批评时有发生，有观点认为这是浪费空间的行为，并将人们带离博物馆作为艺术展示空间的基本目标，但是如果考虑到财务平衡，这些争议或会被搁置（卡里尔，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