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从过去的“剩余产业”成为今日的“前沿产业”，把文化纳入社会生产的整体之中，成为当代文化生产的主导方式。每一次文化转型都会伴随产生人文忧思。黑格尔理论的历史发展观指出，文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文化方式标志着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意识水平，没有绝对的文化标准，也不能用传统标准来评价现代文化（单世联，2013）。因此，面对当代文化产业，理论批判不仅需要从文化或古典文化的立场来检视，还需要从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来考察。

文化产业的现实发展具有复杂的社会意涵。作为一个生产体系，文化产业不同于传统形态的产业，而是具有独特的双重属性：表意层面上，文化产业涉及文学艺术、历史教育、风俗等诸多领域，与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价值观念等，保持既张弛又呼应的辩证关系；生产实践层面上，从原创制作、发行营销到集体消费，文化产业需要庞大资金的运作和复杂的人员分工，并与相关产业、相关地理位置产生密切关联，是社会总体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李天铎，2011：20）。基于同样的逻辑，“文化空间”所指的对象，也不局限于符号的想象空间，还有物质场所；文化空间研究的对象也不只有文本，还有发生社会实践的物质场所。

当代社会生产方式从追求大规模、标准化的福特主义，转向弹性化、定制化的后福特主义；生产要素从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传统有形资产，转变为信息和知识等无形资产；企业经营主要原则也从制造导向、功能导向转变为客户导向、个性导向。生产方式的转型直接重构劳动力市场，低薪标准化的工作明显缩减，而高薪非惯例化的工作相应增多。福特制工业体系的典型物质环境是工厂和装配流水线。在大规模生产模式中，个人的思想、需求和行为受到庞大机构的统治而表现出统一性和单一性，也无自主性。工业时代劳动者的处境在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说《美丽新世界》中得到了讽刺性揭发。美国管理学者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指出，所谓新体系，不是机器而是工人，变得自动化和机械化了。福特制生产方式的本质在于，对具有社会身份和功能的个人存在的否定，这是一种“非人格化关系”：

突然之间，能工巧匠的品质——对整个过程的了解，知识、创新精神、个人特长等——却反过来成了效率和生产的阻碍。单一性，工作的非人格化关系，某一非技术的操作上的专业化，无须理解内部关系的精细分工，这些倒成了最大化生产效率的新方法。（2009：61）(www.daowen.com)

后福特主义的劳动关系在理论上与此有着根本性不同。美国经济学者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对创意产业进行了长期观察后描述道：

无领工作场所比传统工作场所更加休闲和随意，新型的自我管理、同侪认同和压力以及内在动力取代了传统的等级化控制体系……我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工作和技能获得合理的报酬，而且希望能够不断地学习和进步，设计自己的工作内容、自行控制工作时间安排并且能够在工作中表达自己的个性。（2010：13）

人类的生产方式在发展和变化之中，工业文明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但也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阶段。后工业文明转换生产方式、组织模式、竞争形式和劳动形式，塑造着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文化产业正是兴起于这股浪潮。这并不意味着大规模生产就此消失，也不意味着人类只需要从事文化创意工作。无论如何，“物质劳动仍然是人类存在的前提，组织化甚至强制性的劳动仍然是人类劳动和工作的重要方式”（单世联，2013）。但是可以说，文化产业至少是部分地克服了工业文明生产和消费的诸多弊端。文化产业的发展以人类知识和创造力为基础，结合商业经营和产业思维，提升非物质形式的文化价值，其本质是一种对人文精神的回归与再强调的新兴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