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功能形态往往产生于时代背景之下，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意大利经济史学者齐波拉（Carlo Cipolla）指出，两次重要的变革促进了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第一次是农业革命，这次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使人类从狩猎者和采集者变成农民与牧民，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为商品交易提供了条件，也为城市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这次革命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其影响更为深远，工业革命使城市发展迎来崭新时代（肖林和周国平，2017：86）。以工业化为基点，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是经济社会阶段划分较为广泛接受的模式。

前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先有“城”而后有“市”。早期的城市一般作为军事要塞和政治中心，突出“城”的功能。随着农业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越来越丰富，形成早期的“市”。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贸易市场，促进商品交易不断扩大，商业活动日益活跃。随着城市中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城市职能也不再局限于军事和政治功能，还成为手工业发达、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和交通便利的经济中心。这一时期的典型城市，如罗马帝国的罗马和威尼斯、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古埃及的开罗，以及古代中国的长安、洛阳和南京等。前工业化阶段的城市是围绕着发达的农业地区形成的。

工业化阶段的城市主宰了世界。18世纪初的英国，以工厂和手工作坊为特征的生产型企业的投资快速增长，实体经济逐渐取代此前的重商主义体制。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作，工厂出于节约成本的需要倾向于落户原材料丰富、交通便利的地区，工业企业集聚发展。这一时期，农田土地被工厂码头替代，农民成为工人，城镇人口大幅增加，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生产和交易活动日渐繁荣。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内陆地区出现了一些制造业城市，城市形态通常是工厂位于中心地带而大量破旧的工人住宅密集地分布于外围。19世纪中叶，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出现贫民窟、荒废区、市政腐败和道德危机等问题。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认为，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北美的大城市里，需要通过干预来解决这类问题，因此城市地区出现了正式的规划体系以调控发展。这一时期所采取的行动主要是修葺房屋、改善卫生条件等以改善城市贫困人群的物质生活条件（塔隆，2017：19）。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工业发展区域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的新英格兰等州，进入更具活力的全面发展阶段。得益于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大城市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充足的就业机会和优越的生活条件，成为人口流入地。专业技术人员集聚城市，提升了城市的组织生产和创新能力。总体而言，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工业逐步取代农业成为主导的经济载体，职能多样化推动城市形成了生产区、居住区、商业区和文化教育区等区域分工明确的城市形态。工业化阶段实现了城乡关系的根本性转变，城市成为物质财富高度集中的区域，城市创造的精神财富也不断增长，城市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心。(www.daowen.com)

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事实上早在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初期，就得到了社会学者的关注，如美国社会学者贝尔（Daniel Bell）有关后工业社会的预测和断言。20世纪70年代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制造业地带变成铁锈地带，去工业化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焦点。与此同时，第三次科技革命席卷全球，西方城市先后进入以信息化、知识化和服务化为特征的后工业化阶段。科技在推动生产力进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生产力的提高推动西方社会经济结构从商品生产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此时的城市已经不再是制造业基础，而成为第三产业的中心。当代城市的经济社会背景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在英国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学者斯科特（2017）看来，后工业时代的新经济是一种认知文化经济（cognitive-cultural economy），其主要特征是高度依赖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劳动力，具有广泛的知识密集型与情感密集型的生产过程，其最终产品主要是审美化的产品和服务。认知文化经济主要包括技术密集型产业、商业和金融服务，以及文化创意产业。总体而言，当代城市更新是一种经济转型和文化扩张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