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是生活世界的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居于其中，往往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当我们思考空间时，它可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并产生我们未曾料想的问题（段义孚，2017：5）。空间认知是社会认知的一部分。远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笛卡尔、牛顿、康德，近至胡塞尔、梅洛—庞蒂、涂尔干、海德格尔、列斐伏尔、福柯等先哲对空间问题的阐述，勾勒了空间研究的整体图景。亚里士多德传统认为，空间是一种精神范畴，物体依此得以命名和归类。启蒙运动时期的空间哲学依赖于欧几里得几何学上的三维实体。康德则指出，空间既非认知性的又非主观性的。而非欧数学空间为20世纪后期人们对社会空间的重新关注奠定了基础（希尔兹，2017：10-11）。

空间的问题构成（problématique）是关于城市现实认识的重要方面，而且可能是最核心的方面（列斐伏尔，2015：20）。过去半个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于对人类活动中物质空间重要性认识的不断深化，关于空间的批判审视成为生活世界批判的一条新途径。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呈现“空间转向”，这场持续进行的学术冒险凝结着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其中，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可谓影响深远的两位先驱。

列斐伏尔以“空间的生产”理论为基石，建构了空间本体论的理论框架。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城市的急速扩张和普遍城市化，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城市革命。在问题日益突显的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是探究社会现实中的空间生产，而不是分析语言编码描述的空间话语（Lefebvre，1991：16）。列斐伏尔明确地表示其空间理论的目的在于建构一种空间本体论：“试图证明这种社会空间既不是一堆物件或一叠感性资料的集合，也不是一个用各种内容加以填充的容器，并且无法被还原为强加于现象、事物和物理实体的形式。”（1991：27）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开宗明义提出了“（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的核心命题。该命题包括四个基本意涵：①自然空间正在消失；②每个社会都会生产自己的空间；③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以及④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向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新空间的生产（Lefebvre，1991：30-46）。“空间的生产”理论表明，人们并不把空间看作思想的先验性资源或世界的先验性材料，而是在空间中观察到社会活动的展开。

列斐伏尔的空间本体论为空间研究开辟了一条途径。正如英国地理学者、社会学者哈维（David Harvey）所说：“我们应当把对于空间的控制是日常生活中一种根本的和普遍的社会力量资源的理念，归功于列斐伏尔不断坚持的声音。”（2013：282）美国后现代地理学者苏贾（Edward Soja）同样认为，如果尝试建构一种空间本体论的批判理论，需要回归列斐伏尔的空间优先观。列斐伏尔将空间的组织处理为物质的产物，探讨了社会创造如何在意识形态层面发挥作用，进而解答了城市化进程中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2004：117）。

为了进一步阐释空间理论，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包含“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再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为基本要素的概念三元辩证。然而，列斐伏尔关于空间概念三元辩证的说明，并没有将空间的意义固定下来。事实上，这些界定存在诸多晦涩难解之处，也正因如此，“空间的生产”具有多义解读的可能。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进行了诠释和演绎，如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提出“权力之眼”（the eye of power）、苏贾提出“第三空间”（third space）、哈维提出“空间性矩阵”（general matrix of spatiality）等。(www.daowen.com)

“空间转向”的另一条路径来自福柯的空间研究。与列斐伏尔不同，福柯并没有将空间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而是把空间思想内嵌于对现代性的研究之中。福柯以空间为主导框架讨论了现代身体的规训、知识和权力的关联及其运作方式等，这些都是不能外在于空间去假设的。也就是说，空间是福柯进行现代性研究的重要维度和内在视角。

在福柯开启的空间与现代性的研究路径中，英国社会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哈维分别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相比福柯强调空间与身体的微观关系，吉登斯和哈维则更多地转向空间与社会的宏观关系。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2011）中提出“时空延伸”（time-space distanciation）概念，用于理解社会生活如何跨越时间和空间，其认为，“时空延伸”是现代性的三种动力源之一，这个概念关注“现场卷入（共同在场的环境）”与“跨距离互动（在场和缺场的连接）”之间的关联，当代社会的“时空延伸”水平远远高于前现代时期，发生在不同地域的社会形式和事件之间的关系相应地延伸开来（2011：56）。与之对应的是哈维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概念，用于说明“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进程”（2013：300）。“压缩”强有力地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同时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于世界有时候表现为内在地崩溃”（哈维，2013：300）。吉登斯和哈维从两个方向提出了关于空间重构的代表性观点，其实质都在于指出空间与社会紧密关联，为研究当代城市空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

总体而言，这场“空间转向”包含两个核心内容：一是重视社会世界的空间实在，也就是说，空间成为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本身；二是空间性或空间化地重新审视社会系统，成为重要的研究视角。两者有所区别，但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织的。空间的社会理论为文化空间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提出了推动空间视角成为文化产业研究内在视角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