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陶瓷产区，近现代与古代有很大的迁移，发生了不少的改变。地区之广阔从南到北，从雪域高原到湖泊江河都有所存在，这是人类共有的生产方式和生命形状。但形成批评面貌，则为数甚少，多是民间存在方式以生活用具的形式存在着，并未发生批评现象群体共鸣。如此而来，批评对象并不因所有陶瓷制品而产生效应，是一个历经人们使用、交流、赞美、收藏、互动、品吟、文字记录等过程系列链，而有强烈的表现特征下形成学科。历经千百年，它会因对象而变化着，批评在当下成为一个新类名词。

在古来之，有关陶瓷评述的文献鲜见，零星材料见于碑刻者，如北宋介休洪山镇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源神庙碑记》、铜川黄堡镇宋元丰七年（1084年）《德应侯碑记》、修武当阳峪宋崇宁四年（1105年）《德应侯百灵庙碑》之类；它历经词汇的变迁，由瓷学、瓷吟、瓷颂等初级向高级序列变化着，来影响各个阶层，各个时期使用陶瓷的人们，彰显着一部陶瓷史。它不但莅临着用的史实，而且是一部评的历程，品评陶瓷的历史，承载着伟大中华民族文化的意蕴和内涵。见证着民族审美心理的真实景象，以及对美的诉求等。从此角度而言，意义深远。在当代西风东渐陶艺创作的潮流中，民族审美的理性应再度燃起。

陶瓷批评在最初时产生的方式是随着文学形式存在的，应运而生的有瓷赋、瓷诗、瓷歌，都是指在相应的文学文体中出现对陶瓷进行品评和吟咏。一般为由感而发，睹物思情。陶瓷的特性和艺术魅力往往被抽离出来，形象化寓意化，常常用来比较形容作者所要表达的事物。比如唐代大诗人陆龟蒙形容越窑天青“天过天青”，还有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都有诗歌吟颂。

2.1.1技、器、色、音、质成为古代文人对陶瓷的评价标准对于此类批评的对象，大多都局限在当时民窑出土的瓷器之中，独立产生陶瓷批评本体的是与陶瓷有关的事务性生产劳动的工作，或与陶瓷有关的庙宇祭奠活动。唐柳宗元《代人进瓷器状》：

“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并艺精诞埴，制合规模。”

此文虽为柳宗元见陈进贡瓷器事件，可呈现柳氏评述陶瓷视角“艺精诞埴，制合规模”，表述进贡的瓷器技术精巧，瓷土优良，制作工序合乎规范。瓷釉色之正象征着坚贞的品行，瓷质优良，制作工序合乎规范。瓷釉色之正象征着坚贞的品行，瓷质的声音清脆，代表人品德的纯正。对这批瓷器质量极为推崇。今天我们无从知晓是何种瓷器，但从该文我们可得知技、器、色、音成为评价瓷器标准，这种批评观形成并被演化为操行品德象征，坚贞、德、赋予器的最高标准化，才拥有其评价意义。

唐代诗人杜甫《又于韦少府班处乞大邑瓷碗诗》：“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

《景德镇陶录》：“陶至今日（清朝），器则美备，工则良巧，色则精全；仿古法先，花样品式，咸月异岁不同矣。而御窑监造，尤为超越前古。”由此可见器、工、色则为评价之标准。”

“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景德镇陶录》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土、质、色称为批评标准。

技

赋、铭在此时深刻展露出陶瓷器的面貌，如欧阳詹《陶器铭》中对技艺问题进行刻划。

器

《饮流斋说瓷二》云：“近人观宋代钧哥诸器制作古朴色亦简单，遂遇形式古朴者概以宋元赅之，乌知乎唐代制器已力求华美如是哉。”

色

古人形容钧窑诗句“夕阳紫翠忽成岚”。宋苏东坡《试院煎茶诗》：“定州花瓷琢红玉”。康熙时期的美人醉被形容为“绿如青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

音

宋元丰七年（1084年）张隆《宋耀州太守阎公封奏德应侯之碑》说：“耀瓷其声铿锵如也。”

2.1.2泥土精纯、吹釉光莹、火候均匀、器自完美作为督陶官对陶瓷的本体评价

“清代窑上冠以姓氏的，其人必为督理窑务官”（《景德镇瓷业史》第三编第三章）。

唐英在《陶人心语》卷六说：“予于雍正六年奉差督陶江右，陶固细事，但为有生所未经见；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汞同其功，兼之摹古酌今，侈弇崇库之式，茫然不晓，日唯诺于工匠之意旨。”

（《瓷务事宜示谕藁序》）

《陶冶图说》云：“造瓷首需泥土，淘练尤在精纯。土星石子，定带瑕疵；土杂泥松，必至坼裂。”

《饮流斋说瓷》中说：“胎有数种：有瓷胎，有浆胎，有缸胎，有石胎，有铁胎。此外还有瓦胎、砂胎、脱胎等品种。瓷胎者辗石为粉，研之使细，以成坯胎者也。凡普通之瓷器均属之。浆胎者，撷瓷粉之精液，澄之使清，融成泥浆，以成坯胎，凡极轻而薄之器属之。缸胎亦名石胎，谓胎质粗如瓦器也，凡凝重粗厚之器属之。

石胎非真石也。质凝重而坚，略似大理石琢成之器物焉。康熙有石胎三彩是已，铁胎非真铁也，磁质近黑，有如铁色，其胎之厚薄轻重亦不一般也。至于瓦胎，指砖瓦之类，实属上器。砂胎主要指宜兴紫砂器，实际是炻器的一种。浆胎，俗称‘滑石’胎器，是未烧熟的含高岭土量很高的瓷胎。”

上釉之法，“古制将琢器之方长棱角者，用毛笔塌釉，弊每失于不匀；至大小圆器及浑圆之琢器，俱在缸内蘸釉，其弊又失于体重多破，故全器倍为难得。今圆器之小者，仍于缸内蘸釉。

其琢器与圆器大件，俱用吹釉法：以径寸竹筒截长七寸，头蒙细纱，蘸釉以吹，俱视坯之大小与釉之等类，别其吹之遍数，有自三四遍至十七八遍者；此吹蘸所由分也。”（《陶冶图说》）烧造技术：唐英自言在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时，厂窑的成绩之一是“器不苦窳”（《陶人心语》卷六）《江西通志》

卷九十三《经政略陶政》云：“火弱则窳，火猛则偾。”“大都窑干、坯干、柴干，则少坼裂、沈暗之患；土细、料细、功夫精细，则无粗糙、污滓之虞；又必火候均匀，无太过不及；且釉行光莹，器自完美。釉土不特宜真，亦宜春陶精熟，此烧造之大端也。”

《饮流斋说瓷》中《说窑》第二卷说：“窑变者，乃烧窑时，火候不匀，偶然釉汁变色之故。”

“窑变一说，火之幻化所成，非徒釉色改变，实有器异成奇者。”

（说本《古铜瓷器考》）

2.1.3礼教制度影响下的陶瓷评价标准(www.daowen.com)

唐凌玉鼎《夫子庙记》也显示出当时孔教的盛行，可以见得礼教制度影响当时陶瓷评价标准。

18世纪为皇帝及宫廷制作的官窑瓷器有特别的分类，这批陶瓷制品用途、色彩和装饰宫中规定得条目明细：

皇帝、皇后和皇太后——黄

皇贵妃——外黄内白

贵妃和妃——黄地绿龙

嫔——蓝地黄龙

贵人——绿地紫龙

常在——五彩红龙

答应——各色[１]

2.1.4对陶瓷艺术家评价转向

对个体陶瓷艺术家评价开始出现，由模糊性的语言描述转向专业梳理。

明代学者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说：“昊十九，浮梁人，[1]关善明：《晚清官窑瓷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3，第27—28页。

是为文人，能吟，工书画，隐于陶轮间，所制精瓷雅壶俱妙绝人巧，自号壶隐老人。”[１]

明隆庆、万历年间，吴门匠师周丹泉，巧思过人，前来景德镇烧造瓷器，精于仿古，为当时名手。

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评述制陶名匠从创始、正始、大家、名家、雅流、神品、别派等角度来考订名工名匠的生平轶事、艺术风格、传承器型。

康熙时期江西按察使刘廷玑《在园杂志》：“至国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规模，造作精巧，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监制焉。……刑部主事伴阮兄（源），河南祥符人。……至制作之巧，鉴赏之精，可称绝伦。在内廷供奉时，呈样瓷数百种，烧成绝佳，即民间所谓御窑者是也。”“时江西景德镇开御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本传）“至乾隆则华缛极矣！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而古朴浑厚之致荡然无存。故乾隆一朝，为有清极盛时代，亦为一代盛衰之枢纽也。”（《饮流斋说瓷》中《概说》第一）20世纪50年代傅振伦先生在撰述《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

一书中有意识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瓷器工业》第六章中加入了近现代以来陶瓷艺术家们的评述：

“浅绛彩瓷器，同治光绪间，以王廷佐的最有名。他用浅绛画写意人物，最擅长猴子，神态逼真。其后又金品卿，所作人物，用笔刚劲，落落大方。他的儿子次笠、小笠，都能传他的衣钵。

辛亥革命后，洋彩传入中国，才代替了浅绛的技术，旧法因而失传。但现在景德镇的落地粉彩，还保存着这种手法的遗意。歙县程雪和‘珠山八友’（王琦、邓碧珊、徐仲南、田鹤仙、王大凡、汪野亭、程意亭、刘雨岑），所画的瓷器，也颇受欢迎。”

“瓷雕是这期间的重要成就。道光咸丰间有陈国治，同治光绪间有王炳荣，雕刻花纹很精工，有仿竹木、象牙，雕漆者。雕瓷而不涂釉者，名为‘反瓷’，以李裕元的作品为最著名。……宣统元年（1910年）黎勉亭在景德镇素瓷上能以钢钻和钻石刻画[1][明]李日华：《六砚斋笔记紫桃轩杂缀》，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人物、骏马、风景，刻成之后加上墨色，生机盎然，世号珍品。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传统得到了发扬。”[１]

1874年日本学者兰田奥玄宝著作《茗壶图录》对中国江苏宜兴紫砂陶器的历史源流、式样、形状、泥色、款识、真伪、制作技巧、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其中在论述“明清宜兴紫砂陶器名家共计四十余人，皆此技之高手，可谓夺造化之工矣。”[２]

民国李景康、张虹合编的《阳羡砂壶图考》则是在每个重要陶匠目录下面增加分目录：附考证（特征、书法、传器、杂评）。

1844年法国塞夫尔（Sevres）瓷厂经理布隆尼亚（A·Brongniarrt,1770-1847年）著《瓷器美术论》具体叙述了瓷器的定义或性能。[３]

2.1.5对鉴藏的评述

明代鉴藏家高濂《遵生八笺》曾批评明代中期以后的龙泉青瓷：

“制不甚雅，仅可适用，器具不法古，而工匠亦拙然，制愈下。”[４]

清陈浏《匋雅》：“西人以康熙黄茄绿之色之瓷品为素三彩，声价极高，实则中才以下之粗材也。特波桀老到，颜料浑朴而，非精品也。所画花卉，亦寻常式样，绝少恢奇飞动之趣。西商又以此种素三彩为明彩，明明康熙款识，而谓之为胜朝物，嘻其异矣。”[５]

《匋雅》中“康熙五彩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也，其人物衣褶最为生动，树则老干槎芽，花则风枝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