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土作坯，入窑烧造而成的器皿，叫做窑器。窑器有陶器，有瓷器。在古代文献中，陶器或称土器（初见《史记·晋世家》），又名瓦器。《说文解字》云：“陶，瓦器也；瓦，土器已烧之总名。”

陶器有施釉与无釉之分，今通称陶器、瓦器。缸器，俗又称缸瓦，介乎陶瓷之间，实质也是陶器；今人名为炻器。在瓷器出现后，一般还是称瓷器为陶器。如明清州府县志中对陶瓷生产管理，通称陶政；宋蒋祁《陶记》、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清督陶官唐英的诗文集称为《陶人心语》；还有《匋雅》、朱琰《陶说》，蓝浦的《景德镇陶录》，龚轼的《景德镇陶歌》。（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8，第1页。）这些著述都成为中国陶瓷史中的经典名章，对陶瓷专业术语的用语的习惯也影响至今。在大量的海外陶瓷史研究著述当中，一些古代陶瓷词汇表述仍然很鲜明。1973年日本著名学者中岛健藏曾说：“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不谈中国的影响，那么根本无从说明日本传统的工艺美术。”（朱培初编著：《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4，第140页。）

进入近现代艺术教育以来，大量的艺术词汇都是舶来用语：

窑业、学堂、机械、窑炉等等。1910年中国陶业学堂即是由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今东京工业大学）窑业系的留日学生张浩等在江西成立，新式陶业教育选址当时规避传统保守的景德镇，而选择离此不远，交通发达繁华的都市——饶州（鄱阳）。

为了更好地推行陶业救国的新式教育，20世纪初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的叶麟趾在河北省工业实验所（天津）创办了陶瓷科。（1945年叶麟趾受聘于徐悲鸿校长，在北平艺专创立了陶瓷科。日后在其基础上发展成中央美院实用美术系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

在日本的陶瓷教育当中，其中大量的对中国古陶瓷文献中专业词汇和习惯用法的沿用，当然也不乏和一些现代词汇的结合。“艺术”这一现代词汇，即是日本新式教育受到欧美影响下推广而出。

西方学术之东渐，引起中国陶瓷学科西化，并成为中西艺术交流之桥梁。1935年在英国举行的伦敦中国国际艺术展览会，将中国陶瓷作为中国代表艺术品展出，西方艺术界为之震惊。（丁惠康编：《华瓷》，上海：申报馆印行，民国三十三年版，第9页。）“陶艺”（陶芸）一词即是这种陶瓷与艺术结合观念下的产物。陶艺，英文Pottery，日文是陶芸。日本最初出现“陶芸”一词是1932年设立日本陶艺协会之时。从今日中国国内流传的20世纪50年代购入日文版的陶瓷书籍，几乎“陶藝”（陶芸）与“陶藝家”（陶芸家）词语是高频率的出现。[１]如1955年今泉笃男监修的《现代日本陶芸全集》十四册由日本东京集英出版社出版，1975年佐藤雅彦著《陶藝烧绘入门》在中国台北武陵出版社出版。随着日本陶艺书籍专刊、作品展览及留日海外陶人的广泛传播，“陶藝”

词汇也影响到了同一时期的中国台湾、港澳地区，甚至在海外华人陶瓷界中被广泛使用。只不过在国门封闭的年代，对外来的资源收集，中国大陆陶瓷界更多的是一种保守与观望。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陶艺家吴让农先生最早使用“陶艺”这个新词汇作为他个人作品展的名称。吴让农、林葆家、王修功等陶艺家们不仅耕勤于现代陶艺创作，而且大力推广宣扬陶艺教学，成立陶艺工作室，培养新一代的陶艺后学。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欧洲与日本陶艺家将陶艺创作的新观念与新的陶艺科学技术引入我国台湾，激发了台湾现代陶艺创作群在陶艺表现技巧和创作观念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时伴随着举办了各种国际陶艺交流展、陶艺竞赛展、现代陶艺家个展及联展，使得80年代现代陶艺在台湾地区形成一股新的浪潮。[２]

相比中国台湾和港澳，大陆陶艺起步较晚，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现代艺术思潮引入中国美术学校，陶瓷美术设计专业的师生们也逐渐接收到了西方现代艺术形态，最为重要的是通过陶瓷产区的对外交流，“陶艺”这一既熟悉又新鲜的词汇被当时渴望走出去的陶人们广泛地接受。1980年2月，日本三重县四日市“万古陶艺协会”组成友好访华团，对中国景德镇陶瓷工业进行了实际调查。[３]1981年付鑫华在向国内读者介绍《日本国立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简介》中也提到：“陶艺”称谓。[４]1982年国内重点报道了日本手工艺展览会上的民间陶瓷器皿。[５](www.daowen.com)

[1]陈进海先生认为陶艺的概念多在日本出现，近年才在我国使用。见陈进海：《陶瓷艺术》，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第6页。

[2]杨永善：《发展中国现代陶艺的研讨——香港“中国传统陶艺与现代陶艺研讨会”随记》《装饰》，1989年第3期。

[3]姜志有：《景德镇瓷器坯料的测试》《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1期。

[4]付鑫华：《日本国立东京艺术大学美术学部简介》《美苑》，1981年第3期。

[5]陈震旦：《日本手工艺展览会上的民间陶瓷器皿》《装饰》，1982年第1期。王守木：《看日本手工艺展览会》，《装饰》，1982年第1期。

1984年宋伯胤在访问日本藤原启纪念馆专文当中也用到“陶艺”的词汇——“日本陶艺界的‘重要无形文化财’（人间国宝）藤原启、藤原雄父子。”（宋伯胤：《记日本几个陶瓷博物馆——濑户、唐津、备前（下）》《河北陶瓷》，1984年第2期。）1984年4月25日日本“中国陶艺之旅”团一行44人来到景德镇陶瓷馆、艺术瓷厂、古窑瓷厂和湖田、南市街古窑址参观。（《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一九八四年夏季大事记》《景德镇陶瓷》，1984年第3期。）1985年，中国台湾旅美陶艺家李茂宗分别应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河北邯郸磁州窑艺术陶瓷公司邀请作“现代陶艺”学术交流讲座。（李茂宗：《旅美陶艺家——李茂宗的泥土世界》，台中：台湾省立美术馆，1991，第77页。）在中国大陆真正让“陶艺”这一新鲜词汇形成理论专文的是1985年《装饰》杂志与《美术》杂志的三篇文章，他们分别是杨大申《陶艺与生活——传统与今天》、祝大年《谈陶艺开发——在“部分陶艺家邀请会”上的开幕词》、金宝升《制陶琐谈》，值得关注的是这三位作者都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事陶瓷美术设计教学及创作的教师，他们都敏感地意识到“陶艺”新词汇即陶瓷艺术创作新时代的来临。甚至在中国“八五思潮”的洪流中，这些艺术家们还给“陶艺”这个词汇冠上一个开放的定语“现代”——“现代陶艺”新型词汇脱颖而出。尽管这个词汇当时不为陶瓷艺术界的前辈们和产区陶瓷界所认可，但是它的前卫、开放、另类、统一标志性获得了大多数“八五思潮”

中青年陶瓷艺术家们的认可，并引起在校陶瓷美术设计专业、陶瓷美术雕塑专业教师及学子们的追慕。尤其是1986年《美术》杂志第1期专刊介绍台湾陶艺家陈添成、杨作中、杨元太、张继陶、李亮一、冯盛光、游晓昊、陈实涵、颜矩荣等九件陶艺作品，以及顾月华的评论文章《玩泥的人——陶艺家李茂宗》。正值1986年李茂宗赴景德镇陶瓷学院讲学影响到了周国桢、姚永康、黄美尧、钟莲生、郭文连等一批本土陶艺家。1987年李茂宗应轻工业部和对外经贸部的邀请分别在北京、景德镇、石湾作了三次“现代陶艺创作与陶瓷产品设计”之讲习会，更是点燃了现代陶艺的一把火，让前进中的中国现代陶艺家们找到了解决与传统陶瓷脱离的艺术资源——美国现代陶艺，在这股新陶艺样态影响下的追慕与反思似乎可以带来中国陶艺一场新的革命。“八九”现代艺术大展的偃旗息鼓，并没有给现代陶艺思潮的步伐带来任何阻力及干扰，香港的“中国传统陶艺与现代陶艺研讨会及展览”与“90年湖北美院现代陶艺讲习班”反而更刺激了现代陶艺家们在整个90年代充当中西陶艺交流的文化使者，来寻找为现代陶艺发展生根的理论基础和陶艺生态。[１]频繁的现代陶艺展与交流活动也让现代陶艺群体在21世纪初开始主动地挖掘和整合中国内地陶艺资源，建立陶艺社团、媒体，进入官方美术大展等自我运行的有效模式。

由此，现代陶艺家们经过近三十年来的筚路蓝缕，他们为中国现代陶艺的普及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