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善先生曾在文章当中认为：整个中国现代陶艺创作活动的形成影响和发展的重点，大致可以分为60年代末期的台湾，70年代初期的香港，70年代末期的大陆部分地区，还有散居在海外各地的华人陶艺家参与的陶艺创作活动。（杨永善：《发展中国现代陶艺的研讨——香港“中国传统陶艺与现代陶艺研讨会”随记《装饰》，1989年第3期。）而大陆现代陶艺活动，通常学者们把它归属于“八五思潮”时期。1985年和1986年这两年众所周知是中国当代美术史中的一个重要突变阶段。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至少是十年来，中国美术发展中的许多中心问题都在这两年迅速凝聚爆发，它形成的一个新潮流已经改变了当代美术在观念和风格方面的整体格局。在此时期层出不穷的现代陶艺团体、频繁举办的现代陶艺展览以及大量批评理论出现，构成了陶艺界气势宏大的“八五思潮”。中国现代陶艺以丰富多样的风格、样式、手法、技巧、材料乃至现代陶艺家自身的言行，都反映一种革新精神，反映人精神解放的“百花齐放”局面。同样在当时不为人注意的陶瓷艺术领域发生一场史无前例的陶瓷革命运动。1985年台湾旅美陶艺家李茂宗首次应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邀请参观旅行大陆并作学术交流，由此带来的现代陶艺新风的启蒙让当时的人们认知陶瓷艺术在观念和风格方面的变革。（李茂宗：《旅美陶艺家——李茂宗的泥土世界》，台湾省立美术馆，1991，第77页。）

加上“梅文鼎、曾力、曾鹏——石湾现代陶艺展”在中国美术馆的展出，以及5月由中华陶艺开发中心主办的“部分陶艺家邀请会”

在湖北蕲春考察之行的研讨会，表明了当时部分陶艺家（主要指陶瓷壁画创作者）试图以群体共识开始寻找新的陶瓷壁画发展的语境、文化思想。（这段文字最可靠的资料是祝大年先生在《装饰》杂志1985年第4期发表的《谈陶艺开发——在“部分陶艺家邀请会”上的开幕词》一文。）这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促成了中国现代陶艺之门的开启，这股新陶艺的潮流被迅速席卷到整个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大风暴中。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陶艺的概念引发国内陶艺创作的观念更新，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系陶瓷专业主任陈淞贤先生敏锐地感觉到陶瓷应从工艺美术以往的教学模式中游离出来，在课程安排上将各种手工制作方式、釉色研制等纳入教学当中，赋以现代陶艺制作理念，从而使传统陶艺切入当下的文化语境，在当时国内艺术院校较早地从注重设计向强调现代陶艺创作转化。这种教学在20世纪80年代末为中国陶艺闯入国际陶瓷艺坛作出了贡献。（戴雨享：《寻绎与演义——浅论陈淞贤先生现代陶艺思想》《中国陶艺》，2002年刊。）

1988年11月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举办的“中国传统陶艺与现代陶艺探讨会及展览”邀请了中国大陆、香港及散居海外的陶艺家们就如何振兴中国的传统陶艺，如何加速发展中国的现代陶艺使中国传统陶瓷技艺的精华在现代陶艺创作中迸发出新的光彩。从文献的可靠性而言，这场研讨会及展览是真正意义上拉开了中国大陆现代陶艺群体活动的大幕，也使两岸三地的陶艺家开始了频繁的学术交流，对中国现代陶艺如何走向国际的舞台也展开了更深度的学术探讨。(www.daowen.com)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陶艺更多借鉴西方现代艺术的思想观念及艺术方法论，在创作上主张将艺术与生活分离，把自律性与自我表现当成重要的目标去追求，但受到西方现当代陶艺的影响成为近年来这一时期中国当代陶艺的基本趋向，在短短的十几年里，中国的现代陶艺家们经历着模仿西方现当代陶艺创作的艺术样式。正是由于这种文化价值体系的破碎，使古典陶瓷传统、近代写实主义传统和现代主义传统不能由传统文化迅速转换为一种新的现代陶艺，而更多地依赖艺术之外的支点，各自画地为牢，形成一种冲突、内耗和三足鼎立的局面。

进入90年代后中国现代陶艺迅速成为一簇有希望的力量，因为它在寻求艺术的独立性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摆脱国家意识形态对艺术的束缚，更重要的是，它不断地把艺术的针对点放在自己的文化情景——充满活力的当代精神和心理气氛中寻找自身的价值。与此同时中国当代陶艺面临着新的情境压力，比如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输入，“后殖民”、民族身份、重返家园、艺术与大众文化关系等新型现象使它由一元化创作状态转为多元化格局，此外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新媒体艺术日益成为创作主流。而且，中国当代陶艺中的某些潮流的发生，也日趋与特定的国际资讯进入中国相关。大陆当代陶艺开始受到西方艺术界的关注，不少艺术家频频被西方各种展览甚至是重要的展览诸如“威尼斯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韩国光州双年展”、“日本美浓陶艺展”等邀请。令人警示的是，在中国陶艺界正潜移默化形成一股引进和消化西方现当代陶艺语言模式为主流的风潮。作为当代陶艺，应该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感觉和文化情景有关，并首先在这块土地上产生过影响或发生过作用，而不是首先成为国际展览游戏中的一个合适的角色。21世纪以后，中国开始频频举办各种大型国际艺术展，以展示回顾全球化范围内的中国当代陶艺的变迁、展示当代陶艺的发展为目的，艺术界呈现既希望参与国际性对话，又希望创造本土化艺术的局势已成为时代所趋。

在此基础上与当代陶艺相呼应的艺术批评，同样在市场化、城市化浪潮冲击下，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显示出它的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在潮流的引导、作品的阐释、理论的概括和总结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同艺术家一起将中国的当代陶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但也存在着整体落后于创作，偏重于西方阐释的现象。当代陶艺如何在坚守自身的知识分子立场的基础上，超越狭隘的意识形态情结和地域特色观，使艺术重新返回中国社会，提供出一种不同于欧美、日韩的当代陶艺的本土方式、方法和标准，寻找在充满霸权的全球化过程本土文化的新特色和新价值将是新一轮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在上述情景下，陶艺批评如何与当下的创作现实形成新的互动关系，进而求得自身的发展就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