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文学文本的研究转型

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结果，导致了近年来文学文本研究的新变化。总的看来，文学文本的研究和批评虽然边缘化，但文学研究和批评本身未停滞，只是处在矛盾之中，有着二律背反的尴尬。一方面，要引进理论资源创新，结合中国的经验，寻求文学生存；另一方面，要回归文学审美本性，指导人们“诗意的安居”。在这个转型时期，张毅等的研究指出，文学文本的研究和批评出现了四个亮点：^[1]

第一，展开纯文学、文学性和文学经典讨论。重点是解决文学的审美独立性问题。但自我保护性的对纯文学的追求，导致了“私人化和个人化写作”，使作家们拒绝了社会，不能自拔。事实上，文学从未真正独立过和纯粹过。纯文学是审美乌托邦，文学性倒有可操作性。但文学性是有历史语境的，是和作家的创作经验、语言文本特点、文学表达方式相关的。这就涉及到对经典性的理解，目前文学研究界关于经典达成的基本共识，是指具有永久生命力和文化价值的典范作品，即文学性强、审美性突出的作品，有原创性（独特的不可重复的艺术创造）、典范性（民族的思想范本）和超越性（人类性）等等。

第二，探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广泛讨论的结果认为，文艺现代性的关键是人本主义的文化态度，主要是要尊重个性的自由表达，让作家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三，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批评。上世纪的9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困境。长期以来，前苏联缺乏创新的政治批评一直影响着我们，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西方文艺思潮，从外部到内部，从主体论到文本分析，也出现泡沫，是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文学研究。因为文学曾有过公共文化中心的地位，一旦不受重视，文学就枯死了。小说也曾是思想的载体，现在处在衰亡的边缘，纯文学缺乏有分量的作品，通俗文化开始扮演严肃和经典的角色，金庸作品进入中学课本，文化研究乘虚而入，将大众文化作理性分析，文化消费出现，文化符号附加值流行，意识形态的文化意蕴突出，北大校庆都成了研究对象。在90年代市场经济的直接推动下，文化批评成为最强悍的批评潮流：号召对附着在实际使用价值外的物品的文化符号意义的研究和批评，如牛仔裤是粗犷和青春气息的象征，如提出“消费光荣”、“朴素不是美德”等口号。

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批评是上世纪60年代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兴起的，先是研究英国工人通俗文化，后转向美国的跨文化和其他地方的全球化研究。当代中国则以大众文化为核心，李陀的“大众文化批评丛书”的出版是标志，紧接着有了《文化研究》杂志和《文化研究读本》、《文化消费读本》的出版。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研究和批评与社会发展、观念变迁是同步的。90年代的中国社会提供的文化符号是属于密集和泡沫结合型的。沿海的畸形发展，和农村年人均收入800元形成对照，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和对家的过度装修形成对照，文化观念上就出现了对传统的背叛。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文化中“家”的概念已符号化了。对巴金《家》的背叛，导致了王朔小说中的女大学生形象；对《渴望》中刘慧芳的赞美，意味着社会的失落和烦躁；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被深度颠覆了，原先朱自清《背影》中的父子之爱，是五四时期的“父亲以母亲的形象出现”，不是传统的父严母慈，是旧父亲被打倒，古典文明崩溃的表征，那时的陈独秀21岁就被叫老头子。新中国的文学中，父亲成了革命威严的象征，孩子取名都有“小”字，现在，则是王朔的“我是你爸爸”了。

其实，文学的文化研究有两个维度。文化视角古而有之，将文学看作精神文化现象，立足在文本自身，文学中包含文化。现在影响巨大的是文化批评，由文学说明文化，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分析大量非文学的内容，搞的是“知识考古”，揭示话语和文本背后的思想动机，文本解读缺乏诗意，故有人要提倡“文化诗学”平衡之。但最终结果是：拓展了文学研究空间的同时，也消解了文学。有学者强烈谴责其是反文学反学科的，将文学以文化的名义融入当下日常生活，文学文本也拓展为与现代生活相关的一切社会文本，文本扩张导致了文学的边缘化。

社会文本研究和批评是在审美文化理论的支撑下繁荣起来的。传统美学是纯审美、艺术美观念，和日常生活是相对立的，是纯精神体验的无功利行为。当代学术界认为，审美沟通必须借助于特定的符号表意系统，也就是卡西尔所谓的人类创造的文化符号。这就使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经济影响，在审美领域转换成了审美产业化和商品化，即美的产业理论。美的产业论是美学的新理论，简洁地看其原因，就是大众传播使审美信息快捷和过剩，休闲时间引发娱乐需求和对生命质量的新理解。具体看“美的产业”勃兴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全球化语境中的产业平衡问题。国内外很多著名学者都认为，21世纪全球有两个支柱产业，一是信息工程（高科技产业），二是文化艺术产业。信息产业是个大的综合体，主要以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为代表，它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高科技有明显的两面性，它一方面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富裕、更方便、更快捷，另一方面也有反人性的一面，其消耗资源、影响环境和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生存方式，决不会是人类最佳的选择，肆意的“狂欢”，是以无尽的“孤独”为代价的，新鲜的快感是以传统的痛苦为代价的，人们必须搞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所以，与信息产业俱来的就有不可或缺的文化艺术产业，人们对文化、审美、情感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也就是说，在对物质产品需求减弱的同时，对服务和精神产品的需求却激增了，物质的优先要被非物质的优先所代替。

其次就是产业结构的自然选择问题。文化产业在表面上涉及到的是资本的形式变化，屈从于资本的压力，在“知识经济”的语境中，单一的“货币资本”要转向多元资本，“文化资本”越来越凸现它的重要性，“文化经济”要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际上文化资本力量化的背后，则是产业的创新意识在起作用。自然经济以自然资源的投入为增长点，工业经济以人力的投入为基本增长点，知识经济以知识的创新为最大的动源性增长点。有科技专家认为，以时间为核心，产业创新技术分为三类：一是缩短时间的技术（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节省了从业者和使用者的时间）；二是延长时间的技术（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直接提高了效率，等于间接中延长了时间，尤其是高科技生物制品延长了人的寿命）；三是享受（消费）时间的技术（属于精英文化的艺术活动和艺术品在大众的生命时间中生活化，而常态下的日常生活则走向艺术化）。上述享受（消费）时间的技术，就是典型的文化产业，是文化和经济一体化的产业革命的理论基础。一方面，文化已经济化了，文化进入了产业，文化中渗透了经济的、商品的因素；另一方面，经济已文化化了，产业化呈下游化的趋势，第三产业逐渐超过第一、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构成要素。据1983年统计，美国就业总人口1.008亿中的69.7%都集中在第三产业中，从而最早进入了后工业的信息社会，一部好莱坞的大片动辄创下十几亿美元的票房价值，就抵得上我国整个娱乐产业的产值；《读者文摘》已发展为年收入25亿美元的国际性大企业。当代中国的产业结构也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1994年，社会文化娱乐用品的零售额相当于1978年的16.5倍，年增长率为19.1%，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

再次就是闲暇时代、休闲文化和休闲经济的到来。文化和休闲经济的出现，是和新的时代特征相联系的。毋庸置疑，休闲时代已全面来临，休闲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之一和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们已有1/3的时间是在休闲中度过的——1995年起实行5天工作制，1999年又实施春节、五一、十一3个长假日。发展速度之快，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注意。不断增加的长假日，加上卫生条件改善带来的寿命延长，退休后的时间增多，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追求自我发展和审美享受，想用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金钱去购买精神产品。

休闲时代带来了休闲文化和休闲学的勃兴。休闲学是一百年前才在西方形成的学问，是以休闲行为、休闲方式、休闲需求、休闲观念、休闲心理和休闲动机等等为研究对象的，其核心观点就是：休闲是人的生命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人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生存空间，它不仅在寻找快乐，而且在寻找生命的意义。休闲文化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过去我们休息为了工作，现在我们工作为了更好地休息，为了在平庸粗鄙的日常生活中寻找诗意。

第四，消费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消费文化已成时代征候，对社会文化的影响越来越热。如情人节签合同雇人过节，是情感消费，真情没了，人成了符号，游戏的背后是社会轻贱化表现。如“红楼热”不再是文学热，而是在消费过去，寻找人生寄托，获取世俗利益，向过去讨生活，是我们精神萎缩的表现，是躲避现实的“窥阴”文化。如消费美丽，按照汪安民主编的《身体的文化政治学》的说法，是无聊又真实的命题，悦目的盛宴变成审美空洞。美容手术热闹，人造美女爆发，身体（尤其女性）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合一，是美学的膨胀，通过各类影像反复暗示：柔软优雅的身体、魅力酒窝，是通向幸福的钥匙，躯体是快乐的载体，是时尚，越青春、健康、苗条的身体，越有交换价值，服饰不是遮体而是显体的，这就导致了苗条的焦虑和暴政、写真集泛滥和追求骨感出人命。每年的环球小姐大赛，有10亿到20亿人看。每年的世界小姐选美赛，由英国娱乐大亨莫利1951年举办，是全球历史最长最具影响力的选美比赛。

消费文化导致了全球化理论，现代化进程加快了，成为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现代生存体验，特定的人群体验和遥远的生活体验互相依存和渗透，是现代人全球共生和互动的体验。艺术文化已突破狭隘的国家地域范畴，变异为各类建筑文化修辞符号和争霸观念，如中国的高楼大厦、摩天大楼蓬勃发展，装置艺术历史感性化，十二女子乐坊成功地将现场肉身化等等。

后现代的消费文化强烈冲击文学研究，出现了文学商品化、时尚化，图像文本、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颠覆，文学除了坚持纯精神外，还要不要从文化生产中获取新资源？选择是痛苦的，因为大众文学是标准的工业化思路，图像文本又是去中心和去深度的解构方式，扼杀着作家的艺术个性和创造力，也瓦解了接受者的批判能力和审美素质，不小心作家成文化个体户，读者成为主角，媚俗成作家们的选择。消费时代的文学研究有什么对策呢？基本上有三种思路。一是尊重消费文化对文学创作和传播多元化、快捷化、娱乐性的积极作用；二是接受审美文化理论，以更开放的心态拓展文学研究领域，接受“祛魅”，将文学神圣解构，向大众倾斜；三是采用“互文性”理论，对有价值的东西兼收并蓄，文学成杂语沟通，古今中外语言竟在，雅俗共赏，体裁异化和复调成韵，语言艺术和戏说、美感和快感并列，真实和虚拟并存，进行跨文本的文化研究和文本对话，将文学和其他文化创造结合起来，运用引用、抄袭、暗示、戏拟、仿作、黏贴等手法，创造崭新的文本。

二、影像可视文本的后现代语境

文学的消费化和文化化，把影像推到了前台。影像文本研究的理论前提是审美文化，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娱乐与审美之间相互渗透的状态，在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中都大量存在，但以影视为主的影像成为审美文化的典型文本载体——可视文本。有人说美国人是靠“三片”打天下的，除了硅谷的芯片，麦当劳的薯片外，还有就是好莱坞的大片。大片对审美文化的渗透和冲击是不可避免的。

影像文化美的研究，已成为国际上文化研究的热潮出现，是人文学科在20世纪中后期的重要转向。影像的批评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中国，先是意识形态的挖掘，后转向市场化和大众化，根本上看是方法论，而不是本体论，是文化分析，而不是道德评价，是超越孤立的影像文本，走向社会文化文本，超越艺术和非艺术的界线。

影像可视文本是在后现代语境中挣脱传统的束缚而脱颖而出的。法国思想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把人类社会历史分为古典、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认为后现代应“向总体性宣战”，向传统美学宣战，要改造传统艺术和美学的原则。波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指出：后现代是一个通过（影视）媒体建立起来的传播的社会，蒙太奇手段要泛化，整个社会要进入仿像、模拟和超现实的境界。詹姆逊强调，“当代可视文本的影响力，是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中文化逻辑最强大、最有创造力和最真实的形式”。影响到文化和美学上，按王一川的说法，就是要建立新的文化逻辑，要视觉霸权化、意义消解化和美学殖民化。

视觉霸权化即影像霸权和视觉凸出性美学，让视觉文化取代传统的书写文化，在影视和它的间接派物——网络里，占据美感中心，实现视觉狂欢，让技术、媒介、商业共同打造艺术奇观，有传播上的直接性、制作上的明星性和接受上的日常性。视觉凸出使影像有了特权，让视觉的再现、表现和凸现三大功能，通过瞥视（glimpse）、注视（gaze）和闪视（glance）全面上场，尤其是闪视，契合了当代人的碎片和景观化快捷欲望，是全球化的典型观看方式。

意义消解化，即情感淡逝。桑塔格在《反对解释》中提出“不需解释，只需体验和新鲜”，让现代的影视创作在生态化和休闲化中走向日常生活；社会学家提出了后情感社会（postemotional society）概念，让艺术不再表现人的情感，只有“后情感”——文化工业中的情感景观——让人消费了，剩下的只有传媒体对情感的压迫。(www.daowen.com)

美学殖民化是“后美学”的实践结果，要求审美观念和艺术特征要扩展和泛化，不局限于传统艺术领域，要向日常生活渗透，在美感技巧的创新中不是走向技巧的登峰造极，就是走向技巧的穷途末路。于是，影像的美感有了多渠道的表现。

三、影像可视文本批评的生态维度

从文化和消费看影像可视文本批评，方法是多元化的。后现代语境则让我们关注到了生态维度的重要性。生态维度在文化上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矛盾，而实质是人与人的矛盾的社会反映。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不就人与自然的冲突谈论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是提升到人与人的关系……当代文明社会的生态问题的根源表面上是自然控制不好，实际上是人控制不好”^[2]。后现代语境中的影像，从文化生态的高度来批评分析，可以发现诸多批评方法难以揭示的内蕴。

比如2008年的春晚，让王宝强出演《公交协奏曲》主角和站在第一排领唱《农民工之歌》，“暴炒”的用意何在？^[3]表面上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两个有关农民工的节目，都让王宝强担任主要角色，似乎看中的是其农民工出身，是安抚性的政治安排，和党的“三农”政策有关。但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反而有可能导致社会群体的生态不平衡，激发诸多的社会矛盾，出现很多负面影响。

王宝强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孩子，没有经过系统的文化学习，也没有足够的人生经验，一个人怀抱着电影梦想懵懂来到北京，在一个相当合适的时期储备了合适的机遇，遇到了合适的伯乐，碰到了合适的角色，发挥了合适的本色，最后获得了成功。但是他的成功是偶然的，更是不可复制的，过分的炒作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农民以及农民工不安心现状，这对于农民工来说是危险的人生。放大王宝强的民工符号，也夸大了他成长和成功的象征意义，必然让年轻的农民电视观众心潮澎湃，既而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很容易不安现状，丧失脚踏实地、兢兢业业谋生规则，盲目产生梦想，“害”了无数潜在的很想成功的“王宝强”，最后导致更多的农民工的灰色人生，忽视了王宝强身上具有的为人处世美德，这样的导向是春晚导演考虑不到的。

比如李安电影《色·戒》的出现，评论界议论纷纷。有从影片的历史感批评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李欧梵），认为影片缺少张爱玲小说中独特的“针织粗呢的温暖感”和一股小市民的温情味；有从社会学性爱的角度赞美的（香港大学教授龙应台），男女主人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有如此浓烈的“色”，才会有危险而肃杀的“戒”，说性爱可以演出这样一个“理智与情感——色与戒”的艺术深度，不容易；有从创作心理学角度分析影片与作家和导演的心理关系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说李安对于张爱玲的无限敬意，体现在他对于张爱玲的体谅理解上面；有从政治学和意识形态角度分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纪苏），严厉地批评其为“自我解脱的美化汉奸的作品”；等等。

但我认为最有力度的批评是来自海归学者徐浩渊和作家阎延文。他们是从社会生态需求和社会良知的角度入手的。徐浩渊认为：为了个人利益，讨好侵略者，成为屠杀自己同胞的帮凶，永远是罪恶行径。歌颂抑或粉饰这种罪恶的文艺作品，无论它如何高明，对于社会，特别是对于天真烂漫的孩童，都是一种污染、一种伤害。因为它肯定了罪恶，教人学恶，促使人性残忍、自私、卑鄙的潜质生长。宣扬丑恶的作品，越高明，就越容易使得受众不由自主地与作者共享同一立场。

阎延文则强调：通过娴熟的电影策略，美化汉奸，丑化抗日志士《色·戒》构成了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强暴”。美化表现在演员造型的美化、故事情节的美化和人物结局的美化上。丑化则面向邝裕民和王佳芝所在的爱国青年团体，男子们懦弱、无能，而女主人公王佳芝则是性受虐狂和为了一枚戒指能够出卖灵魂的小女人。^[4]

国内的电影导演的作品也不乏有生态意识的。2007年张一白导演，赵微主演的《夜。上海》，就是一部通过环境造型、跨文化，表现人与都市、人与人和谐共处的爱情喜剧片。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全球都市背景中关于在城市中找寻失落情感的电影和文化地理学视野中城市的典型文本消费：一位日本化妆师（水岛）来到中国，在上海这座高楼林立、灯火阑珊的都市丛林中误入迷途，与一个驾驶出租车的现代灰姑娘（林夕）邂逅。两人在璀璨的夜色中穿梭漫游，展开了一段马拉松式的心灵对话。最终，在一种温暖、感伤而又浪漫的情调中，两人依依惜别，却又不约而同地找回了各自失落的自我……

事实上，影片带来的不仅仅是情感的温馨，更是人与环境、人与人沟通带来的文化生态的平衡。在西方许多现代主义电影中，都市景观往往被赋予一种“非人化”特质，城市空间显得冰冷而坚硬，成为一种让人感到压抑和窒息的“沙漠”或“废墟”感。然而《夜。上海》中的城市夜景却处处漫溢着一种温暖而感性的格调，让人感到这是一处舒适而柔性的易居之所。与西方现代主义视线中的都市表象相比，这又构成了一种更便于当代都市人群消费的都市经验。

对于影片中的所有人物而言，上海这座城市仿佛是一座伊甸园。水岛在这里找到了失去已久的自我，林夕在这里开始重构自己的生活。而水岛那些日本同事，也纷纷在上海的夜色中与种种温情和浪漫有了一次亲密接触。剧情虽只持续了短短的一天一夜，却让这些身处异乡的游子在这座异国他乡的城市中各得其所。他们原本的人生缺憾在这里得到了弥补，他们对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在这里得到了满足。上海在一夜之间仿佛成了一所帮助人们达成人生理想的心灵花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像批评中的文化生态意识也是多方面的，既表现在视觉狂欢时代的批评家们的精神生态操守上，也表现在影像创作者的创作选择上。

当代著名电影批评家钟惦棐先生的电影评论观所蕴含的强烈时代感和道德感，在我看来是最难能可贵的：“不以长幼，不以名声，不以大小，而以电影所传达的时代信息为准绳，真心承认时代是发展的，道德也是在不断地自我更新之中的。”^[5]

中国当代电影经历了寻根\探索\诗意\边缘等等后，终于来到从精英\通俗的分离到合流的时候，电影评论的火眼金睛应该是转向影片背后的时代责任感的时候了。但为什么庸俗的大片仍占据我们文化生活的核心？视觉狂欢时代，表面上确实是我们的时代特征，但不是我们所需用的文化时代的必需。我们容忍了浅薄的视觉狂欢，就是容忍了文化生活的浅薄。有人认为，张艺谋们早已不为“艺”谋了，已堕落为图像暴力，变成白开水，在制造垃圾，在真正地反英雄！《英雄》、《夜宴》、《无极》、《十面埋伏》等过分商业化，都在疯狂地偏离现实题材。“超级大片”面临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大片的社会责任感问题。电影评论家沙蕙曾说：为什么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能迅速演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事件？就是观众的潜意识在起作用，用一部只有十几分钟的搞笑短片，以四两拨千斤的劲道彻底粉碎了三亿元人民币打造的无极神话。这不是陈凯歌一人的悲哀，而是时代的报应和公众情绪的释放。

2007年2月26日，第79届奥斯卡颁奖，《黄金甲》与最佳服装设计失之交臂，旅美华裔女导演的《颍洲的孩子》获最佳纪录短片奖。新华社记者崔月平在《中国电影问鼎奥斯卡：永远有多远》中说：从影响广泛的电影节近几年获奖的作品的情况看，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在写实题材中展现丰富的人性，已经成为世界电影创作的主导价值取向之一。

在《艺术人生》之《温暖2006年》中，贾樟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娱乐过度的话，这个时代缺乏意志力，懦弱了。从学艺的过程看，他是看了《黄土地》后，要学导演的，原因是影像的感动。现在的张艺谋还能给他什么呢？

贾樟柯电影的娱乐性是不多的，但他带来的精神记忆则是不可替代的。在国产片中，最成功的生态文化片也许要属于他的《三峡好人》。其生态性来自影片的叙事态度和对三峡环境的描写，是一种大生态。有人不明白影片的英语片名为静物（STILL LIFE），其实是一种态度。影片中的三峡已不是人物性格发展的背景，而变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在经济转型中心灵怀旧的故乡。三峡的变迁和平静，暗示的是底层人的苦难和不平静。一个矿工和一个护士，都来自山西，都来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结局是一个人回到了自己原来的生活中（在长江边上相会，彼此相望，决定复婚）；另一个开始了新生活（三峡大坝前舞一曲，决定离婚）。同样的三峡之行，都使他们脱离了旧的轨道，意味着生活的态度：老的已淹没，新的未盖好，该拿的要拿，该舍弃的就舍弃！

影片的诸多镜头设计都是直逼生存心态而去的。如好人韩三明的银幕肖像，有着底层人的友善与容忍，驼背体形差，略显木讷老实，却执著与坚持。初次去麻老大家，总是坚持着一句话：“大老远来，我就是想看看孩子吗”。他常站在高处，特写出现在镜头前，望着长江，在不平衡构图中，卑微与渺小。还有开镜时的民工群像图。在中国唐诗的背景音乐中，镜头渐进，行腔的开阔意境将电影置身于长江宽阔的江面上。缓慢移拍和摇拍中的长镜头呈现《清明上河图》似的众生相，相挤的人们形态各异，平静的画面，奠定了影片的基调。定格在中年男人上，抒情止而叙事始。如船行江上的空镜头。3000多年的古城要两年内消失，不仅是个人的感伤，而是群体或民族的感伤。作为背景，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变迁和底层的状态：悲天悯地的人文关怀，给出了百万三峡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