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协同创化和影像资源的外化

一、影像在外扩中延伸文化生命

影像艺术资源的外扩性影响，是在文化生态的视野下发生的，首先表现在文化生命的延续中。比如影像艺术作为大众流行的媒体或外壳，将中国传统艺术成功地推向现代，将中华文明推向世界。原来只是中国士大夫高尚节操象征，徘徊在文人墨客间的非遗代表古琴，随着《英雄》（徐匡华演盲人琴师）、《大明宫词》、《笑傲江湖》等片的上演，一时热浪滚滚。如黄霑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沧海一生笑》是古汉语写的：逐草四方，沙漠苍茫，哪惧雪霜扑面……主旋律是中国古代的五声音阶，古韵词曲征服了在现代白话文中长大的一代，成为香港流行文化的代表，将古文化情调撒播在现代年青人心中。如女子十二乐坊的《奇迹》等DVD，将中国民族乐器大众化推向国际。如四大古典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对传播文化经典有极大的不容替代的价值和意义。1998年，央视电视剧中心的电视剧《水浒》，原著保留好，质量高，有口皆碑；1986年的电视剧《红楼梦》，全民皆看，情感单薄些，但是古典改编创举；1986的电视剧《西游记》，最成功影响最大，发行20多个国家，特技非常好，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1994的电视剧《三国演义》，四大名著中最不容易拍的，结果影响力很大，但形象不够丰满。

某些影像资源是以合作的形式出现的。比如2008年1月1日晚22:40起，央视一套推出《同饮一江水》系列。本着“和平、友谊、合作、发展”的主旨，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地理、自然、经济、文化、宗教、人民生活和社会现状等侧面切入，讲述不同国家不同人的故事，20个选题，200多个拍摄点，20集，每集45分30秒，有六国（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和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商定，央视派出12支队伍，出境237人次，拍摄6万多分钟的素材，是同一主题的多国合作的大型人文地理类纪录片。在2008年1月2日的开播仪式上，李长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五国国家电视台领导（6人合影成手拉手状），背景是1992年启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的大型图片。这样的文化和媒体交流，是影像输出的重要形式，把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巨大的潜力综合成合作基础，让地域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同的地域文化以影像的方式展现，是文化生态的良好的影像表达方式。

二、影像在外扩中体现国家形象和文化软实力

上海社科院社会所课题“西方女人眼中的中国男人”历2年研究，采访和问卷130位主要来自欧洲、美国和澳洲的西方女性，使用了40个指标，分外在身体形象和内在个性品格两大部分，结论是西方女性眼中的中国男人总体形象像是“考上大学不久的农村青年”，有上进心，勤俭，聪明，优于西方男人的表现是家庭导向好，雄心勃勃；其劣于西方男人的表现是身体吸引力、独立性、个人修养礼仪、幽默感和浪漫程度、尊重妇女、创造力等不够，较土，不注意个人卫生，缺少自信，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在西方女性中有影响的中国男人按知名度10人排队，则是：成龙82.4%，李连杰50%，姚明42.6%，周润发38.9%，刘德华28.7%，张艺谋21.3%，张学友17.6%，周杰伦1.76%，周星驰13.9%，陈凯歌11.1%。^[1]

可见，影像的影响力非同寻常，尤其是电影。好莱坞电影有一个雷打不动的经典模式：“英雄+美人”，但好莱坞电影中的中国男人给人的感觉是“第三性”的，并且有一个潜规矩：中国男人可以征服西方男人，但不可征服西方女人，007身边总有两个女人，而成龙边上只有男人。有受访的美国女士建议，找世界上最好的导演、身材最火的中国男人，和西方靓妹合拍电影出口世界。

“西方女人眼中的中国男人”问题的实质就是电影影像的国家形象。在百年好莱坞历程中，我们确实痛苦地感受到电影影像对我们民族形象的损害。有研究者指出，美国电影中的华人形象的变化，始终无法逃脱狡诈而阴险的“撒旦”演变而来的“黄祸”、假想的“强奸犯”和“红祸”等三类形象。由于这三类形象的社会地位低下，在总体形象上，电影中的中国男人被建构为心甘情愿被美国人利用的“家臣”形象，结果是“华人形象在两种品性中来回游移，暗示了华人性格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暗示了种族主义心理病症：对华人破坏力假想的恐惧和对华人统治的快感的期盼”问题。^[2]

所以，如何在影像中建构或者是塑造国家形象，就是影像资源外化中极其重要的任务。国家形象应是以文化为内容、获得国内外认同的历史性的国家性格和总体风貌，必须要有具体的形象载体，电影影像是一个平台，影像故事是鲜活的表现。但中国国家形象无法突破电影的商业美学和影像诗学的夹缝，应从影像中国家形象的人格化倾向中寻找故事的道德化路径和意识形态效果。事实上，域外电影对我国国家形象表述的缺漏，应成为我们塑造准确的国家形象的突破口。近年来，好莱坞频繁拍摄中国元素的电影，采用的加减法是有很大弊端的。“加”的只是中国形象的外包装，激发了观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获得了市场份额，“减”的却是中国形象的复杂性、多元性和深邃的文化观念。如《功夫熊猫》远远没有触及中国文化的核心，过度猎奇导致本末倒置。要寻找到成功的国家形象的推销模式，需要从建设性和实践性的层面努力，结合影像史的成功案例，针对被异化了的西方中国国家影像的批判，强化正面国家形象的影像输出。^[3]

影像的输出从宏观角度看，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表现。现在，全国都在谈文化软实力，前提是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硬实力。大家都明白，硬实力、GDP有时不能代表一切，更何况我们还有一个经济持续发展和公众幸福生活指标的问题需要解决。据报道，中国科研院心理所研究人员发现，当代中国居民的满意度与GDP的关联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十七大的报告明确地指出，只有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才能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提高国家的竞争力，这已成为国策和发展战略问题。

文化软实力是1999年8月6日，由美国国策咨询专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在宏观上有七种要求。如文化的感染力、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外交政策的正当性、对其他国家的亲和力、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对国际标准的控制力、国际形象的认可度等。概括地讲，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而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一个国家建立的主导性的国际规范和制度，从而左右国际政治，影响他人的偏好，明确本国国家利益，这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和有权威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的吸引力和无形影响力。

如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仁爱、自然观等。在上世纪末兴起的文化复兴运动，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软实力，出现了很多有意义的例子。如季羡林先生曾建议把孔子像搬到奥运主会场，如北京集体婚礼中安排新人们对孔子像宣誓相互忠贞，如四川某监狱推出围绕孔子像跑步改造犯人的新举措，如儒家文化的新复兴运动中的少儿读经，如央视《百家讲坛》推出的学术超男易中天和学术超女于丹等，乃至在次贷款风波中破产的美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超前借债消费行为，推崇儒家节欲人生观念，把中国人救市看做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目前，孔子学院所做的工作就是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和文化输出。2004年11月21日，韩国首尔江南区“汉城孔子学院”的成立是世界范围内第一家孔子学院，中国教育部长周济参加挂牌仪式。孔子学院的中文推广计划是政府主导的，意在借助圣人声望向世界推展汉语及其所承载的广博文化内涵的行为。这是国际惯例，英国有文化委员会，法国有法语联盟，德国有歌德学院，西班牙有塞万提斯学院。截止到2008年12月，全球有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分布在世界上7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26国90所，非洲14国103所，美洲10国81所，大洋洲2国10所。全球学汉语的人数达4000多万人。孔子学院被誉为“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最妙的出口产品”。^[4]

但我们的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和输出还非常不尽如人意。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虽然越来越大，截止到2006年，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人数达3745起，46778人，有近500部电影走向世界，但2008年的奥运仍未能解决我们的期待。国人本以为奥运之后应该好多了。有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奥运后中国的四大发明的被认可程度未能提高，倒是李小龙和中餐更受青睐，奥运建筑鸟巢和水立方火了一把，被评为2008年全球十大最佳建筑。

影像文化作为象征性的文化娱乐流行资源，应担负起特殊的不容推卸的职责。前段时间余秋雨和人讨论过2006年章子怡被美国《人物》杂志评为全球最美的女人的事情，章子怡的影响大过孔子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流行文化的魅力之所在。

最新的提法，还有一个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影视中的主旋律宣传是文化输出，不能出现太多的如《盲山》中的愚昧人群，应该是正面而健康的文化形象塑造。电视剧是影像文化资源的重要标志。我国电视剧全年平均日产40集，2007年共14670集，全国1974个电视频道中近90%播出电视剧，电视广告收入占了所有广告的50%，老百姓人均每天看电视剧1小时以上。

电视剧中的诸多精品，对国家形象和国家文化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2007年上《南方周末》电视剧文化榜第一的三无电视剧（无明星、无爱情、无女人）《士兵突击》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就备受国人瞩目，有80万网页介绍，许三多的“不抛弃，不放弃”精神，军队团队精神（新兵报到仪式上，许三多被告知是钢七连第4956名士兵，已有1104名战士为国捐躯），使传统成为当代的文化力量，使军队现代化精神得到了形象化宣传，体现了和平岁月中军队的价值，许三多成为中国的“阿甘”，电视剧所展现的人格的尊严，逆境中的逆境，受到国际上著名的三角洲特种兵部队的尊敬，也成为当代青年人的励志精神教育载体。另外，电视剧《家有儿女》文化影响力也非同小可，共四部367集，在31省市台播出，被誉为“孩子成长的百科全书”，在东南亚被称作“爱和智慧的教科书”，原因就是片中家长和孩子的不同性格的魅力影响：父亲夏东海，思想开通，崇尚启发教育；母亲刘梅，传统的贤妻良母；大女儿夏雪，聪明伶俐的优秀高中生；二儿子刘星，调皮闯祸的初中生；小儿子夏雨，洋气纯真的小学生。这样的家庭组合，使备受应试教育煎熬的中国家长和中小学生有了一次扬眉吐气的宣泄机会。

三、影像外扩中的资源变异和再利用

影像资源外扩时的情况很复杂，在国际文化环境中会发生各类变异，在接受中出现“意图谬误”。比如成龙的银幕形象，在国人的心目中，是香港动作喜剧电影的代表，而在鲍德威尔的《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中，则是悲剧性色彩浓郁的，和李小龙形成文化形象对比的文化英雄，两个人的“双龙会”各自揭示了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香港民众的文化心理秘密，而在纯粹的美国语境中，成龙的成功是“融入美国多元文化理念的文化偶像”，“成龙从悲剧到喜剧的战略性过度，是功夫喜剧片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为在全球范围迎合中产阶级的趣味和需求”。可以说，李小龙所体现的民族策略是容易得到共同性认可的，他为自己的暴力辩护，相信自己的悲剧功夫片可以雪洗中国人以前遭受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其影片是政治理想和文化意蕴的载体，是建立在男性身躯上的民族主义，而对成龙的喜剧功夫片的理解就多元化了：好的杂技演员和武术大师，非常优雅地把握幽默，比李小龙内敛，不那么阳刚，喜欢做鬼脸，提倡“生命即功夫，我是功夫即快乐”，饰演的角色做好了适应不同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准备，避免冲突，除非迫不得已，有时屈服于淫威，非常脆弱，像一个普通人容易受伤害，“以自己的方式继承了李小龙的传统并重新定义了亚洲人的外柔内刚式的阳刚之气，把自己易受攻击的身体当作一种营销自己和促销其独一无二的动作电影的策略，也在不知不觉中打破了悲剧功夫和美国动作片所打造的阳刚的坚硬躯壳，以一种在吸引男性观众的同时可能吸引女性观众的方式，展现出男性躯体的脆弱性。成龙实际上对悲剧功夫片中的主人公进行了人性化处理，在无意中解构了李小龙的身躯。”^[5]

所以，充分利用和再利用影像资源的文化影响力是非常必要的。最浅层次的利用是影像的比喻性或象征性的运用。如2005年7月6日，在新加坡、莫斯科、巴黎、纽约、马德里、伦敦五城市争夺2012年奥运会主办权时，《南方体育》用电影的方式将之解读为体娱新闻：五巨片谁能问鼎“申奥金像奖”？分别用电影来比喻五个申办城市：(www.daowen.com)

巴黎是《这个杀手不太冷》，推出了前奥运会110米栏冠军（1976年）、前法国体育部长盖伊。

莫斯科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街头奥运宣传资料和海报琳琅满目，但无人关注，自始至终只有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在唱独角戏，孤独又安静。

马德里是《捆着我，绑着我》，让绝对有号召力的明星萨马兰奇出场太迟了，又受恐怖活动的影响，看来没戏。

伦敦是《坑蒙拐骗》，“导演”是著名广告制作公司“新月”，涉嫌贿赂国际奥委会官员，把伦敦东区改造成超大的影视基地，有超大投资的实景拍摄，却只有现场工地，无宏伟的球场，观众容易看出布景的虚假，是致命伤。招来贝克汉姆大打明星牌，引起奥委会主席罗格的反感。

纽约是《拯救大兵瑞恩》，曼哈顿建奥运场馆简直不可能，皇后区垃圾堆积，几无通畅的下水道，想通过办奥运来拯救和改造落后的街区，使城市平衡发展，获取好感不容易。^[6]

影视影像和旅游的互动增值，也是影像资源外化的手段之一。先不说《英雄》催生了“雅丹”和“胡杨林”专项游览，也不说张艺谋的《印象刘三姐》，将阳朔和桂林结合起来，利用了已有的桂林山水和刘三姐品牌整合，成为地域文化的品牌标志，用一台节目带动了城市文化和旅游产业，从2004年3月20日公演后，成为中国观看人数最多的演出。单看东阳横店影视城的成功，就可看出影像资源的巨大潜力。横店这个浙中丘陵小村庄，在地域上原本是没有多大优势的，为什么能够打造出中国最大的影视产业和旅游基地（无锡在地域上好得多）？为什么横店集团年产值200亿，利税20亿，纳税5个亿，吸纳劳动力5万人？为什么横店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汇聚南北地域特色的影视拍摄基地，成为每年吸引500万游客的4A级景区？原因就是充分发挥了外来影视文化资源，又能发挥本土文化特色。东阳历史上，文风很盛，文化的传统很好，同时，建筑和木雕刻的积淀很深，东阳的建筑业已成品牌。把建筑业的优势延伸到现代艺术文化的影视主题旅游公园上，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影视本身，带动了其他产业。

最难也是深层次的利用，是通过影像进行社会文化分析，影像资源演变成社会资源。比如新世纪初韩剧（流）和中国当代文化心态的关系。

以《大长今》为例可以看出，韩剧（流）对中国乃至东南亚的成功，有明显的东方传统文化的因素。《大长今》导演李丙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从正面总结了《大长今》成为走出国门典范的四大要素：一是按市场规律响应巨大的需求，以文化立国的心态搞商业影视，中国作品发展太慢，而韩剧有悬念、有趣味性和有益性，得到孩子的喜欢。《大长今》前5集是从童年讲起的，大长今是7集后出现的，不是全部拍好播放，而是根据观众反应，边拍边改。原剧中，长今的老师是16集死的，观众喜欢她，就改在27集；二是以家庭故事为主，适合中华文化圈的特点，容易被亚洲人接受，但很慢，如韩剧中主人公有了去巴黎的念头，到最终去了，要用15集的时间；三是贯彻儒家思想的人性和文化精髓；四是表现东方文明与东方人的喜怒哀乐，产生对生活与爱情的憧憬。^[7]

多数文化论者也是这样看待的，认为韩流中蕴涵着与西方文化或者其他东亚文化相区别的韩国特有的文化DNA，如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嫁接的半岛型文明，或者说是传统和现代、东方与西方混合而成的混种性：一方面把西方文化过滤得符合东方人的情感，另一方面，将东方改编成西方、现代的因素。更直接的说法，是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的完美结合，有着东方的固有文化，如以儒家为基础的情感，重视家庭家族的东方和亚洲价值观。^[8]

从这样的观点去看韩剧，就可清晰地解读韩剧久演不衰的现象。从1997年央视引进首部韩国电视连续剧《爱情是什么》开始，韩剧以自己的风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2004年央视八套连续播出了几百集韩剧，有《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明成皇后》、《人鱼小姐》几部超长韩剧，虽然是在深夜时分播出，观众收看的热情丝毫不低于黄金时段。根据央视索福瑞调查研究数据，收视率基本上都取得了同期同时段的第一名。如果说《蓝色生死恋》、《冬日恋歌》等一些青春偶像剧令年轻人倾心，那么《明成皇后》、《看了又看》等已经使得许多中老年观众欢喜。韩剧的收视热潮已经触动了中国电视人的神经，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出言：“韩流”在中国当道七年是我们的耻辱。但只叫嚷耻辱什么的是无济于事的，应该明白，韩剧体现的与我国电视观众的文化生态上的和谐是成功的关键。主要表现为：

一、现代语境与传统文化的和谐。韩国影视在经历了低迷以后，吸收了好莱坞的经验，同时又尽力保持民族文化的特征，创造了一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东亚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和谐体。韩国的电视剧题材大多以爱情、亲情、友情为主，所描写的大多是平民之间的一种生活交流，是东方文化中传统的人际交流。韩国影视人紧紧抓住本民族乃至亚洲人的审美习惯，用积极的态度来展示生活中的真善美，塑造一些可敬、可亲、可信、可爱的民族偶像，使人们在观看中良知得到启迪，心灵得到净化。

二、精致唯美音画与至善至美情感的和谐。制作精致是韩剧的一绝，精美的画面、优美的音乐、俊美的演员，无一不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韩剧不是把环境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和故事展开的空间，而是将其赋予更多的内涵和使命，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当都市人柔弱的心灵被现实的压力打磨得越来越粗糙时，对一些传统美德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韩剧中凄婉纯真的爱情，至善至美的友情和感人肺腑的亲情紧紧抓住每位观众的心。

三、文化相通与审美距离的和谐。中国和韩国同处于东亚地区，历史上长期有友好交往和交流，使两国在文化根基、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上存在着相通之处。特别是儒家文化，在韩国的传统文化中占了至关重要的份额。韩剧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仁、忠、孝、义、信、廉、俭等道德观念贯穿于韩剧之间。它们宣扬东方式的谅解、宽容精神，体现许多东方式的伦理观念，这些对于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观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对韩国而言，韩流冲击中国是其文化输出的成功，对我们而言，则是文化资源的利用。总结各方面的反应，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影视商业片观念对我们文化产业的启示。正如导演冯小刚戏言，将电影市场比喻身体：艺术片是盲肠，可有可无；主旋律片是扁桃体，让我们知道气候风向；而商业片是我们的胃，切一点也能活，但吃饭不香，生活质量下降。韩剧的商业特性令人敬佩，甚至把李英爱推选为国家旅游形象大使，搞影视和旅游的结合极其成功。

二是儒家思想从传播地回流到流失地，是历史和现实的互动，也是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显示了韩剧对我们的警醒，我们要正视现实生活中的文化缺失。韩国人要搞文化立国，用的是我们的儒家思想。据说，在世界书展上，韩国人宣称孔子很想来韩国住，印刷术来自韩国。“韩流”在中国的流行，实质上就是因为韩国“汉流”的回归。据报道，2005年韩国有中文专业180个（上世纪50年代只有3个，70年代只有20个），有260多所高中开设中文课程，2004年中国政府开考的汉语水平考试“HSK”，韩国应试者2.2万人，占海外考生69%。^[9]

三是激发了当代人的“民主政治”的文化热情。有人认为2005年的《大长今》和同年度的“超级女生”一起成为最大的文化事件，是“成功神话”与“超级女生”重叠，和渴望民主政治这样的文化心态有关，是互文性资源和副文本传播的成功。“超级女生”实际上反映了我们的希望——表达自己的意见、贯彻自身的要求，在公正和透明的竞争中做选择，也是市场化气氛对“成功神话”的信赖，无须社会背景，只凭个人才能，就可从十五万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修成正果，从底层登上顶峰，有一个透明的过程。而《大长今》也是超越了男女老少的分群，除了汉医学、美食外，最大的关注是所谓的“长今精神”：不论出身，依靠后天的努力克服困难就可完成自己的人生，具体看要有：一、坚定的信念；二、永不妥协的精神；三、对工作真挚的态度；四、享受克服、战胜自己的乐趣；五、拥有同情心；六、友情深厚；七、不嫉妒他人，将所有的精神集中在自己比别人更擅长的方面。^[10]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韩剧以弱势文化进行强势转换，只是其高

超传播策略的体现，没有过分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国别身份和意识形态特征，在尊重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将整个东方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背景和题材资源，绕开民族的弱势，直登东方文化的强势，与西方对抗，走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其“东方”策略很奏效，最快速度获得东亚国家的认可，以最强的力度抵制了欧美娱乐文化的入侵。^[11]而对我们的启迪则是要充分发挥已有的强势文化，去感悟和吸收外来影像资源，刺激自身麻木的文化资源。

实际上，韩剧中的儒家文化并不是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当然优势，只是一种文化想象。李旭渊就认为：长期的边缘生活而造成的强烈批判性和殖民造成的多元化，形成了韩流中的的民族主义，不是区域文明，是非国籍性的，反映的是现实人们所缺乏的欲望。^[12]据说，韩剧中最受中国人喜欢的所谓“儒教和家庭”，并不和韩国社会现实相符。据说，韩国是全世界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四世同堂”和“长今们”很难见到。事实上，是否符合当代现实不重要，重要的是符合了东亚消费者的欲望。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以浪漫爱情为主的日剧（中国的年轻人在改革开放后，个人价值观张扬，要体现为爱情的自由），被以家庭为主的韩剧替代的原因（90年代后中国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观众认为在中国丢掉的存在于韩国，就有了市场爆发的人气，本来只是青少年追捧韩国歌手流行音乐的韩流，变成了被中老年承认的韩流）。一切都是自己在作怪：来自中国大众文化的逻辑，来自中国消费者的文化欲望的重建，不是单纯的韩国性。所以，即使美国的《疯狂的主妇》，也不敌婆婆妈妈，原因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疯狂的主妇》涉及到家庭暴力、婚外情、同性恋、性虐待、吸毒、自杀等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另类的主妇，和中国人的期待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