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民间影像消费的文化生态价值

一、民间影像的自由消费性质

民间影像是什么？字面上看就是指非专业和职业的老百姓拍摄的以DV为代表的影像。从消费的角度看，是一种自由影像消费，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消费，是一种携带了某种民主意义的消费。为什么消费要强调“自由”和“民主”？原因有两点，一是以电视播放为主的影像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职业技能规范接受主流媒体的改造，题材选择和表述被迫谋求主流意识形态的容忍，寻求与国家意志的融合”，^[1]个体的需要被淹没在国家的意志框架中；二是专业摄像设备的高端性和入门门槛过高，抑制了影像消费的冲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支撑，DV走人了寻常百姓家，民间影像的作用与意义逐步显现出来了。主要表现为舆论领袖和公共领域的价值。一方面，民间影像激发了潜在的社会舆论力量，创造性的个体意识的影像表达方式，其实就是启蒙性的话语，利用个性化还掩饰其对社会的革命性想法，是观念的进步和文化权利的下放，某种程度上放大了民间欲望，但要融入社会的意识框架也很痛苦，代价是要恰当地被某些主流媒体承认，通过电视台的播放或者是官方网络的选用，使他们具备社会性的权威影响，同时还要使其民间身份取得市民的文化认同。

这就要求，民间影像要寻找到一个扩大影响的传播平台，发挥作用其在公共空间的发言权，正如哈贝马斯所说，要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找到一个市民们言论自由、不受国家干涉的公共空间。^[2]

比如2008年11月温州网举办的“文化温州，DV影像”大奖赛，就是在宣传部的指导下进行的，主办方收到的近80部参赛作品，都是在宣传温州的主题里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但获一等奖的纪录片《出头天》仍然能够从底层的视线，表现出与温州生存文化观念的高度契合：温州是一座充满机会的城市，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外来务工者，也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出人头地的未来。影像介绍的是一个来自贵州的年轻道士来温州郊县帮人拆旧房，遇到了给他人生巨大启迪和机遇的温州人。生动的生活场景和发自内心的心灵感悟，主人公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人生财富，也是从草根揭示温州创业者成功背后的秘密。

所以，我们发现，民间影像实际上已成为生活观念的一部分，是一种生态性的文化现象。DV是“Digital Video”的缩写，中文的意思就是数码影像，DV是一种摄像和录制的机器，也是一种影像的制作方式，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近几年来，随着民用DV摄像机技术性能的不断提高和价格的持续下降，民间的DV创作发展极快，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了。DV摄像的设备要求和前后期的制作要求不是很高，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技术壁垒和障碍，简单地说，只需一台DV摄像机，一台可以通过IEEE1394接口（也叫Fire Wire, SONY注册为i.Link）采集图像、装有视频编辑软件的电脑，加上一些附属设备，就可以了。但技术性要求不高，还处在青春发育期的DV，已被赋予了太多的文化意义。从最大的也是最通俗的角度看，它是影视文化在青年文化需求中的自然延伸。

撇开了经济和技术的因素，DV不过是一支笔，价廉物美，如同傻瓜相机，飞入寻常百姓家。在人类历史上，笔使书法和文学产生了革命性的进步，现在的DV使影像行为带上了休闲游戏的色彩，不少人对DV这种即兴的、自由的、具有个人色彩的行为寄予厚望，就像网络使文学克服发表障碍了一样，DV“避免了意识形态神话和权利话语的陷阱”，有着特殊的意义，它首先不是艺术的追求盲动，而是文化的自觉和消费，是影视文化的梦想在现实中的表达。

从文化大背景上看，影像文化的泛滥，使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已从古典的“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温馨境界，过度到了影像阅读的新境界中了。但大量的充满着意识形态负载的“流动的画面”，其实是“不确定的真实”，是“虚幻之像”，要以自身的激情和敏感去抵达被遮盖的真实之境，挖掘潜在的真实影像，DV的流行提供了极好的便利。

如《苦乐打工妹》，作者吴木坤，北师大艺术与传播学院4年级学生。拍的是大学生身边的生活，发生在大学学生宿舍边的小炒部里。在不到20平方米的狭小阴暗的空间里，生活着来自安徽的打工女孩。她们生活在“苦”中，每天工作17小时，睡觉成了唯一的兴趣，一月400元工资，每天把鸡蛋炒米线递到充满知识或空虚的大学生手中，整天应付拥挤在窗口的大学生的嘴脸，有点烦。来北京一年了，在全封闭的状态中，她们连校门都找不着。她们也生活在“乐”中，对大学生有自己的评价不只是羡慕，说女生们花钱不是自己赚的，有什么骄傲的？内心也有美丽的爱情故事，第二天要回家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潜在的真实影像随着大学生们的镜头，“潜”入了生活。

很多单位和个人，都在积极参与组织有关DV的活动。2001年9月由《南方周末》、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实践社共同主办了“首届独立映像展”，近百位作者的109部作品参加了展演，包括了日后产生较大影响的《后房，嘿！天亮了》（最佳实验短片奖，杨福广）、《TALK》（最佳短片剧情奖，孟军）、《铁路沿线》（最佳纪录片奖，杜海滨）、《生活很无趣，幸亏有高跟鞋》（胡吗个）、《车四十四》（台湾，伍仕贤）、《盒子》（英未来）、《沉没的午后》（王林等）、《食指》（蒋志），成为中国艺术史上前所未有的影像艺术事件。2002年1月起，凤凰卫视推出了新栏目《DV新世代》，又名《中华青年影像大展》，买上一些DV机，发动了几所大学，联络了一些爱好者，在没有广告支持的情况下开始了节目的操作。为了让DV真正地体现真情，避免作秀，避免和刻意地模仿《生活空间》和边缘题材的地下电影，栏目利用寒假时间发起了《我的父亲母亲》同题作品征集活动，想不到，一种我们从感受到真实的生活状态，在学生们的本能表达中，呈现了出来，DV的非艺术价值也呈现了出来。^[3]如山东省沂蒙的女孩平静地讲述自己的父亲母亲：“我大大属鼠，我娘胆小如鼠，为了我们三个孩子上大学，他们却干起了杀猪的行当。”镜头在不经意间，展开了日常生活的苦难和温暖，揭示了许多被隐匿的中国家庭的悲哀。

据《新京报》的最新报道，北京首届国际DV论坛年会在2003年11月30日闭幕，4天展播了200部作品，分纪录片、试验片、剧情片三大类，共产生了9个大奖10个获奖作品。^[4]

DV生活正是在这种情景下被当下的文化人提倡着，“DV着生活”，“让影像绽放着青年人独特的表情”成为时尚的文化口号，也引起了学者们研究的兴趣。韩鸿在《影像的大众生产与意义解读》一文中，把DV理解为文化影像的大众生产，把其文化意义概括为“视觉思维的启蒙”“颠覆性大众文化力量”和“电视节目的传播形态的拓展”，^[5]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观点，但我认为DV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于视觉性、大众性和节目构成类型，而在于文化心态的大转移，是生态性和休闲性的文化生活的表现。周星教授对DV认知的辨析时提到，DV的“简单工具说”“自由情感说”“代替影像说”“毁灭银幕电影说”“无足轻重说”都只是表面化的理解，DV的根本价值应当是“个体艺术创作的自由创造”，^[6]也超越性地把DV上升为文化美的高度。

二、DV是生态性的文化纪录

DV不应是严肃的思考和纯独立的影像制作，DV文化的最有代表性的质感或者说是气质，就是影像的纪实性和随意性，以及由此而来对生活现象的生态性纪录。

如《修自行车的人》，作者王宇陆和郭奎勇。修车人白哥来北京10年了，生意不好，年底交不齐摊位费，只能硬着头皮四处凑钱。收钱的人说要“卫治”费，而他听成了“位置费”，他据理力争希望能省下“位置费”，想不到“卫治”是卫生和治安的总称。片子呈现的茫然无奈使人心酸。又如英未来的《盒子》，讲的是女同性恋患者的极度封闭的日常生活。导演的原则是永远尊重对方的选择，在一个半月的寻找无果后，在同性恋网站上发了一个帖子：我是女性，我是纪录片的导演，我正在拍摄一部女同性恋题材的纪录片，如愿意面对我的镜头，请与我联系。影像在这儿成为“神奇之门”，使“潜在的真实”以非艺术的生态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女同性恋们从“压抑的世界”中走出来，走向了“这个无所顾忌的肆意张扬的花花世界”。

又如在《我的父亲母亲》的片中，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和爱体现出来了，理解到父亲为家庭为子女的牺牲，展示了“人生无奈”这样一种普遍的状态，因为真正能够功成名就的总是极少数人，把人生价值定位在家庭幸福和生活圆满上，这是“全人教育”，是大多数人可以追求，而且也容易达到的一种真实的生活目标，否则永远是生活的失败者。还有《水沫·人》，作者桂冠，1982年生，中央戏剧学院影视编导2000级。拍的对象是家乡湖北黄石的交警吴幼明。20多年的工作，酷爱写作、读书和藏书，建水沫书屋，办民间杂志《水沫》。片子有点杂乱无章地纪录了吴幼明的日常生活。传达的意味很朴实：外面的世界很嘈杂，可吴幼明的生活很平静和执著。

最先介入DV文化分析的影像工作者的感受，也验证了DV生态性纪录功能。凤凰卫视中文台编导王志江说：DV透露着媒体与民贴近的立场，是“真诚和粗糙”和“民间化文本”，过去我们的纪录片，做不到不打扰对象，设备使我们本能地和对象产生了距离，所以一开机，一切都虚伪起来，有一种贴在身上黏糊糊的感觉，小型的DV可能把我们带到真正的生活空间中去，就像笔一样书写。电视策划者喜大狼也说：DV让民工“赤裸裸地展示粗糙的微笑”。

媒体工作者阿忆说：DV意味着从“伟大时刻”到“平凡时刻”的变迁，用“平凡”去记录“伟大”这种普通的视角，比特殊人物的视角，更能反映真正的时代气息。1995年以前我们所有的历史，很少谈到百姓的人生，几乎都是领袖们的世界，领袖生活不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全部，我们周围每一个人的人生，共同构成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整体画卷。关心边缘人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戏剧性，他们和其他阶级很容易发生各种关系和冲突，这是DV作者构思上的优点。

作家海岩也说：有DV的这种表达欲望的人，就已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愿意挑战自己的人。21世纪，语言将逐步淡化，能用镜头讲故事的人，将是未来的主宰。雷颐说：DV使我们的书写方式有一个伟大的改变，符合法国年鉴派为代表的史学思潮。传统史学都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很少记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如1953年的粮食统购统销，影响了无数农村人的政策，只有国家文献中的一句话，无影像记录，这将是底层生态的问题。

所以说，DV文化发生的前提和给人直接性的文化感受，就是生态化的文化需求。DV的热播，对中国非职业影像运动的推动很大。一百年前，北京等地的学生非职业演剧运动虽然在戏剧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经典著作，但极其张扬的个性、独特的视角与非功利的追求，为社会提供了多少鲜活多样的内容。现在的DV，也完全有可能为社会为时代留下一个不可替代的、丰富的影像宝库，成为当代生活纪录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余杰就提到，在商业化时代渡过青春期的80年代大学生，非常实用和功利主义，但在DV中仍保持着童真和同情心，对草根的关怀。生活里的戏剧性，根本就不用导演去编排，真实背后可能有更加惊心动魄的东西。

就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DV创作者把活生生的生活搬进了影像。如《偶遇》，作者王珏，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8年毕业。她介绍了自己的拍摄过程：“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一位戴大墨镜的老太太走进我的镜头。她邀请我拍她，领我去她家，逐一介绍家中她认为有趣的物品。在漫长无绪的介绍中，她的生活状态被一点点地呈现出来。她是独自生活的人，孤独使她见到我便滔滔不绝。她的精神生活丰富，喜欢旅游。事后我被人介绍，她是非常著名的词作家，和谷建芬合作过很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如《绿叶对根的情意》《歌声与微笑》《三国演义》主题曲。”

《偶遇》的题目就是典型的生态化境遇！作者在偶遇她的主人公时，15分钟还未反应过来，在作者根本不认识，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主人公已在带路了。孤独的气质引发了无数的联想，DV就像作家的手一样，“是我们的眼睛，是我的邮箱，等待闯进镜头的信件，然后用尽各种办法进行投递”。

又如《北京·站》，作者张悦和李吉，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2000级学生。题目很有意思，把地理位置和人的形态动词相结合，表现地铁这个流动的公共场所。片子以一天的流程呈现：凌晨5点，北京站的大钟迎来了首班车的到来，4位地铁工作人员的讲述成为一天的内容：售票员陆阿姨家住东便门，一间半的平房属于将建的明城墙遗址公园的拆迁范围，正为新家的去向发愁。检票员红霞阿姨是“农转非”，当上工人让她很满足，说感谢共产党，只是没嫁个好男人，不顺心。检票员俊莲阿姨喜欢记格言，心里从不服输，就是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了，她说“人，一生，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收费厕所管理员宝萍阿姨原来是铁道兵，退伍后分到地铁，制服上别着毛主席的像章，爱岗敬业，一丝不苟。(www.daowen.com)

北京火车站几趟火车同时到站，突遇客运高峰，瞬间的压力，在休息室的阿姨们纷纷奔赴岗位，地铁里的各种吵闹声都没有阻断话语，宣泄的话语的力量似乎高于一切。23点17分，末班车来了，阿姨们锁好大铁门，用心愿和祝福相互告别。

这部DV的最大特色，就是把纪录生活的整体性当成了创作的目标。我们看过的关于地铁的片子，几乎都在关注作为公共环境的地铁，只是借用地铁，而不关心地铁本身，更不关心地铁的主人，地铁的阿姨们在学生们的眼中是最值得拍摄的，他们觉得自己的纪录活动是跟生命属性更靠近的一种形态，若没有用情或自己都不能打动自己，是无法记录的，手中的机器毕竟是工具，更重要的是拍摄者的真诚。举机器的人真诚了，影像就不会撒谎，对被拍摄者来说，机器或镜头也就不再构成障碍。

从美感的来源看，这里的生态美就是挖掘出来的潜在的真实影像。基斯洛夫斯基说：如果一件事情从未被描述过，那就表明它并未真正意义地存在过。其实有那么多客观存在却未被主观描述过的事物存在，手举DV的人们最应该去做的事情，是尊重生活本身。张颐武在评价这部片子时说：《北京·站》现场感非常强，可以发现一个变动的城市。一个女的讲她的家庭不幸，另外一个说收集格言，都让我觉得非常有力量。一切DV作者应该有一种警惕和思考：你必须跟他一起参与介入，而不是你剥削他，把他作为一个对象，两个人是互为主体的，而不是只有我这个主体去观看作为客体的你，否则DV的目的就丧失了。

又如《老头》，作者杨天乙。拍的是一群退休的老头，每天早晨从家里出来，聚集在路边的大墙底下晒太阳，聊天，年复一年，准时出门，准时回家，像上班一样，那道在人生最后一个驿站的风景，简单又耐人寻味。作者1972年生于吉林，少年学舞蹈，后来成为总政话剧团的话剧演员，这是她的处女作。拍片缘由太简单，和所谓的有意的艺术追求搭不上边。1996年，因工作需求作者在北京青塔小区租了房子，那地方偏，房租便宜。有一天，和朋友路过，看见大墙底下的一排老头，穿着深色的棉袄棉裤，从远处看不清年龄，但肯定是一群老头，很古怪的那种。她当时的感觉他们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她从没见过那么多的老头坐在一起，像被串起来的，他们穿那么多，在那儿说话，很响。她觉得自己看见了世间最好看的景象。第二天同一时间，又在原地看了他们，并随意进入领地和他们说话，才知道他们是小区最早的居民。就这样聊天，想不到一聊就是好几年。

如果讲生态的话，这就是最大的生态了，因为所拍的对象就等同于生活本身。这使我想起一些成名的纪录片导演们的感受。康建宁说：我拍《沙与海》，根本不是想拍什么环境，我是想拍中国人，中国人的封闭状态就像那个主角。过去拍沙漠是作为风光拍的，这次或多或少是把它与人结合在一起了，甚至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拍沙漠就觉得像拍自己一样。^[7]陈晓卿拍《战士从这里起步》，有一个孤儿，连队成为他的家，大家给他过生日，他哭了，太短了，只有五六秒钟。大导演伊文思批评他为什么不把那个哭泣的镜头拍完？因为我们过去的纪录片只是需用什么，去生活中找什么，而忽视了生活本身，^[8]正是体制原因在不自觉地起作用。

蒋樾也说：我觉得纪录片的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可以打开人的心灵，故事片永远达不到，故事片永远是藏起来的，永远是掩饰的，我佩服故事片导演他们的才华，但我不为他们感动。他还以自己纪录片为例证明生态现场的创造性。当年拍《彼岸》时，是小人物大背景，三峡工程中两个年轻的男女民工，在工作中恋爱了。最后的镜头是：工程完了要下岗，还要添孩子，老婆已在医院待产，没有喜悦，目光呆滞，镜头慢慢地推，身后有一大钟，录音也随着慢慢地上推，镜头中没有表情，而钟的声音却越来越大，^[9]让人感到了无以言说的凄凉和无奈。这就是生活本身的力量。DV发挥的就是将方便的纪录手段和纪录片的人文精神结合效果。

《老头》拍了老人们的吃喝拉撒睡，是最平常的炒菜、吃饭、刷牙和睡觉等。作者每天在老人们出门前半小时到现场，为了能在远处看清人的形态，很少推拉镜头，拍摄时好像根本没有拍摄的人，也因为拍摄的是女孩，也因为被拍的是老人，心性平静，于是老人们成了她的生活，她成了老人们的念想。在小区，这群聊天的人成了一景。冬天在大墙下，夏天在树阴下，天气好时，这一支浩荡的队伍还会进入天安门和颐和园。老人们好相处，年轻时最暴躁的人，老了也会呈现善良，可爱又可怜，孤独有满足。就这样先拍半年，再看些书，再拍了两年，有了160小时的素材，剪了半年，完成片是94分钟，最大的困难是坚持，好几次她坐在床上冲墙大哭，憋得慌，心里乱，不由自主地怀疑做的一切有没有意义。

当片子走向社会，受到关注时，作者的一席话非常耐人寻味：“当影片受到奖励，我获得荣誉，大爷们还是坐在我家门口，我就觉得自己像个小偷，偷了他们的东西，装扮了我自己。”DV宣泄了什么？DV让你收获什么？也许只有DV的方式，才会使影像创作者有如此清醒的感觉，使他们把对象看成是自己。

DV发展到深处，其生态性意味，就升华为“精神家园”的关怀了，如学生习作《甘蔗》，纪录的是回家探亲的女大学生回家乡替小孩子补习功课，有一个和弯腰外公一起走街串巷卖酱油的男孩孤僻但渴望知识，被邀请听课。老师在教学时启发学生讲讲自己喜欢的东西，想不到被天真的学生问出了自己喜欢甘蔗，于是小男孩激动地要求外公给一点儿钱买甘蔗，却被老师误解为好吃零食上课不专心，藏在石缝中的甘蔗被其他孩子瓜分了。为了实现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他去找另一个欠他外公酱油钱的孩子讨要1元钱，这孩子的家长病重，只有3毛钱给他，善良的他退还了3毛钱，沮丧地回家，发现辛劳的外公放在桌子上的甘蔗，兴奋地去老师家，想不到老师刚离开要返回北京，奔跑的孩子看着三轮车载走了心爱的老师，怅然不已。^[10]这简直是一部伊朗儿童电影的再现了！乡村生活的艰难真实，孩子的朴实无华，以及人文关怀精神全在不动声色中表露出来，显示了DV的生态性能量。

生态学的理念早在创立学科时就体现了生态的精神关怀问题。1866年，当博物学家海克尔最先提出生态学这个词时，德语写作Oecologie，是将希腊文的Oikos（意为家或家园）和Logos（也是希腊文，意为各种学科研究）拼在一起，才创造了英语“Ecology”这个词的，字面上的解释就是“生态学是对家园的研究”，生态性就是物种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引申为人类对精神家园的追求。^[11]在《甘蔗》中，学生们以最直接的方式感受着“精神家园”的意味。

三、DV是自由影像的休闲传播

无论是影视文化性的延伸，还是生态性地纪录生活特性，DV的功能都离不开其自由影像性。许多人对DV的这个功能理解很广泛。青年导演贾樟柯说：这是电影史的又一个进展，使影像的获得变得非常简单，非常自由。它的革命性就在于对影像资源的解放。DV的制片方法就是孤胆英雄式的制作。中国人一直缺乏用影像表达自己的传统。

孔庆东教授也说，是新的艺术生产方式。影像不再是垄断的权力。DV有物质基础，DV必和已有的影视话语或视觉话语产生对话。DV比较关注弱势群体，涉及到了怎样想象民族国家的问题。“当镜头一直跟着这个老头走向厕所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关爱的目光”。“从文化的角度看，只有我们普通人认识到小人物身上的光彩毫不逊色于其他公民的时候，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才可能到来。”

吴文光说，DV是非常细微、很日常的生活状态，是一个人的影像工作方式。有了DV之后的最大改变是随时可以拍，始终在可以记录可以不记录的状态。当记录成为一种非常日常的行为以后，我就不会把记录看得非常严肃或者严重，如果DV变成DV作文，是比较悲哀的事情。通俗文化到现在已经可以置换我们的任何感情，也许不用DV写作文，而是写一封真正能够表达自己爱情的抒情信，这很难。

张颐武说，DV是一种技术，它带来了整个生活形态乃至文化观念的变化，是文化民主的新形式，拓展了文化民主化的进程，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年轻人是无知无畏的，摄影机是他发言的工具，这是新影像运动，对我们原来的体制化电视运作、电影的运作会产生新的冲击，会创造一个新的影像空间。他们对影像的感觉比前辈敏感得多，他们是在影像的氛围中长大的，通过媒介建立了自己的生活的经验，是影像文化的一代。

中国有那么多以写字为乐趣的人，当DV变得像笔一样简单时，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拍起来。如果你非去拍一个多么精致的东西，那反而是DV的短处了。DV更深层次的时尚可能就是在自由影像基础上的休闲传播心态。DV应是人类语言的一种新途径，是一种通俗意味上的“纯记录”，为纪录而纪录。如国外电影节上的某纪录短片，作者把机器放在高速公路停车站边上的水泥墩子上，这里经常有车停下来，有人干各种事情，语言很少，也听不懂，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不知道有人在拍，各种举动很有意思。

杨东平在比较港台和大陆两地的DV作品时就说了“片断的感受”的休闲特点：港台地区个人本位的价值已经渗入人心了，从自我出发的立场就成为最通常的一种视角，流行文化影响大，对形式的新颖性的追求，不落俗套，不循常规，片断的感受，有神秘主义，其社会文化的国际化的程度是内地很难达到的。由于主流文化价值取向不同，中国学生缺的是更关注内心，更关心个体，更关心自我的东西。对青年学生来说，感受最直接的、最真切的，是他所处的这个群体的状态和命运。所以DV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它最大的优势也在这儿。不是去表现你不熟悉的东西，而是更深入地表现你最熟悉的东西，这种真实是专家和摄影师很难达到的。

郑洞天干脆点出：DV是自娱性的拍摄，完全不受别人干预。朱青生也说：DV是用艺术的方式提醒媒体对人的异化，是极至的休闲，不控制生活。这位北大艺术系教授和实验艺术家把DV看做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实验，举的反思媒体的例子很有趣，如把摄影机放在球里，用脚踢，叫《滚》，原来我们的世界不是媒体中看到的样子，而是我们被诱导着看成了那个样子。如把小摄影机放在小的球体里，再装很多肉，然后放在动物园里，老虎会拼命咬它，把它叫做《虎口》。如用装有摄影机的球，去不停地撞各式各样的墙，叫《碰壁》，碰壁的感觉常常是现代人共同的感觉。正常的电视节目里没有这些，事实上又经常体验着。这种方式是对平时我们所说的那种镜头美的彻底地否定和破坏，所以就包含着反省的意味。

DV反省的是过分的正统和意义，追求的是休闲的心态，是俗文化的直接表达。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在《凤凰台上凤凰游》（半年奖颁奖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台的口号是“开拓新视野，创造新文化”，DV就是实践的动作，《世纪大讲坛》用100个教授的讲课以电视的方式跟电视观众沟通，是电视形象的学术反映，和《DV新世代》构成了一雅一俗。

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发现很多DV作品在创作心态上都有这样的意味和追求。如杜海滨的《铁路沿线——火狐狸》，讲一个沿铁路讨生活的孩子，经常梦到自己被打，一次次被送进收容所，又一次次跑出来，年纪不大，心眼不少，外号叫“火狐狸”，是作者无意中的收获，是用DV这只卡拉OK话筒唱自己的歌，所以被称作是中国的独立电影，特别是民间的独立电影的润喉药。如北影美术系毕业的冯雷，拍《雪落伊犁》，纪录了中国的最西部一个叫巴黑拉的哈萨克一天的生活，没有明显的主题和设想，只是地理上的意念，获得了2002年法国真实电影节伊文思奖。如《海德格尔·三月》，王一琳等拍摄，在名叫“海德格尔”的人文咖啡馆里，一个大学生为自己的话剧剧本忙碌着，没找到愿意接排的剧社，也没找到愿意接演的演员，但她还年青。只是一种状态。

当然DV休闲也有它的负面和无聊。戴锦华说，DV这样的器材，它其实潜在地要求着拍摄者和被拍摄者之间建立起一种更亲密的关系。DV是木乃伊情结，使影视个人化成为必然。DV是和现代技术结合在一起，它的可能性在不断被拓展。其局限性在有创造力的人手里，会变成一个有表现力的因素，它的像质相对粗糙，色彩的宽容度，对光的敏感度还不够，更适合于一种介入性的、参与性直面社会现实和社会生活变迁的过程。我常有一种痛感，急剧的时代变化每天都在流失。使用DV这样的媒介，必须警惕它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浮光掠影的旅游者，用俯瞰的优越的态度去拍摄相对贫困的地区。

如我在北京望京西园“猜火车”酒吧主办的首届“穿越中国”影像艺术节——中国新女性影像周上看到的如《女卫生间》（崔岫闻作品）一类的作品，对不属于你的影像的极度的任意的纪录，心态上随意了，但在道德评价上留下了很多争议。

所以说，当DV作者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其实不熟悉的生活，希望感受更新的东西，可能是玩，也可能是纯粹的个人发泄，但进入了传播就不仅仅是休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