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影像消费中的生态美育

一、电子时代的影像美育生态性

美育的过程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消费过程。因为此种文化消费的目的是人格的完善，于是就有了人格生态化的需要。影像美育中的影像消费，涉及到受教育者在影像文化创造中的人格熏陶，尤其要关注其精神生态是否健康。在电子时代的影像美育，还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更体现了美育和文化消费的多重关系。

电子时代是一个文化概念，指的是由各类电子媒介、数码虚拟技术传播和创造众多影像的文化阶段，是一个以泛画面为核心的文化断代，又称作影像时代或影像的数字化生存时代。电子时代的代表性媒介是高科技下的电影、被技术武装到牙齿的年轻的电视，以及正在方兴未艾的网络赛伯空间。电子时代的“泛画面”文化品质正在侵蚀和改变着传统美育和影像美育观念。

传统美育强调按照美的规律施行教育行为，其核心是教育，是以塑造完美人格、强化综合素质和情感熏陶为终极目标的教育类型，其中“美的规律”名义上只是教育手段，实际上不仅仅是手段，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过程，直接导致了教育的终极目标。按这种理解，传统美育的缺憾是很明显的：由于过于强调美育手段和方式的直接化和简单化，就会使“美的规律”神圣化，使美育过程非人性化，导致只强调艺术美却忽略非艺术美，艺术技法教育的过于强制性，使受教育者的心灵受到创伤。比如在各级各类学校的美育设计中，一味地强调艺术性、正统性和规范化，唱歌唯“准”是图，绘画唯“象”是图，排斥了缺少艺术天赋的学生们的歌唱娱乐和图画想象乐趣。孰不知美的感受本身就是开放的系统，缺乏主体参与的美感是不完整的美感。电子时代的“泛画面”观念使我们所习惯的“经典画面”和纯艺术美在日常生活的随意性中被解构，美育回归“泛”的状态，可能更能契合美育的真谛。

真正的美育应该是一种自由心境下的美效自然生成。席勒曾说：“只有审美的心境才产生自由，显而易见，这种心境不能由自由产生，因而也不能由道德起源。它一定是自然的赠品，只有偶然的幸运才能摆脱自然状态的羁绊，使野蛮人走向美”。^[1]显然，“自由”和“自然”指的美育环境，是“使感官向微弱的感触开放”的“清香的气息”和“美的幼芽”，是生活化人性化的美育环境。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理论早就意识到教育和生活关系：生活即生存，包括选择，变化，创造，是“从做中学”的活教育，美育也应该是这样的“活教育”。^[2]

如果从哲学角度来看，这种理解则是人类学本体论对美育的新解释。而这正是李泽厚美育思想的精髓所在。李泽厚认为，人类学哲学的基本命题就是人的命运，审美和人的关系表现为审美功能的多样化。一方面，审美自身存在合目的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审美对道德的培养和对真理的认识也有促进作用。他呼吁要“建立新感性”，要在内在自然的人化上使人的主体心理获得审美情感，在《美学四讲》的最后，他热情地呼唤：“回到人本身吧，回到人的个体、感性和偶然吧。从而，也就回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中吧！不要再受任何形上观念的控制支配，主动来迎接、组合和打破这积淀吧。艺术是你的感性存在的心理对应物，它就存在于你的日常经验中……”。^[3]

所以说，美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使人彻底地回归自己，寻找到最佳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本世纪70年代兴起的教育生态学干脆直接引进“生态”的概念，来强调环境和感性对教育的重要性。就美育而言，生态化美育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凸出受教育者的审美随机性和生存智慧。我们过去可能只是认识到影像成为美育的一部分，和生态化地成为美育的一个环节，而未注意到在电子时代，影像美育的新特点。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认为，人类传播文化的发展，是从面对面的口语，到印刷文化，再到电子文化的。在电子文化时代，图像主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电影电视不再以艺术的面目出现在生活中。如果一味地强调艺术美，将会使艺术庸俗化，也会使生活虚假化。只有另辟蹊径，从影像的生态美入手，才能使影像文化更好地为观众服务，才能使影像美育更符合人性。

自从影像艺术诞生以来，影像自然地成为美育的新成员，影像鉴赏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影像美育也承接了传统美育的种种弊端，把素质理解为单纯的艺术技巧、客体的审美纯洁性和主体的审美能力，尤其在影像欣赏中，将影像观赏活动严肃化，排斥休闲和娱乐，漠视接受者的娱乐休闲要求，企图培养超级观众，反而违背了美育的初衷。作为现代艺术，影像对大众的美感熏陶，除艺术美外，还有非艺术的生态性熏陶，是在生态化情景下，以文化消费名义进行的美感吸收和消化，是强调社会学主题的现实美追求。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影像“生态美”是指影像活动中呈现的生态主体与文化环境相互融洽中的整合美，是影像活动主体充沛的生命力与其文化环境互相协调中产生的美。^[4]影像美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电子时代的影像美育应该是生活化、人性化、生态化相结合的，展现了一系列美育新原则的美育新图景。

二、影像美育的交流性原则

影像美育的手段和原则很多，首先表现为在生态化情景中影像美育的交流性原则。

当代生态学的首要原则是不同要素相互联系原则，同一生态系统中各种不同物种之间有共生和互生关系，这实际上就是指生态性的交流需求。很显然，教育应是一种交流，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是人们的本能化的交流情结在起作用。

但普通教育过程中的信息交流，由于传统力量的惯性，有一种权威性和强迫性，延伸到美育中，在美育的艺术教育核心观念影响下，美育的欣赏主体和对象经常是不对等的。欣赏主体是被动地接受一种被称作“艺术”的东西的重压，作为人的尊严在貌似强大的艺术理念下，受到了不该有的损害。实际上，当代艺术观念已有所改变。人们注意到，传统经典艺术已经愈来愈显现某种意义上的颓势，一种号称“原生艺术”的艺术理念正被人们所推崇。“原生艺术”“显现出自发和强烈独创性的特征，尽可能少地依赖传统艺术与文化的陈腔滥调，而且作者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与艺术职业圈没有关系的人”。^[5]“原生艺术”很少描述外在的现实，它挖掘的是作者的内心，是心灵的寄托，它和民间艺术类似的是艺术创作者、艺术作品和艺术欣赏者经常是合而为一的，但不像民间艺术那样要反映某种特定社群生活的图像（如应某民间节庆需要而创作），而是在封闭和自足的环境中，迫于强烈的内心表达需求而自然发生。这样的艺术品在美育实践中就能使作品和接受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处在最佳状态，在极其和谐中，实行充分的自然熔融。比如2006年春晚出现的皮影戏风格的舞蹈《俏夕阳》和歌曲《吉祥三宝》均属“原生艺术”，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好评。“原生艺术”贴近人的心灵世界，挖掘与艺术欣赏者共同点，从而使美育的欣赏主体和对象合而为一。这些生活图像成了彼此内心表达需求的媒介和载体。对照地看影像美育活动，由于影像在媒介特性及其文化功能上是现代性的艺术文化，以工业性为基础，讲究现场感受，进行图像化的娱乐性信息的多层传播，所以影像观赏者无论在影院还是在客厅，总能够处在一种特定的氛围中，和影像作品发生自然而然的联系，影像美育就要充分调动其优势，在多层次中体现美育的交流效果。

一是娱乐交流。从生存意义上看，影像娱乐是生态性的。席勒感叹过，“终于可以这样说，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娱乐冲动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成为影像美育的最基本层面。在娱乐性的心理前提下，接受者和作品的交流才有一个基点和起点。比如《正大综艺》这类节目在内容上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往往能够集信息、知识、娱乐和审美于一身，而娱乐则是其最基本的观赏点。该栏目包括演播室节目和《正大剧场》两部分。演播室节目中的《世界真奇妙》《是真是假》《猜猜看》等小栏目，看上去是知识性的节目，表现出来都是娱乐的形式，有时是活泼的猜谜，有时是中国传统说唱艺术展现的《一笑茶园》，外部世界的万种风情和演播室的欢声笑语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极具娱乐休闲的魅力，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和文化创造物实行了信息交流。与电影相比较而言，电视的交流性更强。“面对面”的传播方式和主持人的大特写，非常亲切。《欧罗巴》杂志向小学生调查电影和电视的区别时，就有小孩精辟地说“电影里的人互相说话，电视里的人对着我们说话”。

鉴于电视的这种特点，上世纪以《幸运52》为代表的电视益智类节目非常红火，就不足为凭了。在我国的传统文化意识中，只有辛苦才能获得知识，一直强调勤学和苦思，要“闻鸡起舞”方有所成，现在日常知识不需观众刻意地去记住什么或知道什么，而在选手的对或错的强烈反应中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可以通过娱乐休闲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被观赏者接受，在手持遥控器的随意中，润物无声地随“看”潜入了，可以说是影像美育的最高境界之一。

通过影像娱乐获得知识，作为一种美育原则，还应在适当的时候成为学习者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手段。现代社会资讯万千，无形地压迫着每一个社会个体，告诫人们如果不及时进补就会落伍，《幸运52》中的娱乐知识有很强的时尚性，连现场的奖品也非常时尚，当MP3、数码相机和多用小家电等被一一展示时，电视节目和我们的交流就不仅是商品的信息交流，而是具备了现代意义的美育价值了。

二是时间交流。从时间流程看，影像的接受过程是生态性的。一般地说，经典性电影观赏是集体化的，这意味着观赏者对观赏环境有一种依赖。而当电视占据客厅和电影电视化之后，影像的接受就愈来愈生态化了。影像观赏不知不觉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电影都变成了影碟带回了家，电视机成了家里的一个家具，不再超凡巨大，电视节目成了家庭生活的文化背景，电视剧里的主人公成了每天上门拜访的客人。爱因汉姆曾说过，“电视成了唯一能与生活相媲美的东西”，现代生活中常有这样的场景：劳累了一天，回到家里，不是脱下沾满疲惫的外衣，稍事休息，而是先打开电视机，在电视机的嘈杂声中开始八小时以外的人生，或者把自己堆在沙发上，守着电视这个“白痴箱”看成了“沙发土豆”。有报道说某地出现了一个超级电视迷，须臾不离电视，在家中的所有地方都装上电视，以求随时随地地“先睹为快”。影像的吸引力和信息交流能力在时间的方便性上，的确已登峰造极了。

三是仪式交流。从精神目标角度来理解，追求现场感的影像观赏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仪式化的内在需求。过去我们经常讲的是电影的影院观赏仪式性。上电影院确实是受教育的有效方式，影院的环境强化了影片对观赏者的精神影响，群体观赏增大了影片的情感力量。很多时候，中小学生的集体包场的美育效能并不因为电视的普及而消退，仍然不可代替，可惜的是我们过去注重的是政治道德性的教育单一性，而现在则主动放弃了这种仪式化的手段。

电视也有很强的仪式性。电视的仪式性主要在现场性中体现出来。对现场的渴求使电视节目具有更直接的信息传递效果。表面上看，仪式性是非生态性的，但从深层的人类文化学角度看，仪式追求正是人类的本性所在。当今新兴的电视学理论就贯彻了这一原则，比如电视节目设立和编排，以及大量晚会的不断推出，都有仪式化的痕迹留下来。如《幸运52》这类大型互动式游戏节目，是一种典型的娱乐休闲仪式。电视节目框定了一个范围，养成了观众的收视习惯，也是仪式：“今日说法”—多么生动的法律课；“军事天地”—精彩的武器大巡展；“科技博览”—不看不知道，科技真奇妙；“金土地”—难得的致富信息交流会……像春节联欢晚会更是仪式，已经众所周知地成为民族团结的文化象征了。

三、影像美育的形象化原则

形象化原则是所有美育活动的核心，但在影像的生态化环境中，这种以美引真的手段是以运动图像的引发观赏者最大限度注意状态为突出点的。一般来说，最大限度注意状态，是一种完全对立于日常活动中的习惯性的或常规性的被动状态的一种近乎惊异的状态，也是通常所谓的积极的主动的创造力状态，^[6]但在影像生态心态的影响下，形象化可以转化为影像的画面思维能力，让观赏者在思维层面上，获得美效。

形象化原则也反映了素质教育对影像教育的影响。李岚清副总理曾指出：“应试教育是一种片面的淘汰式教育……素质教育则是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都热爱祖国、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健体、学会审美，使学生得到全面协调的发展。^[7]”对照素质的基本要求，影像教育应从普通的艺术教育转向艺术文化的审美教育，从知识性传授转向生态性的影像思维的获得。其核心就是形象化的影像思维，训练影像接受者的形象化思维应是影像美育的重要原则。

影像思维的概念是由影像语言发展而来的。影像语言是一种画面语言，就像马尔丹论证电影的艺术性时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视觉世界语”。影像画面的语言是一种崭新的电子互动语言，是人类精神符号的最新阶段（之前有口语、书面语、印刷语），在当代文化范畴中，影像语言由于其影像性质成为以泛画面为核心的影像语言。影像语言已成为现代大学生的六种必备语言之一。这六种包括：母语、外语、音乐语言、电脑语言、人体动手实践语言和蒙太奇影像语言。蒙太奇影像语言对当代人理解和创造影像文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几乎所有的影像制品都离不开影像语言的文化内涵。影像语言进入思维领域，成为一种强势思维模式，我在第二章的第八节谈电影思维文化美时就提到了，影像思维的美感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五维思维体系，影像静止画面的高、宽两维，画面纵深（深度幻觉）一维，时间一维，声音的空间化运动一维；其次是喷射状的大信息量，在广度上，有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在深度上，有心灵性和幻想性。

把影像思维的训练纳入影像教育中，就能使形象化的原则充分体现在影像美育中。因为形象化符合了人类学习的规律，只有充分发挥人的各种感官特点，才能有效地学习，有资料表明，人们通过视觉途经获得知识的，占83%，通过听觉的占11%，通过嗅觉的占3.5%，通过触觉的占1.5%，通过味觉的占1%。学习同一材料，单单口授，学生学习3小时，记住了60%；只让学生看，学生学习3小时，记住了70%；感官并用，学生学习3小时，记住了96%。可见视听并用并突出视觉的学习方法是有优势的形象化的方法。比如有一个教学片叫《蝴蝶》，主题是“生态保护”，有一个非常形象化又符合受教育者心态的构思：

开始，美丽的自然景色，森林和鸟语花香，一只蝴蝶在花草中自由地飞翔，不知不觉中自然景色变得越来越少，树木也稀疏起来，那只蝴蝶飞了很久才飞过一棵树，后来树变成了电线杆，过了一阵，电线杆子也没有了，背景上出现了摩天大楼，接着，那只蝴蝶飞进了一座大厦的大门消失了，摄影机急忙寻找，在一扇门里瞥见了蝴蝶，摄影机推上去，原来那是钉在墙上的一个标本。

这样的设计，比之简单地拍一个冒黑烟的大烟囱或淌污水的排水口要聪明得多，这已不是传统的审美分析训练，而是素质型生态性的现代美育训练了。这样的影像教育的最终目的，就不只是一味地培养超级观众和贵族式观众，而在于生态化的文化熏陶，在于学以致用，在于掌握高阔视野的理解创造力。

比如我们给学生出个题目：计划生育，参考的影像设计分析答案可以是这样的：画面中心是一个婴儿在地上啼哭，围绕着婴儿走动的是几双大孩子的脚（看，孩子多了，父母都来不及照顾了！）。这也当然比简单地拍妈妈抱着独生子女说“只生一个好”，要好得多。

这样的影像思维训练，也可出现在中小学的自然教学课堂上，例如，科学学科的“果实的形成”一课，可利用影像来展现果实的形成过程：首先经过传粉——雄蕊的花粉到达雌蕊的柱头上，传粉后，花粉在雌蕊的柱头上发芽，长出花粉管。花粉管不断地往下延伸，到达子房里的胚珠。精子与胚珠里的卵结合，子房不断膨大，形成果实，同时子房里的胚珠形成种子。通过用影像来模拟果实形成的过程，并观看这一演示片段，学生对果实的形成过程就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其实在这其中，教育者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生动了教学内容，深刻了受教育者的形象记忆，同时，通过生动影像的生态美的欣赏，以美动人、以美启人，感受到自然生态的可爱、可亲与生动。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教学内容的演示，更是自然界生命形成的演示，自然界生物的生与死形象化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此时，我们掌握的不只是单个的知识点，而是进一步的深化到了生命的实质。所以，这样的影像教育不再是担任传统的任务，而是对给予受教育者素质型生态性的教育。

再如，让学生在生活中拍摄DV作品，主题定位为“秋天”：参考的DV影像作品当然可以将抽象的“秋天”形象化为“收获”等。这种教育特别强调通过对艺术形式的感知分析来识别艺术作品中不同要素和不同事物之间“物物相濡”的生态关系和由此导致的可持续性生命过程。长期接受这种训练，学生的心理结构便会具有开放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影像美育的形象化原则也给影像文化发展一个很好的启迪。目前的电视文化繁荣是以牺牲电视观众的某些权利为代价的，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如何剔除“负”面，低代价地发展电视文化，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形象化转换，进入生态化的融洽境界，使尽可能多的电视节目，不是干巴巴的说教，而是充分发挥画面形象化优势，使电视观众愉快地进入电视传播氛围。比如动画片《美食总动员》之所以吸引了无数的小朋友和家长，是因为电影中的叫雷米的小老鼠，在“美食天堂”巴黎，不仅和人类交上了朋友，还烹饪出了巴黎最棒的菜肴，实现了自己当厨师的梦想，非常形象可爱，以至于看完电影后，小朋友们爱上了老鼠，向家长提出要和老鼠交朋友。电影成功地使肮脏的老鼠美化为合理的幻想，实际上就是影像美育在文化生态背景下的成功之处。有一家幼儿园还为此专门做了生成教育的主题活动，教育孩子艺术作品中的老鼠和现实有巨大的反差，人性是善良的，喜欢可爱、能干、不偷东西的老鼠，于是就有了电影中的美好愿望，并要求孩子在主题班会——我的梦想中开展诸如“参观厨房”、“谈谈我所认识的老鼠”“绘画可爱的老鼠”“好吃的食物”“我是小厨师”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又比如《我是加菲猫》成功，竟然引发成年人撰文《下辈子，我要做一只猫》，主要原因也是形象化的效果在起作用，这个曾以漫画的形式登上了2600种报纸，以漫画书形式出版1300万册，拥有2.6亿读者的大肚子卡通猫加菲，臃肿身材，绿色玻璃眼，走路摇摇晃晃，发出“球状也是身体”的宣言，其享乐主义者理念和念旧的情怀，以及没有远大理想的小人物天性，让承受现代压力的人羡慕不已。

此外，我们也要明确，影像美育的形象化原则的支撑点是审美想象力，也就是美育信息交换双方的审美心理结构，即审美感知能力。审美感知能力的强弱，有先天的因素在起作用，但亲身体验和实地感受的量和质两方面的训练尤其重要，影像艺术恰恰为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提供了最佳的生态环境。比如，我带从未看过电影的4岁的儿子去看电影，他的第一反应是“哇，这么大的电视！”小孩子显然是在生态系统中作了合乎情理的对比联想，从而有了朴素的审美理解力，而在大量的美育实践中，则需要有意识的影像思维的训练和培养，影像思维能力的教育是现代影像美育急需关注的课题。

四、影像美育的人格化原则(www.daowen.com)

美育的真正目标是人格的完善。美育是想通过审美教育培养出“审美的人”，以克服人的异化。然而，脱离了社会的整体实践，孤立地进行审美教育，很可能会陷入审美乌托邦。美育必须让审美者在与对象世界的交往中，建立一种亲密和谐、动态平衡的审美关系，要使生活审美化，使审美生活化。在生态学看来，这就是“可持续发展”原理的生动表现。生态系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系统，不能容忍外物的插入，来打断行进中的生态链。要保持文化生态链的正常运转，就需要人格生态化的培育。人格是人的心理素质与思想品质的统一，生态文明要靠一大批具有生态化人格的人去创造。培养生态化人格是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这种教育既是一种环境教育，也是一种为了环境的教育和在环境中实施的教育。生态化人格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应致力于“四心”培育：“对自然要有感激之心，对自然要有忏悔之心，对自然要有敬畏之心，对自然要有谦卑之心”。^[8]延伸到影像美育中，就是要对作为文化创造的影像信息要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审美道德感。

所以，在影像观赏传播中，一方面，要通过审美手段，加大审美信息量；另一方面，要注意到接受者的个性特征（一件稀有的社会财富）和接受的生态平衡，不能使影像信息成为某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暴力，使疯狂的观赏不仅成为生理的病，还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病”。

通过影像信息获得生态化审美人格的培养，有赖于影像信息的价值增值，因为影像作为一种综合性极强的艺术样式，能够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影像信息中的知识性信息体现在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和专题片中，既具有丰富的知识内容又包含了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给观众以美的感受。影像信息中的情感化信息经常通过文艺类节目，以最感性，最通俗，也最具感召力的大众文化形式，通过作品和观众之间所做的近距离的平等的交流，自然就能给观众以思考和启迪。以中央电视台的访谈节目《艺术人生》为例，栏目邀请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德艺双馨”的演艺人士到演播现场，以聊家常的方式和观众一起共同分享他们所经历的人生故事。这些知名的演艺人士常常就活跃在影视荧屏上，本身就十分的具有亲和力，对观众来说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熟悉，通过他们对自己人生酸甜苦辣的回忆和讲述，观众也开始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和总结，得出一些对人生真谛的感悟，同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他们人格魅力的感召，获得心灵上的净化。

在一些面向中小学生的网站如“学会生存”网站上，即使是个简单的FLASH影像，也可起到熏陶人格的作用，如“学会生存”中的《动物悲歌》，讲述了两只小狗因为没有自己的空间，跑到公路玩耍球。当公路上的车辆渐渐变多时，一只狗避开了车辆，另一只被身后的车撞死在公路中央。FLASH影像通过声画结合，渲染了悲情气氛，拨动了人情感、心灵，升华了“给动物一片生存空间的”主题，使受教育者的心灵潜移默化被感化，恻隐之心被牵动，美好的人格力量上升。

影像在接受中的信息暴力现象很多。苏珊·桑塔格在谈到摄影影像的文化弊端时，就批判过影像的暴饮暴食问题，称之为“视域的英雄主义，诱捕世界，以崭新的方式看世界，成为现代英雄”，原因是“摄影发明受欢迎，是因为人们把它当作缓解日益累积的资讯的重负和感觉印象的重负的一种手段……相机在美化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如此成功，使得照片由非世界变成了美的事物的标准……但某些壮丽的自然风景，差不多完全丢给业余爱好者那兴致勃勃的注意力去蹂躏。这些影像的暴饮暴食者可能会觉得落日太陈旧，实在太像照片了……”^[9]

现在大家关注较多的是成为网瘾的对网络影像的迷恋，实际上目前更直接和表现明显的是电视观赏中信息暴力。电视的疯狂观赏在生理上的毛病容易看出来，如电视眼：使观赏者失去时间概念，显像管中的X射线严重损害视网膜中的视紫红质，引发视网膜萎缩和近视；如电视胃：长时间看电视导致了吃饭随便的习惯，诱发胃病，多吃零食、缺少运动也会加速肥胖；电视颈：不良的观看姿态引起了颈椎综合症；电视心：尤其是老年人，随电视情节中的喜怒哀乐，过分激动，诱发了各种疾病；电视皮肤病：荧光屏周围的灰尘有大量的微生物和变态粒子，会影响人的皮肤等。电视的疯狂观赏在心理上的“文化病”往往是隐性的，当事人不会太注意，它是通过影像的信息泛滥，来影响人格的构建，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影像信息的负影响，二是电子时代的“形象”膨胀。

影像信息的负影响主要指以电视为主的媒体文化中的暴力、性、对现实的误导、程式化和偏见等等。如影视作品中的色情，经常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在2003年的本来以严肃著称的柏林电影节上，凭《浪漫史》震惊影坛的法国女导演凯瑟琳的《地狱解剖》，讲述一个同性恋的男人被一个心碎的女人雇去四天的故事，掀起了一场“情色风暴”，许多观众因影片中大量的裸露和色情镜头而离场，甚至呕吐不已。也有很多人明确提出，影像文化中的暴力增加了当代社会现实中的暴力。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现在黄金时间的动作性电视剧每小时平均包括6个暴力场面，当一个美国儿童长大成人时，他可能在电视中已经接触到一万个以上的谋杀行动，因而，在幼年接触大量电视暴力的儿童，在10年或20年后，常常比那些在儿童时期接触电视较少的人更富于暴力。从信息传递看，媒体（尤其是影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重要信息来源，但媒体带给我们的东西要比简单的信息更多。我们无奈地发现，在司法部门和打击犯罪领域工作的影像角色，远远地多于现实世界。在家庭情节剧和肥皂剧中，比在现实中有更多的婚外情和非婚生子女。那些看多了大量用传统性别程式表现妇女的影像节目的年轻女孩，常常会把她们的职业前景和传统的妇女职业——秘书、护士和家庭妇女——联系起来。^[10]

在当前中国的电视屏幕上，也有类似的令人忧虑的现象：大量的清宫片，满眼都是跪拜在地的臣子奴才，火爆的警匪片，黑社会和恶势力无处不在，这些无疑会成为影像美育的负面材料。据上海国际电视节的市场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人平均每天看52分钟的电视剧，居各类电视节目之首，占全部看电视时间的30%^[11]，可见成为美育材料的影像节目的影响力之大！随之而来的负影响也极大。典型的就是电视“角色病毒”（JS病毒）蚕食少年的事例。在儿童门诊中发现，随着影像文化的发达，影视、网络和偶像见面会把诱人的角色输入少儿心灵，导致他们深陷幻想不能自拔，甚至酿成悲剧。尤其是长假之后，过度接触情爱、恐怖片和电脑游戏，想成为“某人”或“爱恋某人”的“角色自居”和“角色恋”发生率提高，导致了心理偏差、精神异常和幻觉思维。有小学生在看了美国影片《哈里·波特》后，吵着要去上“魔法学校”，要学影片中骑着扫帚飞上天的魔技。有四年级的小学女生，一年前，胡兵来杭州签名售书，在拥挤的人群中，被胡兵撞了一下，从此掉了魂，走火入魔地爱上了胡兵，逢人就说那个场面，不厌其烦地描述胡兵的眉目、眼睛、嘴巴、牙齿、笑容，凡是有胡兵的电视节目霸住不放，不仅功课下滑了，还在班级里培养了一群“胡兵迷”，书包里都是胡兵的单人照片，还发誓“决不允许胡兵的身边出现女妖精”，大骂瞿颖是骚货，要不然李亚鹏怎么会抛弃她去追周迅了呢？也有男孩子玩疯狂游戏多了，眼里充满了杀气，交网友，搞网恋，网上生子和结婚。大人不让玩时，恶狠狠地说：“你们没有人性，我在网上有老婆和三个孩子要养，我不去网吧喂养，他们会饿死的”。据报道，辽宁的一男孩在追小燕子的路上惨死在追星途中，武汉一男孩充当绿林好汉去敲诈买路钱等等。^[12]“角色病毒”使情感开放提早了整整5年，使稚气的男孩早熟，罪魁祸首就是影像的泛滥！

影像信息的负影响有时又和我们对传统的理解偏差联在一起。如动画片《阿凡提》中的《种金子》，淋漓尽致地欺骗富人，过去作为智慧民间人物的形象，有它的意义，成为儿童教育中好材料，因为他骗的是富人的不义之财，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法律不健全，但在鼓励诚信文化的今天，和武侠文化里的劫富济贫行为类似，就有了鼓励不诚信的副作用。对获取不义之财的人，现代社会提倡的是用法律手段惩治，而不是用欺骗的手段自我保护，这样的电视播放，在潜移默化的结果上是很不好的。对照地看，《猫和老鼠》转达的是平等、博爱和信任的观念可能更符合当代文化的需求。

电子时代的“形象”膨胀，指的是当代视觉文化的一种悖论现象：一方面人为设计的视觉形象在不断地膨胀，另一方面人们生活中自然形象很匮乏。视觉形象的膨胀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媒介形式的丰富性带来的，是文化性运动的结果，当代人生活在一个视觉刺激富裕甚至过剩的文化中；二是虚拟成像技术愈来愈多在以电影为代表的图像艺术中运用，入侵了传统艺术的“真实”领域，是对以巴赞为首的电影真实美学的反动，现如今，好莱坞的娱乐巨片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银幕视觉奇观。“形象”过度消费的恶果很快就让人们看到了。心理学家们指出，过剩就会导致视觉暴力之后的“神经餍足现象”，而且又由于形象的同质化、类型化和人为的虚拟化，人们在过剩消费之后感到某种形象的匮乏，不得已把眼光投向未经人化的大自然，以求人性的复归。^[13]

现代心理学一再证明，人格的完整性是不宜破坏的。由于影像大众性的缘故，人们的影像审美欲不小心就会膨胀，影响人们的审美视野，造成美育副作用上的“生态性”灾难。

五、影像美育的“生态灾难”

从影像美育的人格化原则延伸开来，就是影像美育副作用上的“生态灾难”问题。

中国当代电视生态性不平衡带来的灾难是有目共睹的。时统宇在《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就把当代中国一些有明显负面影响的电视文化概括为“六风”：

一是豪华风。电视传播有贵族化的倾向，到处是豪华别墅、艳丽小姐、绰约少妇，轿车名犬翘首以待，大款爱情热闹非凡，从容不迫、夜不归宿的男人和大肚子的老板越来越多，形成了典型的殖民心态和可怕的精神鸦片，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生活相距甚远，与穷乡僻壤的现实生活，有巨大的隔膜感，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时，屏幕豪华的副作用非常明显：误导观众抱怨命运的不公和人生的无奈，产生巨大的挥之不去的失落感，既是乌托邦的味道，也是麻醉剂的幻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太少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展示太少了，暴发户心态多了，“落难公子中状元”式的歪曲多了，“多亏了下岗”的没有同情和历史责任感的心态多了，整个屏幕的文化生态不平衡了。

二是滥情风。电视传播对道德底线公然洞穿，渲染婚姻的无奈和疲惫，营造婚外情“合理”的文化氛围，正如电影《手机》里费老的话那样：几十年睡一张床，有了审美疲惫感。还在不断宣传“伪时髦”：人家都得艾滋病了，你还闹流行性感冒。尤其在都市言情剧中，传统的婚姻都变成了爱情的坟墓，第三者个个聪明美丽、善解人意、小鸟依人、不要婚姻、只要爱情，伟大到令人同情的地步。这也是生态性的不平衡，对家庭婚姻缺乏理性思考和真诚反思，冷落了“平民爱情”，只能是一时刺激观众，无法满足久远的需求。少数成功的如《大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热播，才对这股风潮有所抑制和反拨，其塑造的普通人形象和生活化表演，是平民剧的最大卖点，“孙丽”的撇嘴，“孙燕”的傻笑，“张大民”的发愣，“石光荣”的大嗓门等等成为标志性的细节。

三是戏说风。电视传播任意涂抹历史和经典，俗称“辫子戏”“清宫戏”的电视剧把戏说变乱说，历史和经典的严肃性在商业化中被出卖了。有些所谓的“严肃的戏说”，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和《天下粮仓》，有严肃的励精图治和奋发图强，但历史的深刻反思仍缺乏，无视清王朝对中华民族的祸害和历史错误，也忽视体制的力量，有反历史的倾向，和现代民主思想是对立的，“是传统思想观念在现代媒体中的僵尸”，虽然以卡通化的人物描写满足了百姓的宣泄欲望，但“玩笑剧”的整体副作用很大。为了商业利益，出现了几十家电视台同时播送《春光灿烂猪八戒》的“电视奇观”，电视剧《阿Q的故事》更是阉割和篡改名著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

四是聊天风。电视传播中的倾听和倾诉歪门邪道。在西方，谈话类节目占全部电视节目的60%～70%，当代中国电视节目中也有谈话类节目170多个节目，是“全国性的发泄”，谈话堕落成“聊天”，选题盲目、制作虚假、内容庸俗、形式游戏化，蔚然成风，如《你认为学历高低和性感程度是否成正比》《男人补肾》《一个改变性别的人》等话题，令人发懵。

五是猜奖风。电视知识传播的大变种。从美国的《你想当百万富翁吗？》开始，1999年湖南卫视引进推出《快乐大本营》，获金鹰节一等奖，后有《开心辞典》（生活类）、《幸运52》（经济类），提倡“常识至上”，追求实用性、互动性、参与性，本来是挺好的，有益智的功能，但对待知识的功利性，有生态性的副作用。一时间，“常识分子”“知道分子”成时髦，“题库书”大流行，知识成文化泡沫，被巧妙地转化成商品，消费心态破坏了真正的学习心态。

六是破案风。电视传播渲染腐败黑暗，想不到反面教材成了“正面教材”，对犯罪分子的美化和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对犯罪过错的展示，和对破案手段的解密，都形成了不良的作用。^[14]

所以说，在电视文化中，要竭力培养生活艺术家，要达到美育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使影像的信息量有一个适当的投入，要以人为本，围绕着健康人的心理需求安排影像欣赏，要有一个生态平衡的基本理解。种群生态学指出过，种群是生态事件发展中的基本单位，种群的调节是十分必要的，种群不能无限制的繁殖，否则就会使文化空间大幅度地缩小。^[15]罗尔斯顿更进一步地提出：“自然界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共同体，文化、生活中的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是一个整体。生态系统的价值是人的最高内在价值，人的真实状态是：人、文化与自然密不可分又有一定的距离。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个整体才发生作用，所以人们不可能单独为自己需要和利益而将其他事物置于控制之下。而实现这一目标在于人性的提升，只有培养出真正的利他主义的精神，人的自我完善才能完成”^[16]。

如果联系到人格文化的话，影像的生态灾难问题还可以借鉴挪威著名哲学家阿恩·纳思（Arne Naess）创立的“深生态学”（Deep Ecoiogy）所提出的一些规范和原则^[17]。阿恩·纳思认为，“深生态学”的最高规范之一是“自我实现”，人类现有精神的成熟和成长，需要一种超越人类的包括非人类的确证，才能有希望达到完全成熟的人格和独特性。

我们的影像美育也是如此，要以自我为核心，克服盲目的消费主义，不在意于量上的占用，而是注重影像对我们精神生活的改善，在一定的标准下和一定的观赏时限内，选择以质取胜的影像节目，在生态性的质上不断地走向新境界。比如，对电视节目的选择，不应只重故事性电视剧，也要适当地观赏纪录片和教育类的片子。央视的《探索·发现》栏目中的《极地跨越》和《走入非洲》，《纪录》栏目中的《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系列片，都在娱乐形态的外表下具有很高的人文含量，值得从美育的角度切入赏析，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性，坚持在影像观赏中体现为道德底线。比如吉娜·潘的影像作品《灵魂》，是行为艺术的实录：1974年，在一次作品展上，吉娜·潘只带了自己和一片剃须刀片。围观她的观众有好几排。当着众人的面，她掀开自己的衣服，露出肚皮，慢慢用刀片割破，血流出，观众没反应，只是一群麻木的看客。吉娜·潘想，他们到底能忍受多大程度的血腥？就将刀片缓缓地举向自己的脸，就在划下去的刹那，观众惊骇：不要划脸，脸是不能划的。原来，在影像中，血腥可以止于脸，大众并不是一群完全泯灭理性的嗜血狂徒。^[18]这说明影像观赏是有道德底线的，是在生态性的文化环境下存在的。现在在银幕上出现的NG（NO GOOD）镜头之所以被导演看好，被观众认可，也是为了影像的道德性问题。NO GOOD原指拍摄中大量被导演认定为不能通过的镜头，类似“穿帮镜头”，但导演有意运用之，成为新的电影技巧，原因就是从接受角度看，可以稀释暴力镜头的恐怖效果，调节观众的情绪，使观众在过于血腥的场面前松弛下来，从审美幻觉中惊醒，在理性和感性中徘徊，是维持观众理性的自觉心态的绝佳手段，有“间离”性和陌生化的审美性效果。^[19]

对影像的生态灾难问题作社会学人格研究的，还数法国的皮埃尔·布尔迪厄。他在1998年出版的《关于电视》中，把电视当作影像文化的典范，作了精彩的非人格化的生态灾难的分析，令人信服。他在电视上批判电视，把电视看作是“压迫”工具，深切地忧虑电视对政治生活和民主本身的威胁，说电视只是提供了自由的错觉，屏幕上所有的形象都是经济和政治利益操纵的，还摧枯拉朽地重点批评了新闻演播，分析了“50人的电视游行超过了几万人的实际行动”的文化真相。^[20]全书有两个主题，一是关于电视是象征性的反民主暴力的“去魅性”分析，二是关于电视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分析。

布尔迪厄说，电视中有看不见的审查。“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是不可能有”。^[21]“本该属其职责范围的事，亦即提供信息，展现的东西，但其采用的方法却是展而不示，让其变得微不足道，或者重新加以组合编造，使其具有与现实毫不相符的意义。^[22]”“电视自称是一个录制工具，但却成为了一个制造现实的工具。如今，人们越来越走向一个个由电视描绘并规定社会生活的天地。电视成了进入社会或政治生活的主宰。”^[23]“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过消化的文化粮食，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24]这些话强调的都是电视行业的同质化问题，虽然电视从业人员手段多样，实际上都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对轰动的耸人听闻的东西的追求”，电视自身是极少有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媒介常客”们给公众带来的只是精神幽禁。

如在美国，媒体的这种自闭性越来越严重。先是报刊的非个性化转移，改变了面向特定读者的传统做法，大搞“炒杂烩”，名义上是中立和客观，实际上是反民主，对社会不满的意见看不见了，使《华盛顿邮报》离经叛道式的新闻报道，成了读者们每天早晨的娱乐的期待。像乔姆斯基这样的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被很多人看作是自由美国的有卓越成就和影响的象征，26岁成名校教授，30岁成为新语言学理论的创始人，由于是彻底的反体制者，60年代反越战被列入白宫“臭名昭著的敌人名单”，后来又因不断地抨击政府的政策，竟从未在美国主流的三大主流媒体——三大电视网上露过面，他的声音竟只能通过他自己创建的“Z”网站上发出。^[25]美国电视文化更是如此，创造了电视文化学上著名的“失落的一代”概念：45岁以下的新一代美国公民，完全是在形象化的电视文化的浸泡下长大的、在电视传媒的强大影响下认识周围世界的，又被称作是“电视新生代”（他们的前辈则是书报喂大的），对社会的不信任和孤独感都在电视中感受到了，过分的早熟导致对民主的冷漠，不珍惜自己的投票权，不想主动地挑战现体制，只是更关心那些带有惊险故事片色彩的社会新闻和个人的小家庭，漠视社会矛盾，更加的“自我中心主义”了。

布尔迪厄所谓的电视“他律性”，就是电视的商业化，不关心“文化品位”，只剩下赤裸裸的收视率了，为了满足“偷窥欲”（媚俗），形成了“文化生产场”：以影像手段制造现实，控制受众对事件的理解，电视成为危险的符号暴力，新闻成为娱乐，出现了“娱讯”（Infortaimengt，是Infoumation和entertaiment的组合）的概念。电视和精英文化无涉，只是命名的虚夸和宣传的策略了。最典型的如被收视率逼疯掉的日本电视。为了争观众敢犯罪，因为收视率成为节目死活、电视台是否成功的最大的问题。由于追踪犯罪团伙的纪实电视片在日本很火，尤其是偷拍镜头，一些有“追求”的导演就和犯罪分子暗中勾结。有电视台知道某犯罪团伙要去某市民家行窃的情报后，不仅不去报警，反而与之作交易，结果是一个偷，一个拍，配合默契。甚至主动出击，化钱请飞车族的人来现场扰民，好做吸引力的节目。法国电影《冒险的代价》，讲述电视台开办追杀娱乐节目，把囚犯选为追杀目标，就是以寓言的方式，揭示了电视媒体的这一方面的丑陋面目。

如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避免影像生态灾难的有效手段就是通过媒介修养教育，培养传媒时代的合格观众。过去我们搞的是纯粹艺术审美教育，忽视了影像文化影响抽象思维能力、电视制造虚幻图像造成对现实的错误认知、沉溺于图像导致对现实的冷漠、电视节目梦幻性特征会强化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电视节目的模式化对审美理想产生生态污染、娱乐本位会对健全人格产生污染、电视满足心理宣泄同时也会消解激情和创造力等问题。原因是封闭的知识传授形式，使观众不明了影像传播的负面作用。比如电视谈话节目从好的角度看，意味着社会民主化程度提高和普通民众表达需求的增强，但这种效果不是必然的，也会对社会舆论文化带来坏影响，只有从社会生态化语境入手，对影像的传播规律和观众的作用进行客观评价，才有意义。^[26]媒介修养教育实际上就是文化生态观念教育，只有学会读解传播影像文本，了解其符码和编码规则，了解其结构、媒介组织、媒介形态，了解影像和社会的关系，学会参与影像文化，才会明白影像不等于现实，因为现实是我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而影像是经过影像传播者的筛选和编辑的事实，所以，成熟的影像接受者，必须保持对影像的批评意识。

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更要关注媒介修养教育。当前，影像文化在当前中小学教育中的角色扮演很尴尬，一方面，中小学生可谓是“看着视觉图像长大”的群体，他们捕获信息、吸纳新知的文化兴味和审美情趣，有由报刊书籍的一统天下，迅速转向影视屏幕、电子网络、图像摄影等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影像教育在教育设计中处于配角或客串的位置，浅层次看是完成教学任务的辅助工具，作为与“第一课堂”的有机组成部分，帮助完成课堂教学任务提高教学效果，使抽象、静止、无声的文字形象有声，以增强文本文字给人的魅力感，信息感，吸引学生课堂无意注意，活跃课堂气氛。教育技术界已形成了一个共识，“将抽象与直观统一，音、色、形统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明显的教育效果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教学媒体……将给教育技术装备工作带来一场新的革命。^[27]典型的就是不断建立并丰富影像教学资源库，著名的人才学家雷祯孝就把人教版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第九册课文几乎全部配上相匹配的电影（98%）。深层次看，部分学校意识到了影像对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理解了在大众传媒的时代，画面正取代文字走向台前，色彩和构图正构成真理的内涵，要想在扩大了的精神领地，面对新的令人敬畏的思维王国领先一步，就得认识并且运用影像文化。”^[28]将影像教育作为“第二课堂”的组成内容，对学生群体实行素质教育。通过参观“禁毒”画展、制作“节水”宣传画，观看伟人的纪录片或传记片等，来完善学生的德、智、体、美的发展。

但很少有学校主动对接目前传播学界提倡的媒介教育，作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新宠，在影像资源的利用上出现了滥用和误用的现象，仿佛信息资源无穷无尽，可以信手拈来，俯首即拾，出现滕守尧先生所归纳的灌输式和园丁式美育方式，让学生在过分自由随意的选择空间里迷失方向，难辨善恶真伪，陷入“无选择”状态，使沉溺于过渡物质化世界中的现代人，又沉溺于过渡的图像化、幻觉的世界中。“人们面对着流光溢彩，瞬息万变的影像世界，尤其是面对着通俗性、娱乐性、商业性的影视作品，正逐渐变为一种视觉（心理）上的速食主义者。”^[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