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的问题是非常容易回答的，城市文化与文明的目的就是为了人。人是一切社会文化的起点也是终点。文化为人而设。因此，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设置其价值体系都是离不开人的。

人需要什么，意识形态研究什么，社会生产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是，就这么简单的道理，要做到其实是很难的，有时根本做不到。

“四个现代化”是上世纪中国人所皆知的中国国策，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国策。但是，我们从“四个现代化”里面却看不到人的需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等四个现代化都是社会手段，而不是社会目的。一个国家的国策离开了社会目的，为手段而手段的时候，其中要走很多弯路和错路。对一个国家来说，只有人民生活需求现代化才是社会目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个“四个现代化”口号没有体现当代人的生活需求，也没有体现社会生产目的。

“四个现代化”显然也不是市场经济的合理政策。“四个现代化”明显带有计划经济模式下的行政指令痕迹，以概念先行，属于政府“拍脑袋”的经济政策。1980年我大二时，就写了质疑的论文，论文题目是《“四个现代化”口号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主要观点是“四个现代化”只是社会手段而不是社会目的，社会目的应该是人们生活现代化。一个国家把手段当作目的来追求，后果就是走弯路、欲达而不至。这篇论文被当时复旦《大学生》杂志第二期定为刊用稿排成铅字版，后因为校领导政治干预，使得论文没有能够发表。找我谈话的理由是，“四个现代化”是既定国策，不能够反对。

至今，我依然没有看到关于当年“四个现代化”国策的价值分析，当年这个国策究竟是好还是坏，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后果，没有人评判。关于这个国策引发的各级部门的经济“过失”，比如基本建设战线拉得过长、各省市地区重复建设工程、首长工程、三角债、供求产销不对路的商品生产等等。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家用了整整十年时间，为改革初始的方向性错误还债。九十年代，社会开始提倡市场经济，回到人民生活的市场需求，开始以人为本和人的生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回到当下城市文化，同样存在着人的文化需求矛盾。(www.daowen.com)

文化可以理解成人的社会文化和人的生命文化。社会文化是理性文化，生命文化是感性的、非理性的文化。理性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手段文化，生命文化是人类社会的目的文化。

对社会文化：道德、政治、历史、经济、法律等宏观文化，我们的国家机器和教育机器已经运用得十分娴熟。社会文化占据着绝对的上风。但是，理性文化是社会的手段文化，而社会的目的文化，是为了让人生活的更加快乐和幸福，让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当我们的社会将大部分人力和物力、大部分教授、学者资源都用在研究人的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律、新闻、金融、道德等社会文化领域、都在为维护我们的政治体制、道德体制、法律体制、经济体制而竭尽全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一切宏观的社会化的“文化”都只是人类社会向着终极目标过程中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是来帮助人类完成其生命目的的。生命目的是更重要的生命文化，就是感性的、直觉的、本能的、非理性的生命文化。一切为了人的生命快乐和幸福服务的文化，就是人的生命文化。生命文化是感性的、本能的、非理性的文化。

人的社会文化、生命文化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人的生命的快乐和幸福。在这两者的关系中，社会文化是手段文化，生命文化是目的文化。手段文化是理性的、功利文化，目的文化是感性的、非理性的、非功利文化。人的快乐和幸福感在绝大多数意义上是感性文化、非理性文化所带来的。

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对于快乐和幸福的生命文化，我们的研究和普及是杯水车薪，甚至可以说几乎是缺席。很少有国家课题、大学课题是围绕生命文化展开的。我们几乎所有的社会经济资源、文化资源都用在本来只属于手段文化的社会文化上。当文化将成为新的国策的时候，千万别再如同当年“四个现代化”的国策，其中只有手段，没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