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就是笔墨，即使“程序”变了、性情变了，形容词变了，但是笔墨的“笔墨”是永恒不变的。笔墨只能变化形式，笔墨是不能变成“观念”的。笔墨即使有“观念”，也是形式观念，也是“形式就是观念”的艺术观，而不是高名潞的“方法论”。

笔墨就是形式，笔墨变化是形式变化，而不是“观念”（主题）变化。这里，又想起了吴冠中先生的名言“笔墨等于零”。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相反，我认为“笔墨”是乾坤，笔墨是宇宙。如果笔墨没有深度，就等于宇宙没有深度。笔墨形式的内涵，要远远深于人类理性所认识的“观念”。如同没有“观念”的宇宙，要永远比人类的“观念”深奥和永恒。当然，这里指的“笔墨”是抽象的、变化的、丰富的形式，是“超以象外”的形式。而不是模仿的、重复的笔墨形式。

“我认为，我们应更多地从方法论更新的角度而非笔墨变化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绘画史。换言之，我们不妨把中国绘画史(特别是文人画史)看作是方法论的变革史而非笔墨革新史。方法论在前，笔墨在后。”

“把中国绘画史(特别是文人画史)看作是方法论的变革史而非笔墨革新史。方法论在前，笔墨在后。”高名潞一方面谈中国绘画的笔墨进化并把它命名为“方法论”，一方面又将这种进化和笔墨区别开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明明是笔墨变化引起的绘画进化历史，高名潞却要在笔墨之前硬塞进他的“方法论”，并且自说自话“方法论在前，笔墨在后。”欲将中国绘画史的笔墨进化历史改成方法论史，这有自我贴牌和篡改历史之嫌。(www.daowen.com)

如果形式就是观念，那么笔墨就是观念，笔墨进化就是观念进化，就是方法论进化。可惜，这不是高名潞的观点。高名潞的“观念”概念是很明确的“以文化关注的方式介入社会敏感问题”。依照此“观念”延伸开来，方法论意义上的文人画应该是一个时代颠覆者和观念先锋，而事实上，中国千年的历史，朝代更替，社会形态却只有一个：封建社会，社会意识形态基本一致，文人画观念也基本一致。没有变化的千年社会价值观念如何引导文人画的进化？文人画笔墨的进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进化似乎并没有明确的联动关系。反过来，硬要把中国绘画史的进化当作是方法论的进化史也是十分牵强的。

“一千多年来，它以历代文人士夫为主体，凭借绘画艺术的平台，发乎创作，潜乎思辨，营造出具有独特价值原则与独立图式系统，并且在本体论和方法论诸方面无不自成格局的人文气象。为构建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摘自卢辅圣《中国文人画史》序言）。文人画的主题是文人是士大夫，他们大多是属于朝廷的人，他们和朝廷的矛盾大多是改革和保守的矛盾，千年历史无不出其左右。这个观念如果是方法论的话，也是一个千年不变的方法论，对笔墨进化意义不大。中国山水画、花鸟画千年以来的“观念”一成不变，对自然的崇拜与吟诵，如果这就是“方法论”，也是和山水语言风格进化无关的“方法论”，有何意义呢？

文人画史中的“观念”变化，也不能和笔墨相提并论。因为“笔墨”是永恒的话题，如同男女交配。但是观念只是婚姻，嬗变而不永恒。所以，当高名潞把“方法论”定义为“观念”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他的艺术观（世界观）所关注的并不是人类生活中永恒的艺术形式，而是人类生活中嬗变的艺术观念。简单说，他关注的是人类社会嬗变的意识、主题、内涵、理性、社会话题，而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生命之美、视觉新奇、快乐变化和形式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