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潞的“观念”，既不是形式，也不是笔墨，甚至不是方法，而是“观念”，是介入社会现实生活的态度，是变化的国际思维趋势和未来预测。一句话，是主题、逻辑和理性，而不是材料、笔墨、形式。所以，高名潞文章的题目《中国当代水墨的危机是缺乏方法论》应该改成《中国当代水墨的危机是缺乏观念》，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改为《中国当代水墨的危机是缺乏干预社会的观念》。在这个题目下，高先生文章的前后观点是统一的，态度是鲜明的，逻辑都是合理的。反之，在现有的题目下，高名潞先生的文章显得前后观点矛盾，态度鲜明但是逻辑混乱。

“空泛地谈论中国当代水墨的理想，就像谈论那天上的神话，它离我们还太遥远。我们还不如先脚踏实地地站在地面上。从水墨作为一种‘痕迹’这个最基本的中性问题出发，去思考什么样的痕迹、如何做痕迹、痕迹在哪种情境之中发生，以及它可能产生何种意义等问题。”

就形式理论而言，形式就是形式，笔墨就是笔墨，痕迹就是痕迹。现代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的名言是“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我对他的补充是“艺术是不一样的有意味的形式”。首先必须强调“不一样”，而不是强调“意味”，因为“意味”是可以重复的。因为“意味”两字本身就很含混，它和意思、意义很接近。中国人对意义的理解比较窄，往往就会想到社会和政治意义。而且不同的形式就有不同的意味。艺术需要追求的是不一样的意味，就需要有不一样的形式。而高名潞的思维基本上是沿袭着克莱夫·贝尔而来，只是他更直截了当地讲出了“意义”，按照他的文字逻辑推理，高名潞对艺术的理解应该是：“艺术是有意义的形式。”和贝尔的“意味”相比，高名潞显得更加理性和现实，因此也就更加陈旧。因为，自古典绘画以来，绘画就一直被要求有“意义”。(www.daowen.com)

克莱夫·贝尔认为：“当我们将任何东西本身作目的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其意义更为重大的属性，它要比这种东西与人类利害关系相关联的任何性质的意义都要重大。我们不是在认识它的偶然的、有限的价值，而是认识其本质性的现实，认识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神性，认识个体的一般性，认识无所不在的韵律。”（克莱夫·贝尔《艺术》，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他在此书中明确表明他的“意味”就是形式的“终极实在”，其实就是形式本身，而不是形式之外的“与人类利害关系相关联的任何性质”。原始艺术历来被认为是“没有思想的艺术”，但是，在贝尔的笔下：“原始艺术既没有创作再现的幻像，也没有显示铺张的技巧，而是专力于一件该做的事情——创作形式，因而他们创作了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作品。”贝尔认为原始艺术就是形式艺术，就是“有意味的形式”。

高名潞“意派”的“意义”，显然已经和贝尔的“意味”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