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寓居印度

央视剧组在荣宝斋拍摄

友人送张大千赴印度

1950年春，张大千赴印度办展，同去的还有夫人徐雯波。这是张大千首次出国办展。在新德里，“大千画展”隆重开幕，展览持续了一个月。结束后，张大千偕徐雯波奔赴文达雅山，游览了印度著名佛教石窟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相传开凿于公元前2世纪，前后历时有一千年，现有29窟，分为建筑、雕刻和壁画。其中以壁画最为世界瞩目，是印度古代壁画的重要标志，晚期壁画更是达到印度古代绘画艺术的极致。早在1941年，在临摹敦煌壁画时，对敦煌壁画传承于印度还是来自于中国本土，张大千就与范振绪老先生有过探讨。此次亲临佛教圣地，感受佛教壁画，张大千内心感慨，终于可以找到悬置已久的答案。在阿旃陀石窟，张大千待了三个月，对石窟壁画进行了认真的考察研究，并临摹了石窟部分重要壁画。他说：“自己原先的见解是正确的，敦煌艺术是我们自己的。我所持的最大理由是，六朝时代在敦煌留下的绘画法，是从四面八方下笔的，而印度的画法甚至包括西洋的画法，他们的透视仅是单方面的。何况敦煌显示的人物、风格和习惯，都是我国传统的表现。再说印度与敦煌壁画的工具，也有不同。举例来说，敦煌壁画之佛经故事，所绘佛降生传中的印度帝王与后妃等，亦着中国衣冠，画中的宝塔，也是重楼式的中国塔。这是吾赴印度印证的一大收获。”

《印度女》

张大千曾经考虑在印度长期居住，由于新德里气候炎热，他将居住地选择在印度和尼泊尔交界的大吉岭。大吉岭属喜马拉雅南麓山脉，山峰雄伟，林木葱茏，景色兼青城、峨眉两山胜景，可谓别有洞天。在气候凉爽、环境幽静的大吉岭，张大千安下心来，埋头作画，创作了不少精品。其中，《大吉岭风光》三幅，《拄杖听泉图》《飞瀑图》《印度歌女》《红叶小鸟》《红叶图》，并临摹《仿临石涛山水》《仿赵大年山水》《仿燕文省楚江秋小图》，尤其是对董源的《江堤晚景图》，他竟仔细临摹了两遍。同时他还作了许多诗歌。张大千早年诗歌多承谢玉岑支持，画作题跋也多有谢玉岑参与修正。真正进入本人创作的诗歌高峰应该分为两个时段，大吉岭一次，巴西八德园一次。由于大吉岭地处偏远，无人打扰，张大千诗意盎然，从他在大吉岭创作的诗稿中可以看出，好多处都有悉心改动，可见其认真投入的态度。不过这样的心绪持续不久，张大千心绪开始烦乱，原因是见不到一个能够说话的人，仿佛栖息在一个真空里。他没有接到任何信件，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的信件，对于喜欢交朋友的张大千来说，苦涩难耐。有人说张大千是耐得住寂寞的人，比如他在敦煌临摹壁画，能够面壁石窟，坚韧不懈。但是，此时非彼时，心绪体验并不相等，一个是在热情驱使之下，创作中的兴奋，强烈的期待性，一个是异国他乡，没有希望，遥远的孤寂，不能同日而语。“万重山隔衡阳远，望断遥天雁字难，总说平安是家信，信来从未说平安”。张大千开始思念家人，也曾想回转大陆。据张心瑞说：“他在大吉岭时，还跟我们来信说会回来的。后来到了香港，就再没有回来了。”

11月，徐雯波临产，当地医疗条件不便，张大千送夫人去香港分娩。1951年3月，张大千、徐雯波带着出生三个月的孩子回到大吉岭。1951年7月，大吉岭发生地震。张大千寓所竟飞来一块巨石，压在门前。张大千觉得印度不是久留之地，便匆匆撤离回到香港。是年，张大千在香港举办“张大千画展”，展出作品有不少印度新作。

1952年2月，张大千远赴阿根廷办展，展览结束，在阿根廷观景会友。回到香港，张大千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出售三件国宝，并将出售目标定在台湾。三件国宝是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卷，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和宋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张大千专程赶赴台湾，放出风来，看看抛出的绣球有谁来接。台湾藏家听到消息都很吃惊，深知三件藏品是“大风堂”震山之宝，张大千为何出手，猜测疑问接二连三。但是，无论官方还是藏家，最终没有谁接这个“绣球”，张大千只好返回香港。(www.daowen.com)

郑振铎和夫人高君箴

回到香港不久，张大千获知消息，大陆方面有意收藏三件藏品。张大千在台湾抛“绣球”的消息大陆很快知道，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心急如焚，向周恩来等领导汇报此事，领导指示一定想方设法将三件国宝收回国有。郑振铎赶紧联系香港银行高层人士徐伯郊。徐伯郊是徐森玉的儿子，1924年，张大千在故宫博物院担任古物陈列所国画老师时，熟识徐伯郊。而徐森玉和郑振铎亦曾为同事，两家关系非常好，徐伯郊是郑振铎看着长大的，知根知底。抗战期间，徐森玉保护故宫文物南迁，一路跋山涉水，历经险阻，以致身体致残。途中因土匪扣压文物，徐森玉将儿子徐伯郊当做人质交换出文物。时过境迁，此时的徐伯郊在香港工作，并为新中国的文物收回做了不少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新一代领导人对国家建设极为重视，对文物工作也是关怀有加。1950年，香港文物市场出现反常，显得极为“热闹”，所拍卖文物多是从大陆流散过来。在周恩来的关注下，郑振铎出面组织相关人士成立了“香港秘密收购小组”，通过在港的徐伯郊联系收回一批重要文物，其中有被光绪皇帝的宠妃瑾妃带出宫的三希堂中的两帖“伯远帖”和“中秋帖”等。

带着郑振铎的重托，徐伯郊去见到张大千。见面自然高兴愉快。作为晚辈，徐伯郊开门见山，讲明来意。张大千最终同意将国宝出售大陆。三件国宝级藏画以四万元低价收回大陆，所花费用远低于香港古字画市场行情，仅合当年购画原价的四分之一。收画圆满解决，郑振铎非常高兴，他曾对张大千在敦煌剥落壁画多有怨怒，现在他说：“张大千不错嘛，这几张画本来他可以卖给外国人，价钱还可以更高，但他愿意卖给我们，给自己的祖国。像这一张画很早就能卖好几万。现在就是无价之宝了！”（1985年《文史资料选辑》）

张大千没有把文物卖给外国人，也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内江张大千纪念馆馆长胡红雨见到记者感慨地说：“张善孖是内江走出去的一位非常爱国的、非常受人尊重的大画家。在张善孖的熏陶下，大千先生19岁离开内江后，他的那种民族气节，家乡情结都是很重的。”名画出手之后，徐伯郊和张大千往来频多，关系一直很好，徐伯郊40岁生辰，张大千还精心画了一幅《散花天女图》以示祝贺。

张大千为何要将三件珍爱藏画出手，原来是他已有定居国外之意。移居他国，需要一大笔费用，故出售三件珍藏。此时的张大千，意识到台湾不欢迎自己，大陆他又不想回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讲，要找个清静之地专心画画。他说：“在异国他乡没有人打扰，可以免去很多应酬，对绘画可以进行更深入地思考，多画一些能够传世的作品。另外，中国历代名迹、书画墨宝流失于国外很多，在国外可以方便学习。中国绘画一直没有在世界造成大影响，我移居海外，可以方便交流，并让西方了解中国绘画的深奥。”当然，张大千做此决定，也是内心孤傲，不甘就此境遇，他要在国外做一番大成就，在国际上成名。当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清高也时伏于心，遇到政治挤压时，向往林泉之心便油然而起。举家迁居他乡，花费自然不少，踌躇再三，张大千决定将所藏名画出手。当然，张大千内心掂的起三件国宝的分量，为了不使名迹落入外邦，张大千把目标定位在台湾，台湾没有回应。出售给大陆他也踏实，至少不会招致千古骂名。三件作品张大千曾用心钤上“别时容易相见难”“大风堂珍玩”“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离别”。

《散花天女》

张大千个性好强，身上具有一种超强的大气，既能弃房买画，又能交还国家，所谓该出手就出手，亦能看出张大千处理人生大事上的成熟和老练。据张大千的孩子们说：“爸爸总是囊袋空空，身上经常没有钱。向他要钱，他就画一两幅小画交给我们，让我们去卖掉。”巴东先生说：“我想张大千是这样，他跟一般画家或一般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会受到很多的限制，而他是一个胸襟气度很大的人。他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限制，所以称他为张大千，大千是大千世界”的一个意思。我们很多人会崇拜他，认为他的生活很有品位、很豪奢。其实他的花费很大，但他并不是一个奢侈的人，怎么讲呢？他也过很清贫的生活，可是他必须在清贫生活里面，要过得很有品质，所以他是可以到山里面隐居的人，诸位知道隐居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他可以到山里面一待好几年，比如说到印度，比如说到青城山，他可以隐居一年两年三年。对一个五光十色的人来讲的话，是要能够静下来。他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人，比如说像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也许不需要花费很大，可是他不能够忍受在吃饭的时候，用一些塑胶碗盘、便当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