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重返上海

张大千纪念馆

陈巨来

1946年2 月，张大千与四哥张文修及四嫂由北平返回重庆。8 月，与夫人、四哥、儿子保罗、女儿心瑞、大风堂弟子何海霞、肖建初、王永年、胡梦痕、川剧名演员周企何等一行20余人登峨眉山游历。这是张大千第三次游峨眉了，历时一月余。大家一路走，一路游，观风景，画写生，晚上聚集灯下，谈画说理。张大千说：“一个画家，必须对绘画对象有深厚的感情，要对山水人物不断深入研究，而写生游历非常重要。游历不但是绘画创作的源泉，还可以窥探宇宙万物全貌，养成宽阔的心胸，所以，行万里路是必需的。”

以峨眉为题材，张大千画过不少作品。其中大幅山水《峨眉全景》气势宏阔，景象万千。千岩万壑之中点出峨眉金顶、千佛顶、金刚台等胜景，山石寺庙皆用金粉勾勒，雍容华贵，霞蔚云蒸。画中能感受到山泉奔鸣的欢快，画作题“五岳归来咨坐卧，忽惊神秀在西方”。张大千说：“中国画的山水不同于西方模拟自然的方式，而要求有山林之气，要表现山林的特征，比如华山要突出一个险字；黄山突出一个奇字；衡山罗浮，草木蓊翳，突出一个厚字；青城突出幽；峨眉突出秀；剑阁突出雄。总之，要从共性中求个性，把握住个性，才能有独特的面貌。”

《峨眉三顶》

《峨眉山》

游峨眉归来，受上海友人邀请，张大千赴沪举行画展。这次画展，着实让老友、篆刻家陈巨来忙活一阵。张大千有一个习惯，每隔5年，便将所用名章全部更换，一是为了面目出新，二是怕有人仿制自己的画作。由于来上海匆忙，所偕画幅较多，大都没有钤上印章，张大千嘱托陈巨来在15天内赶刻60方印章，以应急需。陈巨来通宵奏刀，日夜赶制，终于在两周之内刻竣。这60 方印全是象牙佳料，其中刻有元朱文、宋满白等多种印文。张大千观后非常满意，允诺陈巨来今后索画，不取酬。张大千和陈巨来相识于1927年，之后交往甚密。陈巨来幼承家学，篆刻初从嘉兴陶惕若。1924年，又拜一代宗师赵叔孺先生为师。乃师叔孺曾夸赞陈巨来“刻而醇厚，朱元文为近代第一”。

张大千在国内声名响亮，敦煌之行，名气加重，画价日趋上涨，超过了同时代画家许多倍，可谓鹤立鸡群。1946年的上海，抗战胜利，国民情绪高涨，文化氛围很浓。张大千办展之前，溥心畬、齐白石等相继办过画展。张大千画展售价每幅高达500万元，那一时期，黄宾虹的一幅山水亦仅几万元、十几万元，与500万元的巨额数字相去甚远。这样高的标价，招致一些人的非议，“能够标出如此之高的画价，可见张大千对自己的作品出售心中是有底的”。

1947年，张大千连续举办画展，先后在西安、上海、汉口、泰国办展，与此同时，出版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张大千居士近作》第一、二集在上海出版，同时被聘为北平艺专名誉教授。

《水月观音》

1948年，张大千偕新娶夫人徐雯波再次前往上海办展。徐雯波是张大千女儿张心瑞的同学，据张保罗讲，早在邳县小城租住时，14岁的徐雯波就常来张家玩，两家是邻居。徐雯波是张家人看着长大的。她和张心瑞、张心庆、张保罗都很熟。“因为家里穷，父母又不在了，过继给这一户人家”。那一段，黄凝素刚好怀着孩子，个性开朗的黄凝素很快和徐雯波的继母相聊起来，一来二往，两家熟悉。张大千和徐雯波的结合，黄凝素很痛苦。共同生活25年，为张家生养了8个子女。张大千常年在外，独处的黄凝素心中渐渐哀怨，终日以打牌消磨时光。期间，认识一位职员，慢慢有了感情，遂和张大千离婚。(www.daowen.com)

在上海，张大千和徐雯波住李秋君家，新朋旧友再次欢聚一堂，张大千亲自下厨做菜待客，烹鱼调羹为朋友们助兴。

张大千在上海连续两次办展，影响甚大，报界盛赞张大千“丹青妙笔夺天工”，同时，画界亦流传“欲向诗中寻李白，先从画里识张爰”的诗句，将张大千比作“画中李白”。

那一年，在上海办过画展后，张大千又赴南京、香港举办画展，每次画展都有大量观众参观，花重金购买。有人试着估算，几次画展下来，张大千卖画收入竟然相当于市面的一百几十条黄金。张大千画作售价高，来自于张大千出众的画技，响亮的名声，同时也有其超然不羁、广交善缘的性情。从敦煌回来，张大千身背债务，却在短短两年储蓄黄金500两，购买古画，可见其卖画速度。1945年10月，张大千所临敦煌榆林窟壁画《水月观音》在成都展出时，达官贵人、古董商人、字画收藏家竞相购买，一时喧腾吵嚷，争执不下，最后省政府主席张群出面调停定夺，将《水月观音》卖给新都县。县里决定将画作放置宝光寺内。《水月观音》送达宝光寺时，方丈率全寺僧众隆重迎接，举办法会。最后供奉在方丈室边的小客厅。当天下午，藏经楼下明月堂再摆荤素大宴，以示庆贺。

张大千善经营自己，亦善调理社会各种关系，就像傅申先生说的：“香港一个特别有名的社长，决定收藏他的一批画，卖了很高的价钱，都是他很好的朋友买的，他真是各方面很周到的一个人，也很四海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画作的好坏，金钱不是唯一的证明，徐渭、陈洪绶、高更、凡·高等生前都很穷困潦倒，却不能遮蔽他们艺术的光辉。大概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的天缘。张大千14岁时就有卖字经历。张心廉说：“爸爸说他14岁时，家里情况慢慢好了，妈妈就给他做了一双新鞋，过年嘛，那个时候，农村给小孩做鞋就做大一点，因为小孩会长嘛。大年三十，他穿新鞋跑出去了，跑到内江的城墙上玩。那个时候的城墙有的地方塌掉了，很多穷人家的房子搭在城墙上。鞋子挺大的，一步就踏到人家的房顶上了，鞋子掉下去，掉人家饭锅里。除夕啊，人家家里要团圆，要吃饭的，人家就把鞋提出来：‘我要找你妈，告你的状去。’他吓坏了，拉上一个小伙伴跑。悄悄跑回家，把旧鞋穿上，跑出城去了，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来，他住下以后对老板说：‘大年除夕啊，你们家里怎么没挂个对联啊？’‘人家说，我们想挂啊，不认识字啊，没人写。’他说我给你写，说老板你把笔纸弄来。写了以后老板说这不错嘛。张大千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他说你们附近有没有人愿意写的，我给他们都写。这老板就去找，很快就来了很多人。因为那个时候乡下人都不识字，他每写一副收一个铜板，写了一天。到晚上他就收了很多钱了，那个同学就帮他数钱。第二天又写。一个邻居从那儿过，一把抓住他说，张老大你在干什么？你妈妈到处找你，就把他们给抓回去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卖字’。”

1946年作《珍帚斋图》

随着年龄增长，社会历练，张大千愈发老练智慧，处世圆融，营造出良好的卖画市场。上世纪曾有人指责张大千是“三分画事，七分人势”，这些言论也是各家己见，难免失之公正。张大千作画刻苦，也喜结朋友，这是他的自然性情。在张大千结交的朋友中，许多都曾给予张大千有形无形的支持和帮助，即使是一次平常的聚会，也有朋友推崇助长张大千的人气。就像一次张群在成都宴请张大千和山西画家董寿平，期间有国民党军政大员陪同，在场的一位国民党官员恭维张群政绩可垂青史时，张群却说：“你过奖了，自古以来政坛上的人物辅弼领袖，除非有功于生民，如管仲、诸葛亮可名垂青史，其他人几乎全被遗忘了。可是名画家和名写家如张大千、董寿平，如王羲之、赵孟頫，他们的成就使人百世难忘。我怎能与张董二人相比拟？”当然，张大千优异的画艺也无愧于张群的夸奖。

《古木幽禽图轴》

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苛求艺术，却不能苛求社会百姓。因为社会是由各阶层百姓组成，不同阶层的人士对绘画的认识都站在自己的维度上，生命本来就是个体行为。张大千自是懂得江湖有多大，懂得一个画人的生存之道。魏学峰说：“张大千一生的性格也有他矛盾的东西。他骨子里面是向往像高士一样的那种淡泊、宁静的生活，但是在那样一种状态下，他要扩大自己的影响，他要参与一些世俗的，所以说张大千一生就是徘徊在入世跟出世之间，一生都是这样。”

关于金钱，中国文化有自己的认识，所谓“知地取胜，择地生财”“发家致富”是古人教给后人的文化智慧，逢年过节，红底烫金“恭喜发财”的条幅便会悬挂在每家门口，祝福家家生财，享福人间。但是，中国人的金钱观价、值观又很复杂纠结，本质深处又讲求超然脱世、清心远逸的林泉之心，社会本是充满矛盾的复杂体。金钱是驱使社会运转的润滑剂。上世纪60年代，活跃于美国的著名画家安迪·沃霍尔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他说：“艺术为金钱而活着。”当代艺术家对于金钱的认识可谓更加露骨。20世纪中叶，美国资本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致使社会百姓形成新的价值观。张大千是一位职业画家，他不能不食人间烟火，他要考虑一大家人口的吃饭问题，养家糊口，是大丈夫义不容辞的责任。张大千本人也是出手阔绰，花钱如流水，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日本期间，他对画店老板以及照顾他生活工作的日本女孩付费就很大方，从不抠门。张大千喜欢排场，张扬自己，晚年，他在巴西耗重金建造八德园，迁居台湾再建豪宅摩耶精舍，坐林肯豪车。去世后家里并无积蓄，无钱办理丧事，最后由好友张群和台湾省政府出资办理，当然，家中的古画收藏他也无偿捐献政府，被人称作“富可敌国，贫无立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