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艰苦作业

张大千与喇嘛在莫高窟合影

临摹敦煌壁画

1942年，张大千从敦煌经武威、永登、窑街到西宁。马步青介绍他找到马步芳，在马步芳的批示下，张大千在塔尔寺、鲁萨尔镇购得上百斤藏蓝（石青）、藏绿（石绿）、朱砂等矿物质颜料，还聘请了6位藏族画师，昂吉、三知、西安、小乌才朗、格朗和杜杰林切，他们收拾好行装一起出发去敦煌，为大规模临摹壁画创造了条件。张大千和敦煌地方人士关系甚好，刘鼎呈、张雨亭（县商会会长），二人负责张大千的衣食住行，给予了全面的保障。这也使得张大千在临摹壁画时少去后顾之忧。

张大千在敦煌开始了“面壁”石窟的苦行僧般的生活。而这一“面壁”，前后竟用去近三年时光。他原来的想法是要把敦煌壁画全部临摹下来。而这工程岂是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张大千将人员分成三组，张大千、张心智一组，李复、窦占彪、孙好恭为一组，昂吉等三位画师为一组，留下三人加工画布和研磨矿物颜料。壁画重要部分全由张大千亲自勾线。因为年代久远，风蚀侵袭，加之人为破坏。尤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股白俄残匪流窜至敦煌，在莫高窟滥施疯狂，肆意破坏，“断手凿目”，“挖心捣腹”，并在洞窟里点火烧饭，将洞窟、寺院的门窗、木匾当柴火烧掉，浓黑的油烟严重污损了大批壁画。为了让所临壁画更加完整，张大千不断分析、反复观摩，参考同时代壁画色彩样式，斟酌再三之后，方才下笔。张心智、李复等负责分片着色，每人一种，如流水作业。张大千胆子很大，独木高梯，爬上爬下，如履平地。有过名山大川登高涉险的写生经历，张大千早已练就了一副好身板。但窝在洞窟，四面黝黑，仅有一两盏小油灯照明，艰苦可以想象。魏学峰先生说：“有一些很小的洞窟是卧着进去的，洞不到一个人的高度，而且是仰着画，所以说，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张心智说：“当临摹壁画的底部时，还得铺着羊毛毡或油布趴在地上勾线着色，不到一小时，脖子和手背就酸得抬不起来，只得站起来休息片刻再继续临摹。”而这之后，赶去敦煌的弟子刘力上回忆：“每日清晨入洞……藉暮始归，书有未完，夜以继日。工作姿态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上，或坐地上，因地制宜，唯仰勾极苦，隆冬之际，勾不行时，气喘汗出，头目晕眩，手足摇颤，力不能支，犹不敢告退，因吾师工作较吾辈尤为勤苦，尚孜孜探讨，不厌不倦，洵足为我辈轨式模范。”

临摹敦煌壁画

工作现场

处在大西北深处的敦煌，夏天炎热，但人在洞窟，尚不难熬，进入冬季，冷风刺骨，滴水成冰，艰苦难耐。但张大千热情不减，坚持着临摹工作。

刚来敦煌，张大千面对壁画还有些眼花缭乱，理不出头绪，他说：“开始来的时候，我也有些眼花缭乱，看了那样多名人古迹，到这里就看不懂了，那时才知道山外有山，楼外有楼，哪里能找到这样众多的名人古迹？”张大千早年所见所临的古人绘画与敦煌壁画相比，只是零星散见之作，真正面临古人整齐一览的无数壁画，张大千既高兴又犯难，仿若面对金山，却不能全部揽入怀中。但是，张大千不愧为是一位身怀强大精神的大师，面对丰富浩瀚、密密麻麻的壁画集群，他默默地、坚韧地一幅一幅地临摹着。早在上海，张大千就练就了专注凝神的临古意志，仿若就是为敦煌临摹打基础，现在全用上了。随着不断地临摹，所临壁画的数量渐渐增多起来，张大千信心增强，精神更旺。当然，让张大千兴奋的还有一个原因，中国文人画沿袭诸多世纪，多数人以为文人画为中国传统绘画之正途，张大千虽心存疑虑，但又不能有所证明。此时在敦煌，他看见古人绘画实体的存在，它们那么真实，那么辉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证明，中国古代绘画的另一种风貌。其意义可为非凡伟大。

来敦煌之前，张大千已经是名声显赫的画家，在北平、上海、四川，他都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力。此次，在敦煌，经受孤独，耐住寒苦，反映出张大千超乎寻常的远大抱负以及对于绘画的无比热爱。当然，这其中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魏学峰先生所说的：“他忽然发现了一个艺术的宝库，而且发现了能够洞开这个中国传统艺术，能够使自己的艺术攀上另外一座高峰的一条路径。所以说这个对他以前的传统绘画观念是一个彻底颠覆。”面对敦煌绚烂多彩的壁画，一瞬间如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令张大千兴奋不已，他预感到自己的绘画也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

临摹敦煌壁画

三个多月很快过去，临摹工作进展顺利。进入夏天，黄凝素、黄宛君、谢稚柳、大风堂弟子肖建初、刘力上、张比德等从重庆、成都来到莫高窟，这无疑加强了临摹力量。但也给当地负责生活供给的刘鼎呈增加了负担，几乎三天两头就要送瓜果、蔬菜、肉食类等食物。刘鼎呈始终积极热情地将后续生活保障做得井井有条。夏天蔬菜好说，进入冬天，敦煌可吃的更少，就是洋芋、白菜、萝卜，刘鼎呈陆续宰杀了几只羊，再从苏联购入螃蟹和海鱼罐头，以滋补大家。(www.daowen.com)

1941年张大千对石窟编号时，对敦煌的气候条件已有所了解。第二年来莫高窟，张大千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夏秋两季集中时间临摹《维摩变》《舍身饲虎》和几幅时代不同的《经变》等一些大、中幅壁画。魏学峰先生说：“他临摹是有自己的方法。一个是临摹一些大的场景，比如说经变故事，就是佛教讲经的一些故事，有全景的，他也有画局部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个临摹敦煌壁画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出张大千一方面是要尽量摆脱以前文人画的方法，全身心地投入，去感悟唐代那种博大的艺术气象。”

进入冬天，大家就在房子里完成壁画的描绘，小幅临摹壁画也会带到洞窟，与原作核对描绘。一个冬天，不觉完成100多幅，加之此前在敦煌临摹的壁画大小相加竟约300幅。

此时已进入1943年4月下旬，所准备的颜料、布匹、画绢等所剩不多，加之张大千一直惦记着去榆林窟临摹一部分壁画，5月初，一行人收拾行李、炊具等一干物品，骑着骆驼，在向导带领下赶往榆林石窟。进入一个山口时，张大千驻足回望，与莫高窟依依惜别，不忍离去。来到榆林窟，继续编号、临摹，大家一手拿画笔，一手拿蜡烛，边画边描，临摹辽、西夏《水月观音》、盛唐《卢舍那佛》《西方净土变》、五代《婆娑世界大梵天主赴法会场面一铺》等，共计19幅。榆林窟荒无人烟，所带饮食所剩不多，加之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尤其当地夜晚蚊虫叮咬得厉害，比敦煌时还辛苦。给养终于用光，大家决定撤离。此时的张大千手中已无分文，3年中，临摹了276幅画作，仅颜料就用了千百斤。致使他千金散去，债台高筑，可谓史无前例。关于张大千在敦煌共计花费多少钱，有人猜测有几百两黄金。当时一干人的费用都由张大千负担，加之请来的喇嘛所磨制的矿物颜料，也是世上最贵最好的，有人提出向政府提议补助，被张大千拒绝。7月，张大千到达兰州，在朋友们的建议下，张大千在兰州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画展”。8月中旬，画展开幕，到会人数上万，非常隆重。11月，张大千抵达成都。并在成都、重庆接连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画展”。各家媒体纷纷报道，轰动全国，被誉为“伟大之工作，学术上之盛事！”成都展览共展出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44 幅。敦煌彩塑、壁画的巨幅摄影22幅，张大千为展览亲自撰写了序言：

所临敦煌壁画

河煌久客，乍返成都，旧雨相逢，奇观共诧，举石室之绘事，方海客以谈瀛。

盖大千平生流连画选，倾慕古人，自宋元以来真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什九矣。

欲求所谓六朝隋唐之作，世且笑为诞妄。独石室画壁，简籍所不载，往哲所未闻。

千堵丹青，遯光莫曜，灵踪既閟，颓波愈腾，盛衰之理，吁其极矣！今者何幸，遍观所遗，上自元魏，下迄西夏，绵历千祀，杰构纷如，实六法之神皋，先民之榘榘。

原其飚流，固堪略论，两魏疏冷，林野气多；隋风拙厚，窍奥渐启；驯至有唐一代，则磅礴万物，洋洋乎集大成矣！五代、宋初，蹑步晚唐，迹渐芜近，亦世事之多故，人才之有穷也。……癸未嘉平，大千张爱并识于大风堂。

展览获得了极大成功，虽门票高达50 元一张，但“前往参观人士，异常踊跃，莫不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