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悲鸿与大千

张大千

徐悲鸿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驻沪19路军积极抗战，被称为“淞沪抗战”“一·二八事变”。那些日子，国内时局紧张，张大千无心作画，每天关注时局变化。4月中旬，黄宾虹女弟子顾飞代表黄宾虹邀请张善孖、张大千去上海浦东顾氏桃花源写生。回来后，得知挚友谢玉岑妻子去世，为安慰好友，张大千画了一幅《天长地久图》。 “秋英会”之后，张大千和谢玉岑交往频密，讨论诗词歌赋，张大千许多画稿都有谢玉岑诗作字迹，谢玉岑写了不少赞誉张大千的诗歌，张大千也先后为谢玉岑画过一百多幅荷花。1935年，谢玉岑英年早逝，年仅37岁。弥留之际，嘱托张大千照顾其弟谢稚柳及儿子谢伯子，张大千履行了这一托付，并对谢稚柳关照有加，曾不惜将自己珍藏名画借谢稚柳临摹存赏多年；对谢伯子悉心指导画画，多次送画。抗战期间，得悉谢家困难，寄赠500元以示关怀。张大千一生交友无数，获得朋友支持帮助不少，他对朋友也是仗义疏财，有情有义。1937年，叶浅予去北平办事，顺便去颐和园听鹂馆看望张大千，张大千请叶浅予吃饭，会友，逛琉璃厂。在画店观赏画作时，张大千买下一幅送给叶浅予，叶浅予很受感动。张大千儿女们说：“他对朋友、外人非常好，但对家人弟子非常严厉。”张枭说：“那时我十来岁了，见了他还是毕恭毕敬，很害怕的。何海霞抽烟，当着他的面不敢抽的。他烟酒都不沾，他不沾，别人就不能沾，包括那些弟子们，那么大了，尤其是小伙子，都是二三十岁，那真是要玩儿要抽个烟弄个什么，都是偷着来的，住到庙里头，都跑到一边去偷着抽。他闻到你的烟味了，他装作不知道。但是都不敢当着他的面抽。”

张大千和徐悲鸿相识于1929年南京举办的首届全国画展上，双方一见钦慕，互为敬重。1935年4月，徐悲鸿带领学生赴北平参观写生，其间，特意画一幅《张大千三十四岁画像》，返回南京后送给张大千。画中的张大千，身着棉袍，黑髯垂胸，立于画案边，案上笔墨纸砚。画中题诗：“其画若冰雪，其髯独森严；横笔行天下，奇哉张大千！”落款处写下：“大千道兄三十四岁像，悲鸿写于燕京”。张大千非常兴奋，请来众友观赏，谢玉岑、郑曼青分别在画上题下诗句。

张大千赠谢玉岑《天长地久图》

徐悲鸿和张大千的关系很奇特，一个在“体制内”大学任教，一个闲云野鹤，远离社会。从艺术风格上讲，两人各持理想，观念意识不尽相同。徐悲鸿关怀社会，忧国忧民。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侵华气焰嚣张，民族危亡之时，徐悲鸿创作《九方皋》一画，以期望国家胸怀宽广，招纳人才。不仅如此，1940年，徐悲鸿又创作《傒我后》以及后来的《愚公移山》等，可见徐悲鸿的一生始终贯穿的是一颗爱国报国之心。张大千闲云野鹤，人物画作多是古代高士、仕女，优雅风情，全然不与当下社会你来我往。徐悲鸿年长张大千四岁，曾留学日本、法国，在法国学习期间，结识柯罗弟子、艺术大师达仰。受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影响，苦练写实造型技艺。回国后主张改良中国画，注重素描训练，提倡师法造化，反对因循守旧。而张大千走的是传统路子，师古人，师自然，忘而无忧。就在徐悲鸿创作《傒我后》之后几年，1945年，张大千创作了《文会图》，画中古代文人雅士团坐一起，清闲交流，画作笔法精湛，人物栩栩如生。有谁能够想象，这般闲适恬静的画作竟是在日本侵华的炮火声中完成的，是因为张大千憎恶战争，以超尘极静之心表达内心的寄望吗？当然，超然远逸的张大千也为后人留下话柄，遭人诟病。台湾学者何怀硕说：“大艺术家的画不必刻意表现‘爱国’，但张大千自处于近代中国的苦难，飘然远引，他的画没有表达一点时代精神，这是古今举世中外大文豪与大艺术家所不可能的事。想想屈原、杜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海明威，张大千的艺术于时代感应是麻木的。”如果把绘画放在时代的背景下，张大千似乎显得飘然远引，将他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进程中，又显出他为艺术鞠躬尽瘁的精神。人类世界的关系玄奥无穷，其间的秘密难以厘清。

徐悲鸿《愚公移山》

林木教授说：“徐悲鸿跟张大千的那种关系比较有趣，照理说，徐悲鸿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人，而且已经是画坛领袖，都是人家捧他的，如果张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的话，那么徐悲鸿不就是第二了嘛。他们俩有一个艺术观念非常近，就是他们都不太看得起文人画，这一点一般的人还不太了解，张大千本身从文人画起家的，他居然不太看得起文人画。原因就在于文人画本身是属于一个业余系统，那里边崇尚的是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而张大千的天性来讲，他是强调造型的，他要求似，不仅要求似，他还要画复杂的画，画大画。”(www.daowen.com)

徐悲鸿的眼力之高，绘画能力之强也不是一般人能够企及，可是对于张大千却很是看重，就其闲云野鹤、不问政治的生活态度也是能够充分理解，或者说是欣赏。人都有多面性，保不准徐悲鸿也羡慕张大千的生活，毕竟都是画画之人，具有独立的创作人格。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的友情其实蛮生活化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学也曾有各种流派，鸳鸯蝴蝶派、九叶派诗、新月派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文学观点不尽相同，但却不因此相互排斥、互相打压，私下里也是相处和睦，互通有无。假若套用政治的眼光，或许会对当时的文化生态一叶障目，失之偏颇。徐悲鸿曾邀请张大千为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讲课，目的明确，就是为了振兴中华美术事业。那次邀请是在1936年1月，徐悲鸿和校长罗家伦专赴网师园，表达了聘请张大千的愿望。据说张大千极力推辞，认为自己只能画画，不会当老师，在罗家伦、徐悲鸿反复劝说下，张大千答应下来，并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要坐着讲课，第二给我一间房子，里面摆张大画桌，再加一张可以躺卧的睡椅，因为我有个毛病，画疲倦了就想睡。第三我的课不拘形式，同学们到我的画室来上课，我是边画边讲。三个要求徐悲鸿一一答应，可见徐悲鸿求贤如渴之心。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课不长时间，张大千不胜烦闷，不辞而别。张大千这一超常之举，徐悲鸿并未指责，相反关系更好。1936年4月28日，在南京中华路青年会举办的“张大千新作展”上，徐悲鸿写下《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一文发表在《中央日报》上，徐悲鸿是这样评赞张大千的：“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但嬉笑已成文章……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云云，随后，徐悲鸿又为张大千在上海书局出版的《张大千画集》作序。以上作为，皆反映徐悲鸿对张大千由衷的欣赏和爱慕。1942年秋，徐悲鸿从印度、新加坡等国回来后，在四川磐西筹建中国美术学院，再次向张大千发出邀请，聘其为该校研究员，同时在聘的还有高剑父。

1946年8月，中国美术学院迁往北平，院址就在北平艺专，徐悲鸿担任院长并兼任艺专校长。徐悲鸿不计前嫌，仍然聘请张大千担任名誉教授，为办好学校，将美院校区扩大，还特意请张大千画了一幅荷花，自己画一幅奔马，送给时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李宗仁极为高兴，拨下一所宽大的校区，也就是后来的中央美院校址。当时，徐悲鸿身边画画高手云集，单单请了张大千，这其中一是张大千名声响亮，第二应该是个人友情。张、徐二人关系如此之好，原因大概还有个性互补，一种相互吸引的愉悦。徐悲鸿个性文静坚定，张大千坚韧飘逸；徐悲鸿内敛，张大千开朗；徐悲鸿敬业热忱，张大千豪侠自由。两人都是极为聪明之人，各知其所藏的精神力量和艺术作为，张大千曾夸赞：“徐悲鸿的马很绝，我学不到这一手。”张徐二人都喜收藏，常在一起交流收藏心得，互换画作，亦都不惜重金购买古代名画，徐悲鸿曾于香港花一万元在德籍女人手中收的《八十七神仙卷》，盖上“悲鸿生命”，后不幸流失，之后失而复得，高兴万分的徐悲鸿请来张大千，还有谢稚柳在重新装裱后的画作上题写诗句。

徐悲鸿是否说过“五百年来一大千 ”，这也是许多人的疑问，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傅申先生认为：“这是朋友间的推崇，这个五百年实在太广了。而且我去寻找这一幅画的出处，在文字上找不到。徐悲鸿有一天去到张大千的画册前面，好像就是1935年的时候，没有这一句话，但是这一句话，曾经在某一个场合，徐悲鸿是讲过，但是没有落到文字上，倒不至于讲张大千自己杜撰出来的。后来大家都说，徐悲鸿说他是五百年来第一人，五百年太广了，他当然是非常了不起的画家，看你怎么评断了。”央视“百年巨匠”摄制组采访徐悲鸿夫人廖静文时，她倒是说：“悲鸿曾经讲过，张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

《文会图》

《八十七神仙卷》（局部）

对于张大千的绘画，徐悲鸿也不是一味赞同。张大千喜欢水陆道场画，在北平大风堂讲课时，张大千常派弟子去琉璃厂买几幅用作教学。孙云生说：“老师过一段时间，派我们去琉璃厂买两幅水陆画，然后让我们临摹学习。”对此做法，徐悲鸿就不赞同，尤其是张大千远赴敦煌临摹壁画，徐悲鸿更是表示了不同意见。据林木讲：“徐悲鸿当时说那个水路道场画有什么价值？那里边最有价值的不过是那些个供养人，就是出钱造窟的那些人”。对于徐悲鸿不赞成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林木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徐悲鸿的观念是随科学的，他是素描加线条这种观念，那么对宗教迷信式的东西他有一些排斥，所以从某种角度说，很多人不理解那是很正常的。但是经过张大千这么孜孜不倦的，近三年时间的这种辛苦临摹、传播、宣传，敦煌逐渐地就被国人所接受，所以这也是张大千功莫大焉之处。”

近年来，有人对徐悲鸿提出批评，认为其教学专横固执，学霸作风，这也是后来人的偏见。纵观徐悲鸿一生，可以看出其孜孜不倦的工作作风，所恨所恼也是内心理想驱使。徐悲鸿曾帮助傅抱石赴日留学，不胜烦琐找到当时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为傅说情，并画《奔马图》相送，挣得1500大洋的留学经费。其时二人也是初次相识，当时，徐悲鸿已是身份很高的画界领袖，而傅抱石只是江西一个中学的普通教员，如无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责任感和远大理想支撑，徐悲鸿大概不会有如此举动。徐悲鸿曾力排众议，邀请身居民间的齐白石担任北平艺专客座教授，可见其为中国美术教育事业的热心。而其推崇的写实绘画，对中国未来的美术事业也具有开创之功，就凭徐悲鸿自身扎实的写实功力和巨幅创作，在当时特定的年代，也无愧为一代绘画大师和美术教育家的称号。徐悲鸿的好友张大千，亦随着时代发展，时过境迁，政治风潮之后，被当下社会的人们更为敬重。2011年，他的一幅泼墨泼彩《爱痕湖》，在当年嘉德拍卖会上以1.80亿人民币创下历史高峰，超过一直领跑世界绘画拍卖行界的冠军毕加索。金钱不能代表艺术创作本身的价值，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对于大师的认识和喜欢。徐悲鸿和张大千都是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他们身上所折射出的精神风采，正是上个世纪中国绘画的缩影。对艺术可以持有不同见解，但艺术家却可以成为朋友，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持之以恒，抱着极大的热情，为理想奋斗不止。多年后，身居美国的张大千得知徐悲鸿去世的消息，黯然神伤，借画抒怀，将二人的友情趣事画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