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渡扶桑

浮世绘

开机仪式

1916年入冬时节，张家开始为张大千的前途操心。正好张善孖从日本归国。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张善孖的政治警报解除了，全家人其乐融融。经过商议，决定让张大千随二哥张善孖去日本留学。当年冬季，张大千与二哥一起从重庆坐轮船抵达上海，再乘轮船漂洋过海。1917年春，兄弟二人抵达日本。在二哥安排下，张大千考入京都艺专染织系就读。学染织是家人的意愿，希望他将来做实业致富，张大千不喜欢染织，他后来说过：“学染织于日本西京，绘事遂辍。”专业虽不对口，并未影响张大千学习绘画的热情，利用课余时间，他临摹了大量日本所藏的中国古代绘画，二哥张善孖时时辅导，耳提面授。大风堂弟子张正庸说：“他是张大千的老师呀，在日本时，他先画虎，要求他弟弟补上水、景，这些画山水的基本方法，实际上是张善孖手把手教的。”功夫不负有心人，1918年，张大千所绘的水墨纸本在日本一家博物馆展出时，竟被人误认为是中国的古代名家笔墨。此时的张大千还不到20岁。京都艺专染织系开有素描、写生等基础课目，张大千对西画也有了真切的认识和了解。他常去郊外写生画画，写生方式与众不同，别人拿铅笔，他用毛笔，不知是二哥张善孖提醒，还是自觉自为，张大千用毛笔写生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山不辞土，故能成其高；海不辞水，故能成其深。”染织专业对色彩的要求很高，丰富的色彩知识对张大千日后的绘画颇有帮助。张大千晚年创作的泼墨泼彩，画中明灭显晦，光色奔涌的色彩变化，可以说与其早年对色彩的学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傅申先生说：“他家里把他送到日本去念书，念什么？染织，就是纺织品的染，所以他对色彩的研究特别深刻，一生都有关系。”此次，央视“百年巨匠”剧组赴台湾采访张大千研究专家傅申先生时，他也谈了这一观点。

《峻山高仕》1918年作(www.daowen.com)

京都具有千年历史。自19世纪中叶一直是日本首都，城市建筑被认为是仿效了中国隋唐的洛阳城而建，可谓风格古雅，环境优美。每逢假日，张大千便去四处游走，领略日本民间艺术，逛书店，转商场。此时的日本印刷术已进入较发达时期，各家书店都有精美画册。张大千喜欢日本“浮世绘”绘画，尤其喜欢17至19世纪德川、江户时代的风俗画，他买了许多“浮世绘”画页和书籍，回到住处观摩学习。多年后，他家里还挂有“浮世绘”美人图。江户时代，正是日本封建社会晚期，“町人文化”（市民文化）迅速发展崛起，“浮世绘”深受市民大众喜欢，风气之炽热，可谓供不应求。作为东方绘画艺术的一朵奇葩，“浮世绘”曾影响过欧洲绘画，印象派画家凡·高、马奈、劳特雷克也曾对“浮世绘”情有独钟，马奈举世闻名的《吹笛少年》就是借鉴了“浮世绘”的绘画元素。鲁迅先生也喜欢“浮世绘”绘画，尤其版画作品。他在日本留学时，常常购买几幅。“浮世绘”版画价格不低，鲁迅当时也是两袖清风，囊中羞涩，舍得花钱购买，定是爱不释手。

《午息图》

《孽海花》

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张大千所作《孽海花》《午息图》等图，画中人物神色缱绻懒散、婀娜多姿，设色丰腴的画面表现被人认为是借鉴了“浮世绘”风格。对此笔者不敢妄下判断。不过，一个画家在表现画作时，常常是出自于本心的自觉和不断的学习吸收。日本学习时，正是张大千无拘无束的青春年代，所闻所感所观所看更趋于一种直觉，直觉的发现最能触及人的心灵，假若日后创作绘画时，加入一点浮世绘”的元素也是自然正常。魏学峰说：“从张大千收集、遗留下来的书籍看，张大千这个人的艺术面是非常广的。他早期在日本，带了很多关于日本浮世绘的资料，浮世绘经典都是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他对这门艺术也有很深的研究。对唐卡他也有接触，但是，真正感觉到唐卡在表现他在绘画中的作用是他到了敦煌以后。”达·芬奇说：“事业诞生于简单而纯正的经验之中。经验是真正的老师。”“浮世绘”艺术是张大千初入绘画门槛时接触到的一种绘画形式，而这之间以及后来不断对“浮世绘”的观赏研读，其间的风格语言表现，也会注入心里，变成记忆的经验。20世纪初的中国，西风东渐正劲，国内诸多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多有借鉴学习西方乃至日本文化思想的过程，况且这种借鉴之风自古皆然，就像日本亦曾受中国唐代文化影响，至今，还有人说日本的和服更接近唐装，而我们所穿的唐装不过是清代的“马褂”。文化交融是在社会发展之下，民众自发自觉于内心的喜欢和交融，其结果就像西方现代主义画家，吸收东方乃至非洲原始艺术的精华，却没有被东方艺术淹没一样。

在日本，张大千结识了两位同学，一位是朝鲜学生朴锡印，一位是日本同学山田片夫。朴锡印英语出色，山田片夫日语自不必说，二人成了张大千的语言翻译。一次，山田片夫傲慢地说：“你们亡国奴的下场就是学好语言好伺候人。”张大千极为愤慨。甲午海战后，损失惨重的中国为了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及迅速崛起的经验，于1896年开始派遣学子赴日留学，作为胜利国的日本，骨子里还是藏着骄傲和自负。张大千发誓不再学日语，他花钱雇了一位在天津长大的日裔姑娘做随身翻译，每天陪他读书上课。据说当时留学生中形成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多此一举，没有必要，有的却说很好，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这些议论张大千并不在乎。那时雇请翻译花费极大，超出留学经费一倍之多，从中可以看出张大千强烈的个性。谈到八叔的脾气，张心廉说：“耿直。性情很烈，说到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