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独上高楼望长安——节日文化与秦人

长安不仅是周、秦、汉、唐时代的古都，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破晓地。生于斯、长于斯，创业于斯的秦人，在传统节日的形成中作出了一流的贡献，历史会记住他们的。

(一)节日原生态

传统节日是一条自远古流来并向未来流去的长河。当我们对传统节日文化长河探幽朔古时，就会发现，节日祭神、祭祖风俗来自原始社会。那时，刚刚脱离自然界不久正处于童年时代的原始先民，无法割舍同自然界千丝万缕的联系，面对毒蛇猛兽、电闪雷鸣、暴雨洪涝，他们感到恐怖、神秘与敬畏。随着人类智力的进化和主体意识的萌芽，人们便采用一种谦恭的心态将自然界的天、地、日、月、星、山河……都当做崇拜的对象，希望得到神灵的福佑和庇护，以这种方式让脆弱的心灵获得些许安抚和慰藉。祭祀是从最初的崇拜自然、崇拜鬼神开始的，以后逐渐发到崇拜图腾、崇拜祖先。我们惊喜地发现，当人类将探寻的目光从自然界转向人类自身时，人类思维深处就萌芽发出对自身本源探索的最早的理性闪光，就开始从无知无识逐步走向心智成熟，而人类的崇拜之心也成为维系氏族或民族文化源流的一种强大恒久的精神动力，成为人类文明发轫的重要标志。

从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祭祀活动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日臻成熟，特别是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安徽含山的凌家滩遗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五六千年以前，祭祀活动的存在已无可置疑。这些祭祀活动是维系原始社会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原始文化滋生的温床，在它的激发下，原始先民的智慧、心理、审美意识得到开拓，创造出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始艺术，其中也孕育着哲学和科学投影着节日文化的原生态。

祭祀活动中常有音乐、歌舞伴随，乐声发自先民的内心，上达祖先神灵，是人神之间、今人与祖先之间的情感交流活动。1956年，西安半坡遗址首次发现了两枚6000多年前的陶埙，保存完整，音色圆润，是具有演奏功能的乐器。

传统节日风俗中重视伦理。在这远古时代，已有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新中国成立后许多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不少与图腾有关的形象。如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盆上，有一种人面鱼纹，有的学者认为是巫师形象，有学者认为是口衔双鱼的人面纹。笔者认为这些人面鱼纹与图腾有关。这些氏族以鱼为图腾，人面与鱼纹结合正是人与鱼共生了这些氏族。在彩陶盆上有些人面鱼纹附近有网纹，也许就是这个氏族乞求图腾保佑氏族捕鱼丰收。

原始社会祭祀活动，进入文明时代并没有烟消云散，而被纳入礼仪范畴。这个人就是周初政治家、周武王之弟姬发，因其采邑在周(今岐山北)又被称周公。周公曾助武王灭商，辅佐成王。相传他传承夏商礼制，制礼作乐，把敬神祭祀列入礼制。《礼记·祭法》中所载，祭天、祭地、祭星、祭日、祭月、祭山林神等。《礼记·祭法》中载：“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这里所提到的被祀者，都是为国家、民族和氏族御灾捍患的有功者和定国制法的有功者，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崇奉祭拜的共同先祖就是轩辕黄帝，他肇启华夏的丰功伟绩永远被人们铭记。

显然，传统节日是古人社会生活的活化石。从大量的文献资料，出土实物证明，传统节日中保留着人类认识起步阶段的幼稚足迹，凝结着“人之初”的心态、愿望和幻想，是人类文化积淀的一部分，是传统节日产生的土壤。

二、汉武帝节日情结

在中国节令史中重量级的历史人物首推一代雄主汉武帝(前156—前87)。他虽是楚人之后，却有秦人血统，生于长安，长于长安，在长安执政达54年，占西汉王朝四分之一的时间。在他执政期间，两汉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如日中天，进入全盛时期，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传奇的英雄典型。他一生好动，天真、活泼、好奇、好幻想。他除了穷兵黩武外，喜欢乐舞、喜欢游历、喜欢文学、喜欢美女、喜欢神仙。他既是军队的统帅，又是海上经常的游客，是皇家乐队的创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运动场上最忠实的观众，方士们最忠实的信徒，李夫人最忠诚的丈夫，节日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皇帝。如果说汉文化把楚文化、齐文化、秦文化熔为一炉而形成了浪漫、多元的特点，使这个时代充满了浪漫精神，那么这个时代的象征人物就是汉武帝。秦人的好勇，齐人的倜傥风流，楚人的多愁善感，都集于汉武帝之身。在汉代，汉武帝与节日结缘已久，成为节日文化中的宠儿。据《汉武故事》载，汉武帝于乙酉年(前156)七月七日生于漪兰殿。在《汉武帝内传》中叙述，汉武帝七夕节时与王母娘娘相会。汉武帝在昆明湖畔刻牵牛织女石像。汉代许多画像石、画像砖中也有汉武帝与王母娘娘相会的画面。《史记》、《汉书》等正史中记述，三月上巳，汉武帝祓禊于霸上，在姐姐平阳公主家与歌女卫子夫相识，后立为皇后，主后宫38年。至于汉武帝率十八万骑兵，行程一万八千里封禅于泰山时，也没有忘记以牛祭日，以羊彘特祭月。他在甘泉筑泰一坛，祭昊天上帝“泰一”，在坛下用祭天礼规格祭祀五帝。白帝、青帝、皇帝、赤帝、黑帝。

值得关注的是，汉武帝时代，节日文化勃兴，制礼活动出现了空前热潮。正如《史记·礼书》所云：

乃以太初之元年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礼，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www.daowen.com)

在这节日文化热潮中，“改正朔”呼声此起彼伏。正朔，即一年的第一天。正，一年的开始;朔，一月的开始。汉初传承秦制，推行颛頊历，以十月为岁首。颛頊历经百年的施行，与天象不合，常有日食在晦(月未)的天象。汉武帝元封七年(前104)中冬十一月甲子日正好是合朔(初一日)，并且值冬至节，这在古代被认为是千载难逢的历元，也就是以冬至为天文年的起点，是历法起算的理想时刻。夏阳(今韩城市南)人、太史令司马迁与太中大夫公孙卿、壶孙等建议“宜改正朔”。汉武帝乃与御史大夫儿宽等议后，便下诏召集民间治历者二十余人，收集了十八家不同的历法，由太史令司马迁、方士唐都、巴人落下闳、历官邓平等人制定新历。邓平、落下闳等以天象实测和长期天文记录为依据，以正月为岁首，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施行新历，即太初历。太初历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

推行太初历后，以冬至作节令起点推算时令。如冬至后第二个戌日为腊日(十二月八日)，冬至四十五日是立春，冬至为百五日是寒食，冬至为百六日是清明。从此冬至成为历法起算的最佳时刻。

太初历，又称“八十一分律历”，又称夏历。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此后两千多年，历法虽然多次修订，但与立春相配合的正月岁首没有改变。岁首的不变意味着二十四节气与月份的对应关系基本固定，便于农耕活动，有利于人文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协调，使传统的节日文化有了较为固定的时间，也为后世探索传统节日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时间坐标。

太初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也是我国历法史上一次重大改革，创新之功不可灭。

(三)节日辉煌在盛唐

唐代是一个政权开放的时代，许多才艺之士得以登堂入室，施展抱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人们创新思维被空前的调动起来。历史的长河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九曲连环之后在此一泻汪洋。而与长安结缘的太宗、女皇、玄宗因势乘便，成就了千秋功业，缔造了盛唐的煌煌气象。

长安是当时最繁华的大都市，东到大海，西至昆仑，北接大漠，南到崖州，四方人士无论是倜傥的文士，还是带剑的游侠，凡有所抱负者大都慕名而来。朝廷中聚集了不同民族各种肤色的人，粗犷尚武的突厥义士，高鼻深目的西域胡客，进行着物资贸易，文化交流，为唐朝注入了勃勃生机。

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许多外国宗教在长安传播开来，使唐代节日文化丰富多彩，呈现多元化。巍巍的大雁塔向世人表明这里是高僧玄奘译经、传教、创立法相宗的盛地;上刻十字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九年(635)叙利亚传教士何罗本抵达长安，传播基督教义，受到礼遇的过程;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创建清真寺碑记》叙述着：天宝元年(742)修建清真寺的过程。显然，佛教、基督教(景教)、伊斯兰教在唐长安立寺传教。除此之外，还有从波斯传来的祆教，摩尼教。缅怀这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给后人以无穷的精神启迪。

值得关注的是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流行地区有限，尚未成为宗教主流。唐代流行的主要宗教是道教和佛教，唐初，施行尊道政策，唐玄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令道士位在亲王之次。而武则天、唐中宗、懿宗却崇佛，使佛教进入全盛期。与此同时，道教、佛教的宗教节日也颇为流行。其中独领风骚的是盂兰盆节，它是颇具人文关怀的节日，既是道教的中元节，又是佛教的盂兰盆会，民间称之为“鬼节”。节日的主旨是表达生者对故人的追思、关怀和救赎，它与儒家的慎终追远思想相通，亦合乎道家修行标准，成为集佛、道、儒三家学说于一炉，于是成为社会各界关注、举国风行的宗教节日。唐代每逢七月十五日，道教宫观举行“祈福吉祥道场”，寺院亦举行法会，皇家以音乐、仪仗送礼佛盆到各官寺，献供种种杂物，民间施主也到各寺献供。《旧唐书·代宗纪》载，唐代宗李豫曾于大历元年(766)，在宫中内道场举行盂兰盆会，设高祖以七圣位。树建巨幡、书帝名号。自太庙进入内道场，梵乐悠扬，旌幢蔽日，百官于光顺门外迎拜导从，此后历年如此。据《太宗僧史略》载，唐代盂兰盆会极为奢丽，往往饰之金翠，耗资达百万以上。唐武宗会昌四年(844)长安皇家寺院举行盂兰盆会，日本留学僧园仁曾亲临其境，他在《入唐求法巡礼记》说：

(长安)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诸寺作花蜡、花饼、假花、果树等，各异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

唐武宗尊崇道教，但盂兰盆会，竞相以“奇妙”精美的供品供佛，不难看出当时社会尊佛之风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