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开启丝绸之路

现在我们的视线回到西方大千世界，去看看汉帝国的西邻——西域。

提起西域，自然就会使人遐想到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及其探险家张骞等人，那么，我们就从这里步入这条千万匹丝绸铺设的友谊之路。

张骞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尽管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但大规模的交流却始于汉武帝时代。那时汉帝国国势如日中天，进入了全盛时期。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凭借着“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汉书·西域传》)的雄厚经济势力，开拓疆域，并向西挺进。建元三年(前138)，派遣汉中人张骞通使西域，寻找被匈奴驱逐西迁的大月氏人，希望他们返回故地，共同夹击世仇——匈奴贵族。

张骞弃身狂野，冒寒暑，历艰险，越葱岭，经大宛(费尔干纳盆地锡尔河上游东面)、康居(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的地区)，到达大月氏(今阿姆河中部，主要地区在阿富汗境内)。正在角逐的中亚细亚游牧种族，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持汉节、为人坚忍、诚信的探险家，他们情不自禁地唱着原始的牧歌，欢迎探险家的到来。尽管大夏故地上肥沃的土地，已软化了大月氏人，不愿返乡复仇，但一条贯穿中亚内地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交通干线——“丝绸之路”畅通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新时代的序幕拉开了。张骞的名字也镌刻在这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上。

丝路地图

张骞自西域探险归来，轰动朝野。十三年的西使，“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汉书·张骞传》)。他给“好勇”、“好利”的汉人的刺激，如同后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欧洲人的刺激一样，大大开拓他们的视野。他无疑告诉汉人，昔日被认为“五谷不生”、“其土烂人”(屈原《招魂》)的神仙世界——西域，那里是奇妙的世界，不仅有开化的蛮夷，崛起的国家，而且还有可爱的牧群，甜美的葡萄，无数的金银。

张骞通西域

于是，长期被封锁在黄河流域的狭隘世界之中的汉人，恍然大悟。那甘甜的葡萄酒，美丽的鸵鸟、高大的汗血马，对汉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因此，汉武帝在继续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又派张骞第二次通西域。从此，汉帝国派赴中亚各国的使节，相望于道。每年多的十几趟，少的也五六趟，每一行大的几百人，小的也百多人，万里不绝。他们携带者精美绝伦的丝绸、漆器，踏着张骞的足迹，由长安出发，西出阳关。

当此之时，请求出使西域，或应募前往西域，成了郡国英豪或追逐厚利的冒险商人的一条新辟的出路。他们把中国特产、文化艺术带到了中亚细亚。服大宛、康居、奄蔡之王，受大月氏、安息、罽宾之贡，于是西汉帝国的文明声威，便广蔽中亚乃至罗马的文明中心了，此时，西汉的文明光辉，不仅照射在天山南北，而且照射在黑海、里海之南，即将与西欧文明的光辉交光连彩。

当汉朝的政治使节、商人翻山越岭，或远涉重洋之时，薄如蝉翼，轻若烟雾的中国丝绸，色彩缤纷的印花织物以及千姿百态的刺绣，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中亚游牧种族。从安息响箭队退伍的士兵，大月氏骑兵队中亡命的骑士，混杂在中亚政治使节的行列中，成群结队地东来，他们骑着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奔驰在丝绸之路上。

当此之时，假如我们登上冰雪皑皑的帕米尔高原纵目瞭望，一定会看到一群一群的骆驼商队，满载着沉重的货物，风尘仆仆于东西大道上。他们中有汉王朝的使者，也有新疆各族的商旅，也有中亚的牧人，也有印度的传教士，也有安息响箭队俘获的罗马俘虏，他们之间操着不同的语言，走过浩瀚的戈壁滩、渺无人迹的大沙漠，爬过峰峦际天的雪山和冰川。随着他们的足迹，遥远的东西方文化，像一见钟情的恋人，相互拥抱在一起了。

随着中亚政治使节、商贾的东来，西域的货物云集长安。你看“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真是“殊方异物，四面而至”(《汉书·西域传赞》)，京师长安藳街蛮夷邸，门庭若市，“蹙眉峭鼻，乱发卷须”(《通典·边防九》)的异国客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正如清人龚自珍在《汉朝儒生行》一诗中所说：“匈奴左臂乌孙王，七译同来藳街宴。”

与此同时，大宛的葡萄、石榴、胡麻，乌孙的黄瓜，奄蔡的貂皮，大月氏的毛织品，异域的杂技、音乐、绘画艺术、风土人情，也跟着他们的足迹注入中土。其中，杂技、音乐等艺术最为活跃，首先引起汉人的关注，受到汉帝国最高统治集团的重视，成为最早的两束友谊的礼花。

尽管此时罗马正在远征埃及，战马在金字塔下嘶鸣，与汉帝国没有直接的交流，但此时古希腊人已把他们的优美文化播撒在中亚细亚的原野上，而这些分食希腊文化成果的中亚游牧种族与汉王朝的文化交流已进入热潮。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占领今日伊朗(即波斯)地方建立安息城市国家的阿萨息斯人，作为罗马与汉朝的文化交流的中介人，曾遣使给汉帝国送来大鸟卵(鸵鸟蛋)及罗马幻术家。当这第一批未留下姓名的罗马艺术家踏上“丝国”之土时，汉武帝心花怒放，给予隆重接待。这一年春，汉武帝在气势雄伟的长安平安乐观召集了许多外国来客，布置了酒地肉林，举行了空前盛大的宴会和赏赐典礼，并令长安三百里以内的百姓前来观赏。在宴会中，中国杂技艺人表演了精彩的“扛鼎”、“戏车”、“摔跤”等百戏，婀娜多姿的女艺人表演了“巴渝舞”等乐舞，罗马艺术家也演出了壮丽的“鱼龙曼衍”、“海中碣极”、“吞刀吐火”、“自缚自解”等幻术，缅甸、印度的艺术家分别表演了惊险的“都卢寻橦”、“水人弄蛇”。于是中外乐舞百戏，推陈出新，蔚为异彩。

这次盛大演出，向外国不同肤色的观众展示了汉王朝是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充满活力的国家。这次东西方杂技会演，在亚洲艺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甚至在世界艺术史上也应有一定的地位。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新起点。从此后，西域的文化不断东传，异域的箜篌、琵琶、筚篥之类的乐器，《鼓吹》、《铙歌》、《摩诃兜勒》等乐曲，“屠人截马”、“吞刀吐火”、“易貌分形”、“自缚自解”等幻术，纷纷进入汉廷的乐坛、艺苑。中原地区的古典乐舞百戏，注入了新的内容。汉文化艺术吸收了各个不同民族的精华，使其成为一个包容各种文化的复合体。由此我们也看出，国家强盛、经济繁荣之时，应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最佳状态。(www.daowen.com)

这时，魄力雄大的汉武帝，下令在河西设郡县，筑长城，建障塞，设驿站，保护来往于丝路上的使节、商贾，派出公主结好乌孙。假若此时，我们沿着这条西北的国际大道漫行，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兵车、马队，正在搜索沙漠中的匈奴残余势力;可以看到秦长城向西延伸;可以看到汉代守望的戍卒;可以看到美丽的细君公主正向乌孙迈进。沉寂了多少年的大沙漠，如今又热闹起来了。

与此同时，汉武帝施行开放政策，常常鼓励汉朝官吏大胆引进、吸收外来的文化，博采各国之长。大胆地创造、革新、打破框框，突破传统，促进汉文化的繁荣。请看：中亚、西亚的“狐腋裘千皮”，已摆在城市琳琅满目的商品之中。西域的毛织品，已进入汉人的家庭生活中。异域的音乐也被艺术家吸收，大音乐家李延年“因胡曲更造声二十八解”(崔豹《古今注》)，“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汉书·外戚传》)，博得了汉武帝和贵族们的喝彩。这里所谓新声，自然是中外乐曲熔于一炉的新作。

至于西方传入的幻术，经过汉朝无数艺术家的改造、加工，变为民族艺术，更是大放异彩，风行一时。自此，杂技艺术便成为达官显贵、巨商大贾、地方豪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项目。御史大夫桑弘羊说：“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盐铁论·崇礼》)他们不仅生前爱好乐舞百戏，死后让在墓葬里刻画着一幅幅欣赏乐舞百戏的生动场面，以继生时之乐。甚至在民间工艺美术品中，尽是“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盐铁论·散不足》)，甚至连办理丧事，也是“歌舞徘优，连笑伎戏”(《盐铁论·散不足》)。以致使当时的守旧儒生也发出这样的感慨：“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盐铁论·崇礼篇》)

显然，经过这次空前的文化艺术大交流，使汉文化艺术融合了异域文化，且以此为起点，进入了一个极其光辉灿烂的时期，并以它那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翘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与罗马文化同驱。

经过这次文化大交流，虽然作为体现罗马强大的思想产物，并受到城市自由民欢迎的广场、凯旋门、圆剧场之类的建筑艺术，尚未传入中土，但汉代其他文化艺术也曾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传世的西汉铜镜纹饰，如蟠螭镜、星云镜、重圈镜、内连弧纹镜，在继承先秦遗风的同时，又打上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烙印。绘画艺术虽然早已磨灭于悠久的历史时代之中，无复遗存。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西方探险家曾在中国新疆地区和中亚一带，多次进行考古发掘，使一些绘画艺术品重见光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曾三次考察，在其《西域考古记》中说：当时希腊、罗马式的毛织物或织作毛织物的技巧已经传入，这种具有希腊、罗马式图案的毛织物，已在塔里木盆地的汉墓中发现，他说：“装饰的织物中，精致的地毯残片所显示的风格，丝毫不错是‘希腊罗马式’的，无论是本地制造或是从极西的中亚输入，我们可以看出一种文化力量显著的说明。”因为在地毯上，“有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土’的头部，另外一块地毯残片，很奇怪地反映出中国同西方美术混合的影响。”“在这块地毯上，边缘部分的装饰风格，很明白地是‘希腊罗马式’的，但花纹中有着拊翼的马图案，这又是中国汉代雕刻的所常见。”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900年前后在新疆考察。在罗布泊附近的古代军屯地楼兰的遗址里，发现了一些毛织品和丝织品残片，推断为汉代遗物。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研究中国丝织品而蜚声史坛的瑞典纺织史专家西尔凡女士，在1949年出版的专著中曾强调这些汉代遗物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这些织物残品含有东方和西方的因素。1928年—1929年法美联合探险队罗斯特捷夫从叙利亚幼发拉底河岸的杜拉·欧罗波一个古代城堡式的城市(该城废弃于256年)，发掘出一件丝织品(今存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博物馆)。这件标本上有简单的几何纹。显然是受希腊或中东的织花图案的影响。美国纺织学家贝林格1945年报道了这件织品，并与著名的法国纺织学家普菲斯·忒先生最先进行了研究。普菲斯·忒先生认为“该织品是由缫丝轻拈的浅织成的，来源于中国。”这里显然议论的是纺织品，但纺织品上的图案必先有绘画为之底本，然后织出一定的花纹。因此从这出土的纺织品上的图案，不仅反映出西方毛织物进入中土，而且反映了汉代绘画受西方艺术的刺激，从而丰富了绘画创作的内容。

耐人寻味的是，文化的发展、传播，有一定的独立性、稳固性，它与政权的强弱并不都是保持均衡状态。当西汉王朝进入黄昏时期，而汉文化的发展并未停滞，它不仅表现在汉代文学的正宗——辞赋方兴未艾，汉代经学古今文之争的话剧刚刚开幕，而且也表现在与西方文化交流并没有终止。此时罗马屋大维已击败政敌，戴上了“奥古斯都”的桂冠，建立了元首政治，开创帝国的新局面。奥古斯都奖励文化，罗致文人的措施，引起东方人的仰慕。罗马史家佛罗鲁斯之《史记》，在讴歌奥古斯都皇帝功德时，曾提及中国、印度的使节，不远万里，历经四年之久，至罗马朝见奥古斯都，“奉献珍珠宝石及象”。尽管这条史料不见于中国正史，这里所谓使节恐为民间商贾所为，但它是中西文化交流并未停歇的有力证据。史家常在自己著作中或课堂上，几乎众口一词，声称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六七十年间，中国人的足迹未至西域，也未免过于绝对化了。

值得一提的是，西汉末年印度佛教的输入，也是取道丝绸之路。因此日本史学家称丝绸之路是“求道、传道之路”。自从佛教传入内地，僧侣东来在汉宣传教义，翻译佛经，带来佛教文化，也带来了中亚的风俗习惯、服用器物，对汉王朝中的贵族阶层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乃至东汉灵帝时兴起了一个“胡化”的浪潮。据《续汉书·五行志》所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这显然与当时洛阳城中居住着大批从中亚来的胡人生活习俗的影响有关。及至建安时期，被后世称作“绣虎”而有文采的曹植这位天真、活泼、重感情的王子也喜好异域的文化，当其会见书法家邯郸淳时“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等，以显示自己的才能。自然，这些东来的中亚侨民长期与汉人杂处、通婚，一方面带来了中亚文化，另一方面也接受了中国固有的文化教育，如受儒学的影响，便与汉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文化的发展就是在这种异化与同化相互作用下进行的。

尼雅墓中蓝缬棉布上的菩萨像

大批佛教徒的东来，使佛教在汉代逐渐流传。诚然，佛教主张绝对平等主义的教义，“死后天国”的期待，曾经迷惑着虔诚焚修的男女信徒，也曾迷惑了一些穷苦的劳动人民的膜拜，但伴随着佛教的东来，佛经的翻译，西方文化特别是印度文化，如文学、音韵、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塑以及医学、天文等也同时注入中土，为汉代文化提供了丰沛的水源。你看，佛教中的神怪故事，与社会上流行的神仙传说，相互渗透，互相融合，孕育出了六朝的志怪小说。演说佛经故事的俗文、变文，有长行和俚语，可以咏唱，后来给中国推演出弹词评话，这又是中国通俗文学受佛家影响的吉光片羽。梵文的发音和拼音的传入，对学者创出汉语“切音”也有启迪作用。汉语中“浮屠”(即“佛”)、“桑门”(即“和尚”)、“伊蒲塞”(即“居士”)等词汇，在东汉初已从梵文中“进口”，出现于汉明帝的诏令中。可见，汉语在汉代与印度及古代西南亚的语言文字，结下了亲密的姻缘。至于绘画、雕塑，在汉代虽然没有像麦积山等后世所出现的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衣褶繁复而飘动的雕塑艺术，但在灵帝时，丹阳人笮融在徐州、广陵间“大起浮屠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后汉书·陶谦传》)。佛塔的建筑，佛像的雕饰已开其端。四川乐山麻浩堂梁上的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汉代摩崖造像，四川彭山崖汉墓中的陶佛座，又是明证。斯坦因在罗布淖尔、尼雅两个遗址上发现雕着陀罗花纹的房梁，更是引人注目。

此外，杂技中的：“舞象”、“水人弄蛇”等艺术，倘若追踪它的源头，无一例外地都要溯到佛教文化这块“圣地”。特别值得写上一笔的是，“水人弄蛇”这一节目已为汉人所吸收。山东嘉祥武氏祠左室第五石上层及下层的弄蛇画像中，表演者衣长袍，戴高冠，表明此伎已为汉人所掌握，成为汉代民族艺术。

山东汉墓石刻　水人弄蛇

幻人吐火，现存南阳汉画馆

与佛教传入的同时，婆罗门书也进入中土。《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婆罗门书的内容，主要是天文、阴阳、算历、算经以及药书等。当时许多传教僧侣都是精于婆罗门的学者，上文提及的安世高便是代表。《开元释教录》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药。”显然，婆罗门的传入，对中国的医学、天文等方面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一定的社会文化，总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一时代的艺术也离不开一定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现实。正是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现实，才能出现这些艺术作品。

至于地处中西文化交流通道的今新疆一些地方，则受西域文化影响更大。今和田地区民丰县的尼雅遗址出土了大量汉代文物，便是有力的证明。斯坦因曾经在这里发现了东汉在西域的几个官署，在这些当年白杨、红柳掩映的官署中涂上了浓厚的异国色彩。官署里有美丽的葡萄园，有华丽的土耳其斯坦式的大客厅，大客厅里铺着织有细微几何图案的地毡，堆放用古佉卢文字写的木简。甚至在官吏或商贾的私人住宅里，也深深地印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他们的生活用具中有“刻着希腊佛教美术作风的木椅”、“腿作中国式立狮形，扶手作希腊式怪物”的靠椅，“饰以西方式地毡图案的拖鞋”，因此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认为“在这整个时期中，和田地区成为印度、波斯、希腊和中国四方面文化的荟萃点。”这个观点在今天看来不无道理。

诚然，汉代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是这个开端，不仅仅是为随之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它架设了一座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使丝绸之路成为世界文化的发源地。在这条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大道上，大流士、亚历山大王、汉武帝、唐太宗和贵霜朝诸王、萨珊朝诸王、伊斯兰教主们、蒙古的大汉们、铁木真等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都曾活跃一时。在这条大道上，班超、甘英、法显、惠生、玄奘、慧超、马尼阿克、詹马尔库斯、耶律楚材、长春镇人、常德、柏郎嘉宾、卢白鲁克、马可波罗、鄂多立克、伊本巴都他等，写下了一篇篇壮丽的史诗。在这条大道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中国文明等许多古代文明放出了异彩。在这条大道上，作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明的综合文化——宗教，诸如佛教、拜火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的东西传播，给世界文化以极大的冲击。因此，丝绸之路是世界史展开的主轴，是人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