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代的祭礼

春秋战国时代，奴隶主贵族之礼，受到冲击，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但礼作为特定的道德，仍然有延续性，为新兴地主阶级所传统不绝。因此，当秦始皇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依然重视礼仪，并以此作为治国方略。据史书载：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史记·礼书》)

这就是说秦汉择六国礼仪，尊君抑臣，依照六国法典施行。可惜秦礼焚于火，已难评述。但汉承秦制，从汉代礼仪中仍可窥其概貌。

西汉建立之初，便十分重视礼的作用，以礼来节制臣僚的行为。汉高祖虽系“以儒冠为溺器”、毫无文化教养的市井无赖，但他引兵围鲁，“鲁中诸儒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书·高祖本纪》)时，也使其对礼的作用有所认识。待其登上皇帝宝座，每逢宴会群臣，群臣饮酒争功，拔剑击柱，忘乎所以，使汉廷变成了吵闹场，高祖为此也大为苦恼，不知所措。这时降汉的秦博士叔孙通，自告奋勇，愿替新朝制作礼仪。博士在秦代是皇帝的文化官，参与议政，或顾问熟悉典章制度。汉高祖闻讯，欣然同意。于是叔孙通率领他的弟子和鲁地儒生三十多人，“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在长安郊外，用草做人，顿首稽首，导演朝仪。先教群臣，后教皇帝，如此反复一个月。适逢新年，长乐宫亦竣工，遂正式演试一次。天刚亮，群臣们各按自己的等级，一次次的被谒者引进殿门。此时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车骑，陈设了兵器，升了旗帜，殿上传一声“趋!”殿下的郎中数百人就夹侍在殿外的两旁;功臣、列侯、诸将军、官吏都向东站立;文官传呼警卫;从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员依次向皇帝朝贺。殿堂上无不肃穆。及到朝贺完毕，又在殿上置酒，文臣武将都低着头饮酒，无人敢喧哗失礼。这时汉高祖抬头一望，殿堂上庄严、肃穆，鸦雀无声，暗自高兴。待朝仪结束，高祖情不自禁地说道：“我今日方知皇帝的尊贵了!”遂拜叔孙通为太常(掌宗庙礼仪)，赐金五百金。他的弟子们也各有酬金，自不必说。自此后，汉朝有了朝仪。及至惠帝时，叔孙通又定“宗庙仪法”。与此同时，在太常以下设立许多官属，设有专职官吏，掌管礼仪。由精通礼仪的人充任。如汉初的鲁人徐生，“善为容”，在汉文帝时任礼官大夫，他的子孙及弟子，也多以善礼作汉朝的礼仪大夫(《史记·儒林传》)。

自叔孙通为汉朝制定礼仪之后，无论是历代皇帝，还是有识之士，无不重视礼仪。太史公司马迁就对礼仪赞颂备至。他说：

洋洋美德乎!宰割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史记·礼书》)

司马迁还总结了先秦以来礼仪的发展过程，断言：“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史记·礼书》)就是说，天下子自士以至于帝王，能从礼者则安，不从礼者则为乱，礼成为国家兴亡的关键因素之一。《后汉书·礼仪志》也说，如果不实行礼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

秦汉时代之礼俗，除了宫廷君臣之间的朝仪外，其余的礼大多数是继承古礼，按照《周礼·大宗伯》的传统说法，有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等五类。如按社会风俗来看，主要是婚俗、丧俗、祭俗、节俗等。婚俗、丧俗，本文专谈祭礼。

祭礼，内容很多，主要是指祭天地、祭社、祭祖等崇拜天地之间和尊祖活动。

祭天地

在皇帝祭天地活动中，其影响最大的封禅。所谓封禅，就是祭祀泰山的一种隆重典礼。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甫)山或肃然等筑坛祭地曰“禅”。可见封禅就是祭天地的一种祀典。

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有些儒生认为五岳中泰山最高，甚至连博学多艺，曾周游列国的孔子也曾说过：“登泰山而小天下!”他们认为人间最高的帝王应当到最高的山头去祭天上最高的上帝，以表示王者承受天命治理下民。据说：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称霸于中原之时，便想行封禅之礼。管仲提出异议，认为从前封禅，嘉禾生，凤凰来，东海得到比目鱼，西海得到比翼鸟，然后行封禅礼。有自知之明的齐桓公，深知自己没有那么多祥瑞，只好取消了封禅的痴想。

据《文献通考》载，首先实行封禅的是始皇帝嬴政。战争的胜利，统一的成功，至高无上的皇权，使他更加神气和威风，遂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亲自率领臣僚至泰山顶上行封礼，又到梁父山去行禅礼。礼毕立碑歌功颂德，宣扬君王的威仪。

然而封禅之礼，是历代帝王举行受命大典的最高礼仪，非“明君圣主”，一般君王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倘若帝王功德俱无，而欲强行封禅之礼，势必触犯“上天神灵”，招致杀身灭国之祸。秦始皇自以为“功盖五帝，泽及牛马”(《史记·秦始皇本纪》)，便匆忙封禅。不料十年之后，秦王朝却在戍卒陈胜、吴广首倡的起义军打击下，迅速灭亡，成为历史上短命的王朝。历史嘲弄了这位始皇帝。但是，儒生们为了维护天命。认为秦始皇无功无德，说什么“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汉书·郊祀志》)意即他没有资格举行封禅典礼，所以他没有走到山顶，就犯了天怒，上帝以风雨来惩罚他，不久就亡国了。这样汉儒又进一步抬高了上帝的权威，提高了封禅之礼的地位。

汉初，百废待兴，加之东部地区分封了许多封国，高祖不便到泰山封禅。文帝之时一度有博士诸生谋议巡狩封禅之事，但无封禅之举。景帝之时，封禅之事，无人问津。直到汉武帝即位，天下太平，家给人足，汉王朝如日中天，正是大有作为之时。“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朔”(《史记·封禅书》)。这位雄心勃勃的少年新君，又是一个好动的皇帝，遂令儒者赵绾、王臧等一班公卿，草拟巡狩、封禅。然而，朝廷大权操纵在他祖母窦太后手中，有这位黄老信徒的掣肘，武帝只好把雄心暂时按捺下去。过了四年，窦太后寿终正寝，昔日鼓噪封禅礼的儒生们，马上出来摇唇鼓舌，方士们也遥相呼应。元鼎四年(前113)，齐人公孙卿上书武帝，称武帝在这一年要得宝鼎，鼎上有从皇帝传出来的文书，上面写道：“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黄帝得上泰山封”。(《史记·封禅书》)最先受鼎的齐人申公曾预言：“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史记·封禅书》)武帝自从得宝鼎、鼎书后，遂与公卿诸生共议封禅事，令儒生们草拟封禅仪式。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大张旗鼓，兴师动众，举行第一次大规模的登泰山封禅活动。他首先动兵十余万，北巡朔东，还祭黄帝陵于桥山(今陕西省黄陵县北)。之后，东巡海上，与侍中奉车子俟登泰山，举行封禅。次日，又禅于泰山之下的肃然山，当他举行封禅时，下令叫人把远方的奇兽飞禽放了满山，象征祥瑞不召而至。加之，这几天，风和日丽，万里无云，武帝格外高兴。礼毕至后，他坐在明堂，志得意满，受群臣的轮番上寿。此时，他如释重负，心花怒放，欣然下诏改元为元封，纪念封禅之壮举。

汉武帝的封禅，今人看来不过是一次远游或集体登山活动而已。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人眼中，那是一件意义重大的活动。如史学家司马谈，时任太史令，尚在洛阳，无法参加封禅，灰心丧气，郁郁寡欢，不几天便卧床不起。当他在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这件令人伤心的事，向爱子子长哭诉道：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史记·封禅书》)

今天我们读这几句话，仿佛看见了太史令当年那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的情景。从太史公的伤心，使我们可知封禅之事，虽儒生首倡，方士鼓吹，竟然使黄老之徒如此悲伤，从中可以窥见汉人对这件事情重视的程度。风流之子司马相如，临死前夜曾“遣札书言封禅事”写道：

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壮观，王者之韦业，不可贬也。望陛下全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从司马谈、司马相如对封禅之事的重视，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封禅活动是汉代极为隆重的大典，是当时最高的礼仪。

元封元年之后，每隔五年，武帝必登泰山封禅祭天地，前后计有五次之多。显然，汉武帝时代，对封禅之礼的重视达到高潮。

纵观秦汉代的封禅，一般说来是易姓而往的开国皇帝举行的盛大的受命典礼。然而儒生其所以把它看得如此高大，规定得如此严格，正是为了通过树立上帝的绝对权威来神化地上的皇权。

祭天地礼俗，除了封禅，还有郊祀。郊祀就是天子在国都百里之外郊外，设立祭坛，以祭天地。郊祀志礼至迟不会晚于西周。

秦一统天下，适应神化皇天的需要，对郊祀礼十分重视。但秦始皇没有继承三代郊祀之礼，而是承袭了秦文公以来在旧都雍(陕西凤翔县南)郊祀四时之礼。祭祀之法是三年一郊，大约在十月天子亲临郊外举行郊祀礼。

西汉建立之初，汉高祖以赤帝子自居，闻秦有白、青、黄、赤之祠，却无黑帝祠，遂立黑帝祠，名为北畤。祭法是承袭秦制。到了文帝时，也曾于公元前165年(文帝十五年)夏四月，“至雍见五畤，行亲郊之礼。”(《汉书·郊祀志》)景帝时，也曾至雍行亲郊之礼。(www.daowen.com)

武帝即位，行郊祀之礼更为频繁。俄而在长安东南郊祭泰一，俄而祭三一(天一、地一、泰一)，但郊祀的处所一般不固定。大约是三年一郊祀，郊祀之处，先后有雍、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汾阳(今山西省万荣县)等处，郊雍五畤皆秦、汉初故事。在汉武帝时代，于甘泉泰一祠，郊祀礼的具体方式、地点仍在形成中，尚未制度化。尽管此时祭天在国都西北的甘泉，祭地在国都东北的汾阳，相距三百余里，好在武帝好动不好静，喜欢游历，喜欢神仙，为了事天通神，跑二三百里，也乐在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时代为举行郊祀仪式，令司马相如作词，大音乐家李延年配乐创作了《郊祀歌》，赞美天地神，歌咏神灵、祥瑞，自汉代以后历代王朝都沿袭汉制，作郊祀歌以供祭祀天地。

元帝以后，西汉社会危机，特别是成帝元始中，政治黑暗，儒生托古制度的呼声越来越大，纷纷上书主张恢复西周古制，认为祭天地的郊祀之地必于长安之郊。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等为首的儒臣倡议道：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甘泉泰畤、河东吼土之祠，宜可徒置长安，合于古帝王(《汉书·郊祀志》)。

参加这场辩论活动的达五十八人之多，结果匡衡一派以五十票对八票的压倒优势，使其主张获得了成帝的批准，其后虽有几度反复，但终汉之世郊祀之地，定于国都之郊毕竟被确定了。由此看来，汉代郊祀到成帝时基本确立，其中心问题是确定郊祀的处所，“必于国郊”。此时儒生热衷于恢复西周郊祀之礼，是与当时社会矛盾激化，需要进一步加强皇权，“承天治民”的神秘权威，有密切关系的。

由以上可以看到，郊祀治理比封禅更为简便易行，更具灵活性。

从郊祀、封禅礼，可以看出他们有共同之处，都是祭祀天地之礼。在统治阶级看来，天、地是有意志的人格神，是人世间的最高主宰，因而不惜一切、举行盛大的典礼，以此来神化皇权，提高皇帝的绝对权威。不同之处，封禅的地点在泰山，而郊祀的地点，在国都之郊，前者礼仪隆重，后者简便、灵活。

除郊祀外，凡遇大事，如皇帝即位、朝会、盟誓、封拜等都立坛祭天神。此外，对日、月、星、辰、风、雷、电诸神都有祭祀。

祭社

祭社就是祭社神。

古人常以皇天后土并称，皇天即天神，后土即“社神”，也称土地神。据《礼记·祭法》记载：红发蛇神的水神——共工氏，有一儿子名叫勾龙，曾任土官，平定九土，故后人祀后土为“社神”。社神包括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之神。但社神中，以社稷为首。社是土地，稷是五谷之长。稷非土无以为生，土非社稷无以见生生之效，因此有社必有稷，有稷必有社。“人非土立，非谷不食”(《白虎通·社稷》)。土与稷为人类生活衣食之源。我国以农立国，农为立国之本，重农贵粟是历代帝王的既定政策，对社稷十分重视，“凡建邦立国，立其社稷”(《周礼·地官司徒·小司徒》)。以社稷为国家的代称。关系国家安危之臣称为“社稷臣”。“执干戈以捍卫社稷”，也是士责无旁贷的义务。因之帝王、诸侯奉社稷为土谷之神，而设坛立庙以祭祀，称之为“祭社”。以此祈求国家的兴盛，种族的繁衍，五谷丰收，无水旱之灾。

西周祭社有郊游社，郊以祭上帝，社以祭后土。凡立国者，皆有设，行郊社之礼。冬至日祭天于南郊称为“郊”。夏至日祭地于北郊称为“社”，合称“郊社”。不过，天子、诸侯的祭社之礼有明显之别。封禅、郊祀是天子祀天地之礼，诸侯不得参加。但诸侯可以祭社神，所以史书云：“天子祭天，诸侯祭土”(《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大夫都有“社”，其名称不同。据(礼记)云：

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神，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神，曰侯神;大夫以下，成群立法曰置社。(《礼记·祭法》)

这就是说，古代帝王祭祀土神、谷神所设之坛，称“太社”和”“王社”，诸侯受土于王社后，回归封地，所立志社称“国社”和“侯社”，大夫以至庶人，都立社，庶人二十五家为一里，里各立社，为“里社”。里社是私社，其余为官社。官社祭社稷神，里社祭土地为神。可见，在先秦时代，尊如天子，贱如庶人，都在祭社，祭社之所称为“社稷坛”。

祭社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到了秦汉时代仍传承不绝，盛行不衰。当秦始皇一统天下，法家学说勃然高扬之时，祭社活动依然频繁。秦始皇不仅封泰山、禅梁父，而且南至湘山，东登会稽，祭河神，望祭海神，同时下令郡县守令也祭其所属山川之神，三老祭社神。民间里社的祭社活动也热闹非凡。陈平微时，曾在乡里举行的祭社活动中，担任社宰。待祭社完毕之后，把供给社神之肉(称“社肉”或“福肉”)，分给各户吃掉。由此看来，秦时祭社要供牛羊肉或酒，祭社完毕之后，便在社神面前饱食牛羊，也可能开展狂热的歌舞，乃至自由恋爱活动。以赤帝之子自诩的刘邦，把秦代的上帝(白帝)一剑斩为两段之后，也曾高高兴兴去丰东的枌榆社进行祈求活动。

汉高祖刘邦，虽系一市井无赖，但对祭社活动十分重视。当他仗剑灭秦，烽火硝烟尚在弥漫之际，还念念不忘祭社活动。他不仅立白、青、黄、赤、黑五帝之祠，而且召故秦祀官，置太祝、太宰，令依照秦时礼仪，祭名山大川，令各地官吏祭官社。及至他击败劲敌项羽，戴上了皇帝的冕旒时，下令在丰治枌榆社，以猪羊肉祭祀，在长安置祠祀官、女巫。不久又令天下立灵星祠，以春二月、十二月祠稷神。但从高祖到武帝初年，在国家祭祀礼中，却偏偏没有祭祀后土，所以到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采纳太史令司马谈、祠官宽舒之议，东幸汾阳立后土祠，使祭祀制度逐步完善。至于民间私立的里社或以二十五家立一社，或以百家共立一社，各自祭祀。

平帝元始中，王莽执国柄，与孔光、刘歆等，依《周官》所载，恢复了西周繁缛的祭祀制度，称天为“皇天上帝泰一”，祭坛为“泰畤”;称地神为“皇地后祈”，祭坛为“广畤”。将“兆五帝于四郊”的制度付之行动，在官社后面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于是西周时代的古社稷之礼，在王莽托古制度的呼声中全部恢复，史称“元始之制”。

汉代祭社稷神的官社在二月，《太平御览》卷十九引崔寔《四民月令》：“二月祠太社之日。”祭社是一件典雅、纯正、庄重、肃穆的大殿礼仪。此时，祭祀的酒、肉，参加祭祀活动中的人，一举一动，包括穿衣戴帽，都要纳入礼制的规范。然而在民间，特别穷乡僻壤的乡曲，所举行的祭社活动，似乎没有那么令人不堪忍受的沉闷，而是另一番气象。据《太平御览》卷五三二《礼仪部》引《淮南子》载：“夫穷乡之社，扣翁拊饼，相和而歌，自以为乐也。”由此可以想象，当时民间每逢社日男女老幼，共祭拜社公，礼毕，击掌歌舞相伴，尽情娱乐的情景。人们聚会欢宴，畅饮欢歌，热闹非凡。《荆楚岁时记》也说：社日，周围邻居都聚集在一起，举行仪式，祭祀社神。杀牛宰羊献祭酒，在社树下搭栅屋，然后共同享用祭祀用过的酒肉。

应该指出，汉代“社”的名称，屡有变更。西汉初称官社为“公社”(《汉书·郊祀志》)，栾布为燕相，燕齐间人为他立社，号曰“栾公社”。西汉末年称社为“社鬼”。绿林起义军逼近长安，当义军大军兵临城下时，王莽苦思无计可施，便遣使赦免城中诸囚徒，与土歃血为盟道：“有不为新室者，社鬼记之”(《汉书·王莽传》)。这里的社鬼就是土地神。东汉时则称“社”为“社公”。

祭祖

祭祖活动出现于何时，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值得庆幸的是，1981年春，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山区凌源与建平界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墓地，发掘了一座五千年的女神庙遗址，出土了一尊较完整的女神头像。在女神庙之北，还发掘出了一座人工筑起来的山台——社坛祭祀举行盛大宗教仪式的活动中心。墓前有开阔地，是筑坛祭祀祖先亡灵的场所。这座墓地告诉我们在红山文化后期，即五千年前已越过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阶段，而进入对祖先偶像崇拜的阶段。大约当时对氏族组织中有功于创业，或造福于氏族的领袖进行祭祀。

这种对祖先偶像崇拜的仪式，到了阶级社会依然被继承下来，出现了对祖宗祭祀的一系列繁缛的礼制，尤其是西周时代，把祖宗与上帝并列，确立了敬天尊祖的宗教观念。上帝是天上的主宰，天子是地上的主宰，祖先是冥世的权威，家长成了一家之主。从此以后，人人崇拜祖先，自古迄今不衰。祭祖的礼俗，成为家族中最重要的尽孝方法，也是伦理文化的中心。所以史书说：

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衰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之行也。(《礼记·祭统》)

祭祖礼制进入秦汉时代，则进一步发展完善。而这些礼制主要反映在宗庙制度上。秦人建国于周王畿故地，因此在宗庙制度上，必然继承周人的习俗。七庙供奉七代祖先。据《礼记·王制》：“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秦始皇死后，二世于公元前209年与群臣廷议尊始皇庙时，置七庙，尊始皇帝为“帝者祖庙”。后世遂以“七庙”代称封建王朝。所以秦之后，贾谊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过秦论》)。

西汉建立后，在祭祖制度上，大大突破了西周的“七庙”之制，自高祖至宣帝令天下郡国所立郡国宗庙达一百六十七所，这一百六十七所郡国庙就是祖宗庙。祭祖礼俗比较混乱，所以为史家所非，是“背经违故”。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东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