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葬　俗

汉代，一般的皇室贵族、官僚、富绅多讲究“事死如事生”的先秦礼制，对死者的装殓、埋葬、坟墓修建、祭祀活动等，形成了一套隆重而负责的礼仪制度和习俗。透过了这些礼仪制度和习俗，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国传统的葬俗是怎么嬗递演变的，而且也能看出世人的社会风尚和生活习俗。

汉代的葬俗，人们自然也会联想起咸阳北原或洛阳北邙山上，那一座座栉比鳞次、气象恢弘的汉代陵墓群。这些古代陵墓群，不但表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而且地下蕴藏着无数奇珍异宝，是我们揭开古代人类社会生活史之谜的探之不穷、揽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不过，在我国历史上，为亡人起坟丘，并不始于汉。远在原始社会时期，初民只是将死者随便掩埋而已，有的甚至只是给尸体上放置一些柴草，弃之野外。《潜夫论·浮侈篇》云：“古人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大约指的就是那个时代的葬俗。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发展，原始宗教思想和灵魂观念的产生，埋葬死者和祭祀死者等一系列问题，便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灵魂既能离开人体，那么人死之后，灵魂也自然能不死，它或者离开人体到彼岸世界周游，或者又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人们由于亲族关系多怀念死者，加之又迷信灵魂存在，便慢慢由死而不葬的习俗，转变了埋葬死者了，但并不树立特别标志。

我国葬墓中开始出现了封土坟丘及植树做标的时代，到了周代才正式开始。战国中期坟墓的形制、高低、大小，甚至植树的多少，已成为死者爵位等级的标志。其中高大如山陵者，则称坟丘为“陵”。如公元前335年，赵肃侯“起寿陵”(《史记·赵世家》)，这是古代君王坟墓称“陵”之始，也是中国历史上活着的君王修建寿陵的最早记载。

历史进入汉代以后，不仅帝王陵墓建筑上承秦代制度，依然修筑得高大如山陵，而且墓旁的建寝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些帝王陵墓之所以为“陵”或“山”，不仅因秦汉时代人们以高大为美的审美观念，更重要的是以山陵之大显示墓主在封建等级制中的最高身份。因此，在这一观念形态支配下，人们把国君的去世称之为“山陵崩”。

寝，是皇室宗庙后殿或墓侧藏先人或墓主衣冠之处。《后汉书·明帝纪》注引蔡邕《独断》云：“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终则前制庙以象朝，后制寝以象寝。‘庙’以藏主(安神主)列昭穆(按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寝有衣冠，几杖、象生(指日常生活用具)之具，总谓之宫。……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蔡邕在这里说，建寝制度是汉承秦制，其实秦始皇的出寝也是承先秦遗风而来。当时人所以要在宗庙后殿或墓侧造“寝”，乃是因为时人迷信死者灵魂就藏在陵墓之中，那么在陵墓顶上或旁侧建造寝，就是为了死者的灵魂便于降临饮食起居。始皇陵西侧出土的“丽山宫”“左”和“丽山宫”“右”两件陶壹簋。就说明陵墓西侧当年曾建筑有供奉饮食的地方。“飤”与“饲”同，饲官就是寝园中设置的供奉饮食的官吏。1980年12月在始皇陵封土西侧约17米处，出土了两辆由铜人驾驭的大型车马，即由驷马安车和驷马高车组成了两辆銮舆。其形制是高车在前，由戴燕尾冠、穿袍背剑的驭手立在地面上驾驭;安车随后，由坐在车前轸的驭手执辔驱使。其大小约为真人真马的一半，造型生动，做功精巧，当是供秦始皇灵魂乘坐巡行之用的陪葬品。

这个考古发现，更进一步证实了古代人建寝制度产生的思想渊源。

秦代的陵园建筑，按照古礼，陵墓面向东方，处于陵园的西南角，以西方为尊。《论衡·四讳篇》云：“夫西方，长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长在西，卑幼在东。”故汉承秦制，其陵园制度，大体与秦代相同。汉代陵园方向朝东，陵墓在其西部，作覆斗形，上小下大，平顶锥状，显得异常庄严稳定。陵园城垣呈方形，四门设阙。陵寝在墓的封土西侧，陪葬区则布置在陵墓的东北方或东方。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墓丘称“陵”者，并不限于皇帝，诸侯王也可称“陵”。应劭《风俗通义》云：“陵有天生自然者，今王公坟墓，各称陵也。”应劭是灵帝、献帝时代人，他所记的汉代风俗制度，应是可信的。另外，《后汉书·明帝纪》与《章帝纪》也记载，明帝、章帝曾先后东巡，至鲁，祠东海恭王陵;至定陶，祠定陶恭王(元帝子刘康)陵。这个记载，也正好证实了时人对诸侯王陵的称谓。迄至汉魏之际，仍然沿袭了这一制度。《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注引魏略曰，陈思王上书说：“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国之任，为置卿士，居名为宫，冢名为陵。”由此可知，到了汉魏之际，藩王之墓，仍以“陵”称之。

汉代陵寝制度的变化，还表现在“古礼庙祭，今俗墓祀”(《论衡·四讳篇》)。顾亭林在《日知录》中所说的：“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汉代帝王陵墓，除了它作为主要标志的封土墓丘外，还在陵墓周围建筑有一大片的陵园建筑群落像活生生的“仪仗队”。而寝的设备则如《三辅黄图》所记：“高园(即高祖陵园)，于陵上作之，既有正寝，以象平生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以象休息闲晏之处也。”这说明，当时陵上的“寝”其主要建筑包括两大部分，即正寝与便殿。正寝的作用与秦代同，主要是安墓主神坐，为墓主灵魂日常起居之处。由供奉的宫人如同对待活人一样侍奉，清晨“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蔡邕《独断》)，每天四次，按时进奉食品。便殿是附属于正寝边侧的别殿，主要供墓主灵魂来此游乐。西汉时期，诸帝之庙各立于陵侧，每逢朔望及时节，要在庙中举行祭祀活动。每月当庙中举行祭祀的日子，要把寝中墓主的衣冠取出游历庙中，称做“月一游衣冠”。衣冠出游时，还要车骑护送，如同生时一样前呼后拥，十分气派。

其实，汉人重视墓祭的习俗，远在西汉中期就已开其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说，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与陵墓。“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太守谒武帝园庙是也。有上冢而会宗族故人者，有上冢即太官为之供具者，有赠谥而赐之于墓者，有人主临人臣之墓者，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汉时人重视墓祀，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墓葬是死者灵魂居住之处。不过由皇帝率领公卿百官以及各郡上计吏举行上陵朝拜贺祭祀典礼，确实是由明帝创始的，这样他就把代表豪强大族势力的公卿百官和各郡官吏团结在了自己周围。

汉代的丧葬习俗，仍然依照秦代实行厚葬。这在封建帝王及官僚、巨富等上层社会的丧葬之礼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晋书·索琳传》云：“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献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以充山陵。”这就是说，一个新皇帝继位一年之后，就开始了给自己建造陵墓。要把每年天下贡献的三分之一贡献，作为修筑皇帝陵的费用。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汉代皇帝群中寿命最长的汉武帝，即位后共执政五十四年，他的茂陵就要耗费汉代鼎盛时期十八年的贡献，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据《长安志》引《关中志》云：西汉陵墓一般高汉尺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近年考古工作者实测，茂陵现高仍有46.5米，顶部东西长39.5米，南北宽33.5米，陵底边长240米。陵园垣墙长430米，南北宽414.87米，墙基宽5.8米。这个数字与《关中志》所载，基本上是一致的。

汉武帝茂陵复原图(www.daowen.com)

茂陵不仅工程规模浩大，令人瞠目结舌，而且埋葬的珍宝之多也使后世为之惊叹不已。据文献记载，汉代皇帝驾崩之后，则沐浴饭含。饭含之物为珍贵宝珠。身上穿的衣服是以玉为襦、以黄金为缕的珠襦玉匣。《西京杂记》云：“汉武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蛇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蛇龙玉匣’。”《汉书·贡禹传》也载，武帝茂陵多藏金钱财物，有鸟、鱼、鳖、牛、马、虎、豹七禽，凡百九十物。及至武帝死时，由于平日储藏过多，竟至达到陵中不复容物的程度。此外，相传武帝墓中还有外国赠送的玉箱、玉杖，以及他生前阅读的杂经三十余卷。尽管后来这些丰富的葬品被赤眉军发掘去一部分，可是，时隔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仅茂陵附近的群众就交献了鎏金兽头银盘、金饼等文物一百一十八件。同时，在茂陵还出土了我国稀有的铜犀牛尊等珍品。今日，推测茂陵中仍遗存着极为珍贵而丰富的古代文物。

除茂陵之外，汉代其他皇帝陵墓规模之大，殉葬品之多，也是十分惊人的。就是被时人称颂不绝的节俭皇帝的代表——汉文帝，也概莫能外。据文献记载，汉文帝修霸陵，不以金、银、铜、锡为饰，而专用瓦器。但晋建兴年间，发掘霸陵时却“多获珍宝”(《晋书·索琳传》)。于是多用瓦器的西洋镜不穿自破。至于昏庸的成帝，为修造陵寝，“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取土东山，与谷同价”(《汉书·扬雄传》)，其劳民伤财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结果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竟然到了“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汉书·谷永传》)的地步，也真是骇人听闻了。

汉代营建帝王陵墓，其所以耗费如此巨大。主要同陵墓建筑的日趋复杂化有直接关系。西汉时期陵园礼制，主要是为供奉墓主灵魂的起居饮食，因而陵园建筑的主要工程是为之相适应的寝殿与便殿。此外，汉代陵园“寝”的附属建筑也十分豪华，如武帝茂陵据初步考察，就有白鹤馆以及供武帝灵魂驰逐走马之馆等，一个个都建筑得与帝王生时享用的宫阙一般无二。

汉代帝王的棺椁之制，在西汉时主要用木椁玄宫的建筑方式，成为古代帝王木构地宫的高峰。先秦时代人君的葬制“以雕玉为棺，文梓为椁，梗、枫、豫章为题凑”(《史记·滑稽列传》)。到了西汉时代，这种葬制发展得更趋完善，成了梓宫、便房、内外回廊和黄肠题凑的形式。汉代皇帝棺用梓木而作，称之为梓宫。梓宫的前半部分是死者灵魂设置的延宾宴飨之所，称之便房。黄肠题凑，则是“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汉书·霍光传》颜注引苏林曰)。而到了东汉时代，则发展成砖石发劵砌筑地宫，已与后世帝王陵墓建筑基本一致了。

与厚葬之风相适应，汉人也同样重视守冢风俗。西汉建立之初，高祖刘邦就下令二十家为始皇帝守冢，为楚王陈胜、魏安厘王、齐愍王各派十家守冢。至于到了后来营建西汉诸帝陵时，朝廷不仅迁徙山东豪强于陵旁，置县，而且设置陵令、属官、寝庙令、园长、门吏等官职，负责管理陵园，岁时祭祀。如汉武帝的茂陵，就专门有五千人为其守陵，负责浇树、扫除等差事。并“以晦(阴历月终)、望(十五为望日)、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汉官仪》)。由于守冢成习，西汉几代皇帝死后，在长安附近就新兴一个个繁华的闹市。如高帝的长陵县、惠帝的安陵县、景帝的阳陵县、武帝的茂陵县、昭帝的平陵县。这些陵邑中新迁来的功臣贵戚、豪富人家，其子弟整天斗鸡走马，为非作歹，寻欢作乐，使咸阳周围成了当时全国著名的花花世界。后世诗人歌咏的“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杜甫《秋兴八首·三》)，就是对当时生活的写照。

在帝王厚葬之风的影响下，一般达官显贵也相沿成习，互相仿效。如文帝的窦皇后，幼年家贫如洗，其父以钓鱼为生，不幸坠渊而死。后来窦氏入宫，被立为皇后，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廷派遣使者重新安葬了皇后父亲，起大坟于观津县城之南，高大如山，百姓号曰“窦氏青山”。西汉名将卫青死后，武帝为他筑冢像庐山。霍去病死后，武帝为他筑冢像祁连山，借以表彰他抗击匈奴的辉煌战绩，并在冢前雕刻了大型石人石马及其他动物塑像。其中像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等石雕，都堪称一流的珍品。所以光武中兴之时，就曾面对时人的厚葬之风慨叹道：“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后汉书·光武帝纪》)因埋葬死者，弄得倾家荡产，致使活着维持生活。

另外，汉代的丧葬之礼亦十分隆重。西汉初期，人死之后，一般守丧时间较短。如文帝时曾下令“出临三日，皆释服”，既葬之后“服大红(功)十五日，小红(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汉书·文帝纪》)。但到了后来却均实行三年丧制。《汉书·扬雄传》应劭注云“汉律以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凡行丧，则居官者去职，除官者赴。居葬之礼，未葬时，居服舍;既葬则不出庐寝。服葬期间，不饮酒食肉，不近妇人，不作乐，不聘妻，不访友。东汉时，人们十分推崇孝行纯至的人，如韦彪父母亡后，衰毁三年，不出庐寝，服丧期满后，竟身患疾病，骨立异形，经医疗数年，才能起身，为时人所赞颂。当然也有以行“孝”而沽名钓誉者。如孝子赵宣，葬父母后，在墓道中居住行丧礼，前后长达二十余年，乡人称赞不已，州郡长官屡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不出来，“孝”名愈来愈大。后来聪明细心的太守陈蕃却查出赵宣在墓道中生了五个儿子，于是他欺世盗名、弄虚作假的西洋镜中被戳穿，按惑众欺鬼神的罪名被处罚。

汉代帝王、贵族，达官显宦死后，送葬时则载尸柩以辒辌车，上县黄屋左纛，并配副车一乘。丧车所过，道路有祭。国家特遣羽林孤儿挽送，或派军队列阵送行。西汉重宦孔光死后，送葬时羽林孤儿诸生共四百人挽送，车辆达万余乘，道路皆举哀以过丧。霍去病死后送丧时，武帝发属玄甲军阵送行，从长安一直摆到茂陵。

正由于汉代丧葬奢丽成风，“国赀糜于三泉，人力单于郦墓，玩好穷于粪土，伎巧费于窀穸”(《后汉书·赵咨传》)。所以每遇灾荒之年，贫者无衣无食，告借无门，便只好铤而走险，发掘坟墓。据《论衡》载：“岁凶之时，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数。”像这种掘墓事件，在汉代数百年间屡有发生，层出不穷。见之于文献者，如武帝时有人盗掘文帝陵园瘞钱(瘞钱，即殉葬的钱币)。西汉末，赤眉自陇四再度入关时，曾于咸阳北原发掘西汉诸帝陵。

不过，在汉代普遍重视厚葬的风气下，也有与之针锋相对，力主薄葬的倡导者。如武帝时期的黄老之徒杨王孙，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竟以为高，靡财殚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主张以布袋盛尸，入地七尺。既葬，取布，以身亲土。他死后，其子尊父遗命，乃将他裸葬入土。此外，东汉前朝的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一书中，也极力反对时人“畏死不惧义，重死不顾生，竭财以事神，空家以送终”的陋习，力主“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虽然持以上看法的人，在汉代毕竟还是少数，但他们的言行，无疑对扭转时代风气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至于当时的老百姓的命运常常是居生不得其乐，死后不得其葬。他们的尸体或为猪犬所食，或露尸于野。王粲在《七哀诗》中曾经这样写道：

出门无所见，
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
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
挥涕独不还。

诗人在这里以沉痛的心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汉末极其真实的社会生活图画。他截取的这个历史画面，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据《后汉书·独行传》载，周畅为河南尹，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人。这些记载，不过是京师平时死后不得葬者的数字，至于灾荒、战乱年代，那种“斩介无子遗，尸骸相撑拒”(蔡琰《悲愤诗》)的景象，就更惨不忍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