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佛教的东来

佛教起源于印度次大陆，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王国的南部)王子乔达摩·悉达多所创立。于是人们称悉达多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悉达多王子的活动时代大约与孔子同时。他在青年时代，感到婆罗门僧侣权威过高，给世人带来痛苦和不幸，他便决心出家，去寻求摆脱人们痛苦的道理，他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一棵毕钵罗树下获得彻底的觉悟，而成为佛陀(智者或觉悟)。他倡导众生自由平等，并以此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很快开始流行。到阿育王时期(前264—前227)佛教开始兴盛并形成为印度的国教。公元前三世纪中叶，阿育王曾派传教僧侣，分赴世界各地，宣扬佛法。北至土耳其斯坦，南至斯里兰卡、缅甸，皆有佛教僧侣的足迹。佛教作为印度文化的精髓，开始向东方世界冲击。它经过克什米尔、中亚细亚，向中国传播。

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史书记载不一，传说纷纭，揣测附会者颇多。汤用彤先生对此曾作过详细考订，成绩显著。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所述：和阗地方在公元前两世纪左右，曾被旁遮普极西北角上的坦叉斯罗夷为殖民地。那么在秦汉之地，佛教僧侣追随殖民官吏、商人，进入塔里木盆地传教，则完全是可能之事。(www.daowen.com)

至于佛教进入中国内地，具体年月，因史料缺乏，不敢妄断，还有待作深入的研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佛教最初入中土，当在汉武帝通西域之后。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本土之人，尚不知有所谓身毒，而对其文化精神的象征——佛教，更是毫无所知。那么，出使西域的张骞，是否知道佛教，《史记》、《汉书》无一字提及，故范晔修《后汉书》时，曾断言张骞不知有佛教之事。其实并不尽然。张骞探险西域之时，阿育王传播佛教于中亚，已有一百年以上。当他跨入中亚之时，一定会见到印度佛家僧侣。即使在大夏等地，没有接触到佛教，也应该在塔里木盆地见到佛教。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报告，他在尼雅的汉代遗址中，发现“有一些木牍上用梵文书写一段一段的佛经”，时间大约是公元前一世纪，即张骞通大月氏的前后遗物。因此，我们根据这些资料推理演绎，可以看出，张骞在西域，曾经接触过佛教僧侣。出于他的使命，主要联络大月氏，了解西域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情报，而佛教之事，没有写在报告中，从而给中西文化史研究者留下了一个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令后人疑惑不解。

自张骞通西域，打开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中外使节、商队来往于这条大道上者，络绎不绝。佛教随着使者、商队的到来，也注入中土。但是，中国是一个独立发展起来的封建帝国。中国文化有完备的体系和鲜明的个性，任何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站住脚跟，取得人民的信仰，打开局面，扩大影响，并非朝夕之间的事。它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才能使其教义为一般人所接受。这样，迄昭、宣、元、成四帝约百余年间，到了哀帝时期，当恋童董贤受宠、饥饿之群行筹会聚击鼓号呼的多事之秋，佛教首先引起勇于求新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注目。《魏书·释老志》云：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王使尹存口授浮屠经。此事，虽不载于《汉书》，但首见于《三国志》裴注里。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是中亚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法又是印度传法和中国早期翻译佛经的通行办法，无论是为了口译还是出于探索，恰好说明佛教在中国传播，已进入了一个知识分子传诵的阶段。

佛教经过西汉末年知识分子的传诵，到东汉初，便获得宗室贵族的欢迎。汉光武之子楚王刘英首先在封国彭城(今江苏徐州)地区招聚方士、西域沙门，祭神求福，设“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后汉书·楚王英传》)，开布施之端。从此，释迦牟尼进入中国的神坛，浮屠之教成了贵族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