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神仙信仰

神仙之说，是战国时代燕、齐近海地区的特产。这些地区临海，海上交通发达。当人们去海上探险，受海市蜃楼幻想不测的影响，无限的追求，想象力的驰骋，使他们幻想脱离现实，悠游于自由世界，翱翔于天人之间。这种社会思想，便是神仙说产生的土壤。

当此之时，一些文化骚客出现了许多幻想，庄子创造出“真人”、“至人”、“神人”这些逍遥自在的人，他们“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胸襟。

这时又出现了方士阶层。方士们吸收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和地理知识，道家的方仙以及墨家的鬼神说，构成了神仙说的怪态理论体系。那时，昆仑神话系统中种种神奇瑰丽的故事，已流传到东方。西方的神，东方的仙融合在一起，使方士的神仙体系，更增加了迷人的魅力。经过齐威王、燕昭王等两国国君的提倡，神仙说开始在多浪漫幻想的齐、燕两地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经过方士们的渲染，到战国末年盛行起来。

及至秦一统天下，随着邹衍五德终始说的风行，地主阶级对海外的热望，方士的神仙说如久旱逢雨的野草一样，大量簇生起来，秦始皇贪生怕死，对生命的无穷欲望，使方士的神仙说走进了咸阳宫，这位曾声称“功盖五帝”的天下第一皇帝，竟现在又倾向真人，一心一意要做一个入水不湿，入火不热，不食人间烟火，可以乘云气，与天地相始终的“仙人”。从此，接蹱而往海外探险神仙世界的燕、齐方士，一批又一批东航于海上了。

“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耗资巨大，仙人未得，秦始皇也仅活了五十岁，便长眠骊山下。不久秦朝灭亡了。

汉高祖刘邦以赤帝子自诩，曾演出了一幕斩白蛇的滑稽戏。刘邦把秦人的种族神——白帝，挥剑斩为两段。这意味着，刘邦称帝，应乎天，顺乎人，成为赤帝在人间的代表。从而给自己的冕旒上增添了神圣的灵光。尽管如此，汉代的宗教仍然是以上帝为首的多神教，除继承秦俗，祭白、青、黄、赤等四种颜色的天神外，又追祭黑帝，从而出现了五色帝。这五色帝就是把阴阳五行说图像化，即将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神化。

至于神仙说，在汉武帝时期更为兴盛，众所熟知，汉武帝时代，是汉文化浪漫精神发扬光大的时代。充分表现时代精神的象征人物——汉武帝，他的一生就是在“且战且学仙”里渡过的。他在“外攘夷狄”和“内修法度”上可谓功盖千秋，然而在崇信神仙道方面，所施展的雄才，可谓浪漫、滑稽至极。他不仅东巡海上，封禅于泰山、向蓬莱找仙药，而且派使者向西探险，寻西王母仙境，求大宛马，欲驾龙(天马)成仙。你看他，成仙之心如此迫切，俄而修甘泉宫，俄而筑建章宫，置三神岛，承露盘，设仙境、求仙药，这些隆重的求仙活动填满了他的日程表。当此之时，那些鼓唇摇舌的方士们红运高照，少翁拜文将军，栾大挂四将军印，尚公主，封乐通侯，贵震天下。致使一些儒生也竞相仿效，被刘向称为“天佐之材”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也身披法衣登坛求雨(《春秋繁露·求雨》)。正如鲁迅先生在《迎神和咬人》一文中指出：董仲舒的“古怪与道士无异。”此时，其他方士更是步其后尘，跃跃欲试。“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紧，而自言有禁方能身仙矣”(《汉书·郊祀志》)。《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中此类记载俯拾皆是，方士们熙攘来往，未央宫简直成了“鬼神世界”，变成了方士们冒险的乐园。

然而，当我们在这弥漫着迷信烟雾中漫游时，从这熙熙攘攘的方士群体中，看到了道教的最初形态。你看：李少君的“却老方”，以言丹砂化黄金，食枣成仙，开后世外丹黄白、辟谷服食之术;少翁的“鬼神方”，以招致鬼神、厌胜辟恶，开后世巫鬼道之先河;公孙卿献《札书》说“皇帝宝鼎神策”，为后世造作道教神书经典之权舆，而他言皇帝骑龙，登天成仙，则又启登遐飞升之说。这亦说明，神仙的崇拜与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司马相如和司马迁称秦汉方士的神仙术为“仙道”或“方仙道”。(www.daowen.com)

尽管方士的神仙术，对后世的道教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当时因招弄神鬼，大都诈伪不实，一个个做了刀下鬼。同时随着汉朝疆域的扩大，海外文化交流的频繁，黥面文身的乐浪人，被发屈紒的倭奴人，深目高鼻卷发的西域人进入中土，方士的西洋镜不穿自破，海上神仙说的幻影消失了。

汉武帝在半个世纪中，既没有眼福会见神仙，又没有口福品尝到不死之药，“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当他即将到达生命的尽头时，如梦初醒，方知上当受骗，他的思想从上不接天下不连地的神仙世界，降落到人间，承认过去数十年的“狂悖”，发出了“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的感叹。遂于征和四年(前89)，接受大鸿胪田千秋的建议，下令“悉罢诸方士侯神人者”(《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就这样，方士们在度过了交红运的时代之后，再也不敢东航探险，重弹入海求仙的老调。侯神一类神仙术进入低潮。

元帝之后，经学勃兴，公卿中儒臣的辈起，方士们遭到排斥，神仙之说更加衰落。这里我们从成帝时甘泉泰畤郊祀太一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可略见一斑。成帝初继位，以匡衡为首的儒臣倡议，把甘泉郊泰畤的活动迁至长安。参加这场舌战的达五十八人之多。辩论的结果，匡衡一派以五十票对八票的压倒优势获胜。这件事表面好像是郊祀地点甘泉或长安之争，但当我们拨开这层迷雾，就可以窥见蕴藏着儒家与仙术之间的斗争内幕。在儒臣看来，“世宗(指武帝)立甘泉、汾阴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据经典者也”(《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虞喜《志林》)。如果郊祀地点在甘泉、汾阴，那么方士们还有活动的余地，现在儒臣正在得意之时，若郊祀地迁至长安，文饰一点儒家经义，既可以使儒学大兴，又可把方士们神圣的郊祀活动中排斥出去，岂不是一举两得吗?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儒臣们纷纷上阵。参与辩论，方士们再次败北。

经过这场论争，方士们渴望的好运气迟迟没有降临，厄运接踵不断，儒臣们兴师动众，大造舆论，指斥神仙之说的学者，纷至沓来，什么“左道”、“奸人”等等，一顶顶大帽子，接踵而来。成帝又下令罢郡国侯神方士使者所祠祀的神庙四百七十五所，使“侯神方士使者副佐、木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汉书·郊祀志》)。方士失去了国家供养，开始流落民间，谋求出路。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方士接二连三的遭受打击，活动地盘日益削小之时，不料中西文化交流的热潮，又把释迦牟尼的信徒从遥远的西方卷到中国，与方士们争夺思想阵地，神仙说如夕阳西下，更加衰落。

迫于形势，方士们只好改弦更张，转事于天文历数，以谋求神仙说的振兴。恰好在这时，在神仙说的故乡，又出现了一个“真人赤精子”的门徒——甘忠可，他以邹衍的学说为本，用五行相克的思想，造《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贡献种种“受命于天”的法术。可是他的法术并非强心剂，既挽救不了汉朝衰败，也保不住自己的身家性命。结果，儒臣们纷纷上书，告他“假鬼神罔上惑众”，把他置于死地。他的弟子又把这一套法术向哀帝进献。社会矛盾重重，加之哀帝求子心切，在计穷绝望之下，信了他的话，“更受天命”，改元易号。但茫茫天穹，天命何在?施行的结果，仍无效验，哀帝后悔，又把夏贺良送上断头台。

这时，方士改称道士。一些善观风向的道士，复掇拾星文谶记，趋炎附势，为王莽代汉制造舆论。如道士西门君惠为王莽代汉奔走，方士苏乐，起八风台于宫中，兴神仙之术。但这只是神仙术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