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离经叛道者的崛起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思想学术界结束了百家并存、争鸣论战的热烈活跃气氛，虽然一时不会涌现伟大的思想家，但有些经学大师们搞着那些繁琐的章句之学，为诠释经典一句，动辄洋洋万言，却提不出一丝一毫的新意，于是，那些章句之学的经学讲义已收到历史公正的决裁，在历史长河中，几乎全部被淘汰。就像刘向、刘歆父子这样的佼佼者，也只能讲“天人感应”。站在刘氏皇族的立场上，想借天变、灾异来诤谏皇帝，为挽救王朝的没落，反对擅权的外戚。其实刘向本人也未必那么迷信“天人感应”，而“天人感应”是汉代的权威观念，君可以利用“天名”、“天变”来诛戮大臣，驱虏臣民，臣又何尝不可利用“天变”来奉劝一下君主呢?

西汉末年也不甘沉沦为庸人的学者，想奋发有为，研究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但俱于统治者的淫威，洋洋洒洒著述几本书，还是逃不出前人之窠臼。本想有所建树，终结仍无大的作为。扬雄就是这样一个悲剧式的人物。在扬雄的少年时代，就好学不死守旧章句，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读，使其成为经学、小学、辞赋兼长的学者。他羡慕同乡的司马相如(皆蜀郡成都人)，也尊崇屈原，但是，他又认为屈原不会处世才落得汨罗江自尽的悲剧，于是写了一篇《反离骚》，从岷山投入江中悼念屈原。屈原命运多舛，固然坎坷，然而洁身自爱、忧愤投江;但是死后却能名重千古，光照日月。扬雄虽然自负处世有方，可是命运之神并未向他微笑，他的后半生正是刘汉王朝与新莽王朝的交替时期，历经西汉末年的成、哀、平三个皇帝，既未能得到高官厚禄，也谈不上施展宏图抱负。他的理想变成了一片缥缈的浮云。

汉成帝是一个好游猎的皇帝，扬雄曾多次随从巡游打猎，曾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而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意在讽谏。但是，赋中多描写山川景物、楼台宫观、车骑扈从，多靡丽之词，不仅没有起到讽谏作用，反而成了阿谀奉承之词，最后他自己也鄙视为“雕虫篆刻，状夫不为!”转而研究“经世之学”，他“以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篡》;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汉书·扬雄传》)。因此他的书中模拟者居多。扬雄虽然颇花气力。而其学术思想充其量都是前人的翻版。如从道家吸取了“玄”的观念，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神乎其神的说法;再者就是引用一些生僻的字使人难以理解。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算高明不俗。当时刘歆看了他的著作后就很不以为然，说他是自找苦吃，学者们拿着俸禄吃饱饭后用一辈子功还读不通《易》，对你的《太玄》就更难理解了。恐怕后人只能用你的书去盖酱罐子!刘歆说得固然过头，扬雄的学术著作也确实难懂而平庸。可是如果站在学术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在那儒家独尊、谶纬盛行的时代，扬雄敢于吸取黄老的基本观念，使它成为自己体系的奠石，阐发己见;反对神鬼迷信，讥笑皇帝贵族修仙学道、追求长生不死之举，在当时也算略有胆识的异端思想。面对荒淫腐败、豪强兼并的西汉末年现实，也能敢于揭露批判，从历史发展角度探讨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作用，也颇有一定道理。扬雄在调和各家学说时，有取长补短的倾向，没有恪守儒家一家之言。他的《太玄》的宇宙图式，其“玄”的观念，虽来自老子，崇尚自然，所以能傲然独立于当时谶纬迷信思潮之上，成为当时离经叛道思想的开端!扬雄虽然胸怀异端，却不愿意当屈原那样的忠直之士，他努力行中庸之道，学明哲保身之术，这是他的处世妙方。他生于乱世且不如意，王莽登基，大肆杀戮，广泛株连，扬雄曾惊惧中跳楼自杀未遂，后来又屈从王莽奉为大夫，死后史书作“莽大夫扬雄死!”遭到封建正统史学家的贬斥和耻笑。(www.daowen.com)

异端思想一旦发源，就如同滚滚洪流直冲封建正统儒家思想禁锢的堤岸!继扬雄之后，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纷纷发难，掀起了对董仲舒“天人合一”论神学思想体系的批判，横扫低级庸俗的谶纬浊流，形成了一种异端的热潮，他们的学术思想虽然得不到封建统治者的承认，但是，在人类认识的发展中却立下辉煌功勋，像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光芒穿透正统思想封锁的云雾，给黑暗中摸索前进的人们思想上投下斑斑光明。

如果说扬雄胸怀异端思想，而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地不敢直言，那么桓谭、王充则是旗帜鲜明，大声疾呼地批判。扬雄尚慑于统治者的正统思想压迫，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将异端思想透过艰涩偏僻的辞藻流于笔端，桓谭、王充则对刘汉天子当面抗争，奋笔直书，不怕杀头也不怕丢官。